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着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康有为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固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政坛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本身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万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有献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谋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者,减小改革阻力。政坛没有给谁设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讲共同利益,不能过多地拘泥于个人道德。在封闭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国进行这样一场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幻想改革阵营里只能是心心相映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维新派的政治选择固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是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可以与魔鬼打交道,同曾经是敌人的一方结成联盟。
可惜,康有为们没有积极争取各种可能争取的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们的本钱和实力,与日本的维新派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后盾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当强学会成立,像李鸿章这样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主动示好,提出捐银三千两时,却被维新派以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不佳为由断然拒绝,扬言绝不要汉奸卖国贼的钱。这不仅打了李鸿章的脸,也使李鸿章属下的淮系军人也拂手而去(聂士成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也曾捐银相助,后来却与康梁形同水火,政变后即卖力地追捕梁启超)。
待到康梁与张之洞闹翻,地方督抚大员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数,实际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李鸿章和洋务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至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袖手旁观的官僚群体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具有更大的声势和群众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在顽固派后边少见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处走散。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连老谋深算谨言慎行的袁世凯看也对他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当年血气方刚的康梁一派对此置若罔闻。好冲动的书生康有为与好冲动的光绪皇帝结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