以上略述朱子之四书学,此下当续述朱子之史学。
朱子之学,重在内外合一,本末兼尽,精粗俱举,体用皆备。就某一意义言,则史学属于外末,只及人事粗处用处。若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而仅注意于史学,此为朱子所不许。然在理学家中,能精熟史学者,实惟朱子一人。不惟他人无可望其项背,即求其肯在史学上真实用心者,亦不多见。
言史学,当分著史论史考史三项。朱子于此,皆所留心。其所为《通鉴纲目》,实亦是一番精心结撰之作,惜其未有成书。其他如《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伊川年谱》等,皆是朱子在著史方面小试其技,然亦开出后人写史许多法门。
朱子在论史上,尤其特多创见。大体言之,朱子论史,可分为论治道,论心术,论人才,论世风之四者。此皆在历史上有莫大关系。其论治道,则曰: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要识体。
此所谓体,即是一大格局。朱子于历代制度,无不精究。如论官制,论取士,论财政,论兵制,论刑法,论其他一切民事,无不委悉详备。而尤极注意于历代之因革。朱子认为法无不弊,弊则当变,故不主张法古而主张变法。
问:孔子监前代而损益之,及其终也,能无弊否?曰:恶能无弊。
即如秦之变周,朱子亦谓有事势之必变,亦是事势合到这里。虽说秦变得过了,但亦寄予以同情。但朱子又谓:
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有变而不得其道者。有怀挟私心而不肯变者。亦有不知变者。尤其不肯变,则是病在心术上。朱子又极论宋代建官之弊,曰:
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办,必得刚健大有为之君,须是刚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
此即在今日民主政体下,若非有刚明智勇大有为之政治领袖,仍将不足以立事。而刚明二字,实更为难得。故朱子论治道,则必进而论心术。有与陈亮龙川辨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诸长函,最为朱子论史卓识所在。朱子认为汉唐开国,一切皆本之私意,而曰:
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朱子称心术为本领,有曰:
本领全在无所系累处。有许大本领,则制度点化出来,都成好物。故在圣人则为事业。众人没那本领,虽尽得他礼乐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贝,窒塞都满,运转都不得。
陈龙川只知事求可,功求成,但若不见道义,只论功利,本领错了,终亦无事业可言。朱子此番意见,直至清初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始为之重加阐发,此可谓是理学家观点在历史学政治学上之最大贡献。
论心术,亦不在专论君主。朱子又言:
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
法弊易变,时弊在人。人之难变,以其心术本领之不易变,如此则仍须回复到理学家所讲之义理。
朱子从其论治道,论心术,而推及于论人才与世风,大本则一,不再详引。惟朱子皆是根据历史情实而加以评述,后世惟王船山《读通鉴论》,近似此一意味。
朱子又曰: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说甚盛衰兴亡治乱,直是自欺。
孔子之道,即是人道大伦理所在。搁置了此大伦理,来谈盛衰兴亡治乱,只知得有此事,不知此事背后之所以然之理,则到头只成得自欺。朱子又曰:
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却都不济事。
每一事之背后必有理,同时又必有人,须理到人到而后事始到。故变法必待要变人,救时必待要救人,此亦是个根本,朱子理学史学之通贯合一处在此。又曰: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此处说到势字,亦为治史应世者所必当注意一要项。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明得势,乃能识机会。此虽孔孟亦无如何。又曰:
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俯首太息。
势非一时做得,乃由积久酝酿。朱子又曰:
今为天下,有一日不可缓者,有渐正之者。一日不可缓者,兴起之事也。渐正之者,维持之事也。
朱子值南宋偏安之世,其生年正金兵陷临安北还之年,其卒年下距元兵入临安七十六年。生平于当时立国兵财大计,筹谋甚熟,尤于复仇北上之机会,揆度审的。谓秦桧死,高宗内禅,乃二大有为之机会。又言金亮之乱,乃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又曰:
凡事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所谓要切处,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窍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
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战便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
凡朱子指陈当时形势,规划兵财大计,不作高论,不落虚谈,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其一切见解,多从史学中来。惜其一生出仕时少,居家时多,其仕亦在州郡。身居朝廷,不到百日。凡其所言,虽皆指陈精要,恰中机宜,然亦迄未见用。至谓兴起之事不可一日缓,维持之事只有渐正之,此乃最切实之言。故其毕生惟以讲学为急,其论时事,则除明快把捉恢复时机外,在时势不符,机会不到中,仍亦一一有其维持渐正之方。史学理学会合使用,此在千古大儒中,实亦难其匹俦。后人乃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正为不治史学,乃为此孟浪之谈。
朱子于著史论史外,尤长于考史。自谓:
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
朱子考证工夫,多用在史学上,而又博及古今。考天文,考历法,考地理,考水道,考形势,考风土习俗,考阵法,考弓马,考衣冠制度,考声律,考花草,考鱼鸟,而最多则在考史事。其考古史,较其所得,亦远超于后人之毕生从事,如清儒崔述东壁《考信录》之类。其于近代史,考论愈详。如论荆公变法,新旧党争,皆经细核,不涉空言。即如其于濂溪,不仅阐述其思想,复详考其生平行事著作,使后人重知濂溪其人其事。朱子考证工夫,诚亦不可谓其非卓越于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