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威廉·莎士比亚
对人性的承认源于人们在面对其产生的根源，即大脑惊人的复杂性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全然的敬畏和谦卑。大脑约由30亿个人类基因成分构成，并经历了上亿年的进化形成了网状结构，因而具有不可思议的复杂性：上千亿个神经元被数百万亿的结点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盘旋状的三维结构。另一点让我们感到谦卑的是大脑运作的复杂性。我们和其他灵长类动物都拥有如行走、抓握和识别等最平常的能力，但这些都已经接近于甚至远远超出了人工智能领域最尖端的工程问题解决方案。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如说话、理解、运用常识、教育儿童和推断他人动机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几乎不可能被机器所复制。上述这些都可以视作对如下看法的驳斥：将人类的心灵视作无固定形状的原始材料；人们只是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复杂性存在的无关紧要的原子。
正是人类的大脑确保了我们能够在充满各种生物和其他人群的林林总总的世界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我们周围存在的实体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感，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大脑能够更好地对这些实体及其影响力进行识别。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不能够辨别出陡峭的悬崖、饥饿的黑豹或是猜疑的配偶，将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大脑的高度复杂性正是为了能够记录我们周围世界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然而，这一事实已经被当代知识界的许多领域否定了。根据当前盛行于许多学术领域中的相对主义观点，现实只是运用语言、刻板印象以及媒体形象进行的一种社会建构。在那些持社会建构主义、科学研究、文化研究、批判性理论、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观点的人看来，人类已经触摸到了世界真相的看法非常幼稚。他们认为，人们的观察往往会受到理论取向的影响，而理论中又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教条，因此，任何声称自己已经获得真相或者知道事实的人只是在试图提高自己对他人的影响。
相对主义通过两种方式与“白板说”交织在一起。其一是相对主义者持一种“吝啬”的心理学理论，认为大脑不存在任何可以把握事实的预设机制，它能够做的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周围文化环境中的言语、图像及刻板印象。其二是相对主义者对待科学的态度。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工作的实质是对日常生活能力的一种延伸，以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描绘外部世界的情形及各种事物的运作方式。望远镜和显微镜放大了我们的视觉系统；理论使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感知有了形式化的表达；对于那些无法直接见证的事情，实验则完善了我们收集证据的途径。相对主义运动承认这一点，即科学就是对知觉和认知过程进行鲜明的描述，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科学家就如同门外汉一样，并不具备掌握客观现实的能力。
相反的，相对主义运动的倡导者提出：“西方科学只是一种描述现实、本质以及事物运作方式的方法而已。确切地说，从产品生产和利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从其他方面来看则不能令人满意。对其他大多数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下的科学与洞察力视而不见，这属于一种帝国主义的傲慢。”这一点在诸如种族、性别、暴力、社会组织等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科学研究主题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相对主义者认为，假定这些主题中存在所谓的“事实”或“真相”，也只是一种诡计而已。因为从客观标准的意义上来讲，不存在与任何文化和政治前提毫不相关的“真理”。
对人类心理机制完美性的怀疑，也决定着我们是应该尊重普通人的喜好和意见（甚至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还是应该把人们当作阴险的商业文化的受骗者来看待。依照诸如“虚假意识”“虚假偏好”“内化权威”等相对主义的学说，人们也许并没有弄清楚自己究竟渴望什么。如果情况真的如此，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背后的潜在假设就会受到冲击，因为前者最看重的是群体中大多数成员的偏好，后者则认为人们在如何分配自己的资源这一问题上能够做出最佳判断。对于那些研究语言和形象如何被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学者和艺术家们来说，这恰恰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揭示出媒体是如何歪曲事实并误导大众的。
本章主要讲述的是关于认知（尤其是概念、词语和形象）的假定，因为这些是构成近年来知识界中相对主义运动的基本要素。介绍这些争议的最佳方法就是引用感知觉研究中的例子，这也是我们与外部世界最直接的联结方式。这些研究能够直接表明，现实是社会建构的还是能够直接接触到的。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假定都是错误的。
相对主义者认为，我们并不是睁开眼睛就能领悟现实的，感知觉好比是一扇窗，心灵可以通过这扇窗来凝视世界，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认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事物真相的看法被称作朴素实在论。早在数千年前，一些怀疑论哲学家就借助于视错觉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对这种看法进行了驳斥。我们的视觉系统可能会跟我们开一些玩笑，这就足以证明它们只是一些小装置而已，并非是通向真相的通道。这里举两个我比较喜欢的例子。在罗杰·谢泼德（Roger Shepard）的错觉图片“转动桌子”（见图12-1）中，这两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和形状完全相同。在爱德华·艾德森（Edward Adelson）的错觉图片“棋子阴影错觉”（见下图12-2）中，阴影中间的浅色方格（B）与阴影之外的深色方格（A）的灰度是一样的。
图12-1 转动桌子
图12-2 棋子阴影错觉
我们认识的世界只是大脑构建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建构是任意的，即由主观预期或社会环境所构造的幻象。我们的感知觉系统是用于登记那些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外部世界的信息的，比如大小、形状和物体材料等。要实现这一点，感知系统就必须具有复杂的构造，因为视网膜图像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简单复制。当物体四处移动时，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投影会相应变大、缩小或弯曲；当由晴天变为阴天，或从室内转到室外，光线发生变化时，颜色和亮度会随着照明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波动。然而，大脑却设法解决了这些令人头疼的难题。大脑的作用就好像是在根据视网膜图像进行逆向推理，运用几何学、光学或概率论对现实做出假设，并对外部世界进行推断。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感知系统都在起作用，这样人们就不会撞到树上或石头上了。
但是，大脑偶尔也会受到愚弄。大地从我们的脚下向远方延伸，在我们的视野内投射成了一个从下到上的图像。因而大脑往往把视野中的上下关系解读为现实世界里的远近关系，尤其是在存在遮挡部分（如被遮挡住的桌腿）之类的透视线索时更是如此。距离观察者很远的物体的图像会经过投射而缩小，大脑又对此进行了平衡，因而对于一个既定长度来说，如果在视野中形成的是上下方位的投影，就会感觉它比左右方位的投影长一些。这样一来，我们从“转动桌子”的图片中所看到的长和宽就是不一样的。同样，与亮处物体相比，阴影部分的物体向视网膜反射的光线较少。大脑内部会对此进行补偿，因此，我们会看到同样的灰度在阴影处要比在明亮处显得更亮一些。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或许会对纸上的线条和色块产生错觉，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视觉系统正在努力识别它们，就好像它们存在于真实的世界里。就像警察陷害嫌疑人一样，谢泼德和艾德森捏造了一些证据，引导一个有理性但缺乏质疑的观察者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如果我们置身于一个由普通的三维事物构成的世界里，这些物体投射到我们的视网膜上形成图像，我们的知觉经验将会非常准确。艾德森解释说：“那些所谓的‘错觉’效应确确实实证明了视觉系统的成功而非失败。作为一个生理性的曝光计，视觉系统是不够完善的，但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此。它最重要的任务是将视觉信息划分成有意义的成分，从而使我们理解所看到的事物的本质。”
这并不是说，从过去经验中产生的期望就与知觉无关。它们的影响在于，能够使我们的直觉系统变得更加准确，而不是更加随意。在下面的两个单词（图12-3）中，对于同样的形状，我们在第一个单词中感知到的是“H”，而第二个单词中感知到的却是“A”。
我们之所以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这两个形状，是因为经验准确地告诉我们：在第一个单词中间有个“H”，第二个单词中间有个“A”，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非常高，即使在例外情况下经验是错误的也不要紧。为了确保我们所看到的与通常情况相一致，知觉机制费了不少功夫。
图12-3
因此，对朴素实在论的驳斥，实际上也是对心理与现实相分离的观念的驳斥。还存在第三种看法：经由进化而成的大脑虽然难免出错，但却具有一定的智能机制，使我们能够触摸到现实中与祖先的生存和繁衍息息相关的方面。之所以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感知觉机能，而是因为我们有认知机能的缘故。我们的认知机能（就像我们的感知觉机能一样）是与现实世界相协调的，这一点在它们对错觉的反应上体现得最明显：它们承认存在违背现实的可能性，并试图从错误印象背后找出真相。
当看到一个船桨好像在水面上断了时，我们知道如何去辨别船桨是真的断了还是只是看上去断了：我们可以去抓船桨，沿着它的方向放置一个直的物体，或者是拖着它往前划，看沉在水下的部分是否落在后面。上述实验背后蕴含的关于真相和事实的看法是普遍存在的。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都能够对真相与谬误、内在精神生活与外在现实进行区分，并通过难以察觉的事物留下的可感知线索来推断出它们的存在。
刻板印象
视觉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最有趣的认知方式，但相对主义者却很少去关注我们如何发现了事物，相反，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对事物进行分类，即我们如何将自己的经验划分成诸如鸟、工具和人之类的概念范畴。人类的认识范畴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是相一致的，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猜测，却在20世纪成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某些范畴（比如对种族、性别、民族或性取向的刻板印象）如果服务于歧视或压迫目的，就可能会带来危害。
“刻板印象”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种印刷版。自从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于1922年开始采用该词以来，它就演变成了当前的含义：以一种贬义的和不正确的印象对人们进行分类。除了别的方面，李普曼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他帮助创办了《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并率先发表文章对当时盛行的智力测验进行了抨击。李普曼在他的著作《公众舆论》（PublicOpinion）中提出，在当今这个时代，由于普通人只能获得我们今天称之为“断章取义”的信息，因此他们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做出理性的判断，这就导致真正的民主很难实现，他为此深感忧虑。作为这个论争的一部分，李普曼认为，普通人所持有的关于社会群体的概念带有很大的刻板印象成分：他们头脑中的印象是不完整的，是存在偏见的，他们会无视差异的存在以及抵制那些存在差异的信息。
李普曼对社会科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尽管他最初观点中的精妙之处和限定条件已经被遗忘了）。心理学家向人们展示了一张列表，上面列出了一系列的种族群体和群体特征，然后要求人们对这两者进行配对。结果不出所料，人们将犹太人与“精明”“唯利是图”联系在一起，将德国人与“能干”“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将非裔美国人与“迷信”“向往走运”联系在一起，等等。当人们将上述概括的特征用于个体时就会带来危害，尽管这样的概括在世界上仍旧非常普遍，不过目前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主流公众人物正极力避免使用它们。
有关各类人群的刻板印象可能非常不准确，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思想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他们开始主张这些分类本身并不存在，它们只是存在于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根据这种观点，抵制种族主义、性别偏见以及其他各种偏见的有效方式是，否认有关人类的各种概念范畴是一种客观现实。如果起初就不存在那些可以划分出诸如同性恋、非裔美国人或女性之类的范畴的事物，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去相信同性恋者具有女性气质，非裔美国人很迷信，女性很被动。例如，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曾写道：“最好不要将‘同性恋’‘非裔美国人’‘女性’这些关于人类的划分看成是无法避免的，而应将之看成人们的一种发明，这种划分的结果只能是弊大于利。”
对此，许多写作者都在思考：为何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呢？更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主张所有的范畴形式都是社会建构的，因而它们也是虚构的，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不公正的刻板印象真的成了一种虚构。罗蒂注意到，当今许多思想家“已经开始推测，或许夸克和基因也都只是一种‘捏造’”，对此他本人持有肯定意见。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其他相对主义者之所以抨击真相和客观现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存在论和认识论这样的哲学问题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从根源上去批驳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以及那些反对同性恋者的最好方法。
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列举了多达40种近来被称作是“社会建构”的类别范畴，最典型的例证有种族、性别、男子气概、本质、事实、现实及过往。然而这个列表的内容仍在不断增长，现在已经包括了权威、艾滋病、手足之情、选择、风险、痴呆症、疾病、印度森林、不公平、地球遥感卫星系统、用医学方法处理移民、单一民族国家、夸克、学业成功、系列杀人、技术体系、白领犯罪、女性难民和祖鲁民族主义等。哈金的基本思路是：类别范畴并不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因而它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其深层的含义是，如果这些范畴能够消除或者得到彻底的转变，我们的状况将会比现在好得多。
上述整个设想是基于这样一个尚未阐明的有关人类概念形成的理论：概念范畴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性相关，而只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因而它又可以被重新建构）。那这种理论正确吗？在某些情况下，它具有一定的道理。正如我们在第4章看到的，一些范畴确实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习惯于按照它们好像存在的方式来行事。如金钱、任期、公民权、英勇勋章和美国总统职位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概念范畴都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认知心理学家对概念的形成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说，大部分概念都可以对现实世界中的事物类别加以辨别，这些事物在我们思索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的确，每一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有哪种范畴能够完完全全展示出其中每个成员的特性。但人脑的智慧就在于能将具有共同属性的事物归类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不会在遇到每一种新事物的时候都感到很惊讶。正如威廉·詹姆斯所写的：“只要在它的头脑中萦绕着这样一种感受：‘喂！某个东西又出现了！’那么一条水螅也会成为一个概念型思想家。”当我们察觉到一个新事物的某些特性时，就会将其归入头脑中的某种类别范畴，并推断它可能还具有另外一些我们尚未察觉到的该类别的典型属性。如果一只动物无论走路还是叫声都像鸭子，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鸭子。如果它是一只鸭子的话，那么它就可能会游泳、飞行和向后划水，而将它的肉放在薄饼里面，配上大葱和海鲜酱则会非常美味可口。
这种推断非常有用，因为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一定数目的鸭子，它们的确具有共同的特性。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会走会叫的物体除了身上有肉，别的地方都同其他任何事物没有区别，那么“鸭子”这个范畴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也就不会有生成这个范畴的能力。如果你想要制作一个大型数据表格，表格的行与列是人们认识到的特征，单元格内填写的是具有这些联合属性的事物，你将会发现写有内容的表格的内在格局非常不均匀，在“喳喳叫”这一行和“蹒跚走动”这一列的交叉点上有许多条目，但是在“喳喳叫”这一行和“急速奔跑”这一列的交叉点上却没有什么条目。一旦你对表格的行与列进行详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不均衡性来自外在世界，而不是来自社会或言语。
绝非巧合的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相同的生物会被划分为一类，有专门的词汇来进行表示，而其他的文化背景中（包括出现文字记载之前的文化背景）的人们也有专门的词语将相同的植物和动物划分成各种类别。专业的生物学家所用的林奈分类法（Linnaean taxa）则使用卡尺、解剖工具以及DNA序列测定仪等对相同的生物进行分类。生物学家声称，鸭子属于鸭科，有几十个属，每一种鸭子都有其独特的解剖学特点，都具有和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进行交配的能力，它们在进化史中曾有过共同的祖先。
大多数认知心理学家都认为，概念范畴产生于两种心理过程。其一，注意到心理数据表中的项目组，根据模糊的边界、原型成员特征以及部分重叠的相似性对它们进行分类，就好像确认家族成员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头脑中的“鸭子”这个范畴可以包括一些与原型鸭子不匹配的奇特鸭子，如跛足鸭子，它们既不会游泳又不会飞；又如麝香鸭，它们的脚上长有爪和蹼；再比如唐老鸭，它不但会说话，而且还会穿衣服。
另一种心理过程是：寻找那些比较明确的规则和界定，并将它们纳入到推理链之中。通过第二个系统可以了解到，真正的鸭子每个季节都会脱两次毛，腿上长有重叠交错的鳞片，因而有些鸟类看起来像鹅并被叫作鹅，但它们实际上属鸭科。即使在人们还不了解这些生物学事实时，他们也有一种强烈的直观感受，即物种是按照它们的内在本质或潜在特质进行界定的，内在本质或潜在特质决定着它的外显特征。
任何一位讲授过归类心理学的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困惑不解的学生所提的：“您告诉我们说，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一种理性行为，会让我们变得聪明。但我们又经常被告诫说，对人进行分类是不理性的，这会使我们成为性别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如果我们想到鸭子和椅子这样的例子感觉分类很棒，那又为何当我们想到性别和种族群体时却会感觉它们很糟糕呢？”像学生们所提出的许多其他率真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揭示了文献资料中的缺点，而并非是他们理解上的缺陷。
认为刻板印象本身就不合理，这一观念更多地与其对待普通人的傲慢态度有关，而并非是由一些杰出的心理学研究引发的。许多研究者证明，刻板印象存在于被试的头脑当中，这些研究者假定刻板印象必定是非理性的。而这样一种可能性会令他们感到不安：从统计学意义上讲，某些群体确实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研究者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对此进行过检验。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开始了解到刻板印象的正确性。
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但事实上刻板印象也并非不准确，比如，当对人口数据或者有关刻板印象群体自身的报道等客观基准点进行测量时就能发现这点。一些人认为，非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可能会接受社会救济；犹太人的平均收入要高于北欧后裔人；商学院学生与艺术专业的学生相比，显得更加保守一些；与男性相比，可能会有更多的女性有减肥的意愿；而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会用手去拍打苍蝇。持上述看法的人并非是不理性或者固执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人们的刻板印象通常与统计结果相一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偏见在于低估了两性之间或者种族之间存在的真实差异。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那些与刻板印象有关的特质不可改变，或者在人们看来它们不可改变，这只是表明人们当时认识到的这些特质都相当准确。
此外，即使人们相信各个种族都有其典型特征，他们也不会头脑简单到这种地步：相信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这些特征。人们会认为，德国人一般来说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能干，但没有人会认为最差的德国人会比所有其他人更能干。而且，当深入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就能够很轻易地克服刻板印象。与通常的指责相反的是，教师对他们的每个学生的印象并没有受到学生自身的种族、性别或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刻板印象的影响。教师对学生的印象准确地反映了学生的行为表现，与客观测试的结果相一致。
下面要探讨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若一个人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和刻板印象群体接触过，或这个人所属的群体与被评价者所属群体之间存在公开的敌对性，刻板印象就可能完全不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俄国与美国是盟友，德国与美国是敌人时，美国人对俄国人的评价就比对德国人的评价具有更多的积极特质。很快的，当联盟关系发生逆转时，美国人对德国人的评价就比对俄国人的评价具有更多的积极特质。
同时，人们在评价个体的时候要做到不受刻板印象的影响，还需要通过有意识的、慎重的推理。当人们在心烦意乱或者被要求快速做出反应的情境下，他们更可能会把某个种族的成员评价为带有该种族所具有的全部刻板印象的形象。这是由前文提及的人类分类系统的两种心理过程导致的。当首次遇到某个人时，我们头脑中模糊的联结网络就会自然而然地返回到刻板印象上去，但大脑中基于规则的分类系统能将这些联结阻断，并依据与个体有关的事实进行推断。大脑之所以会这样做，或是出于实际情况的原因，比如当有关某群体的平均水平信息比个体信息更缺少诊断性的时候；或是出于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原因，比如为了遵从一定的社会要求，即在对个体进行评价时应该忽略其所在特定群体的平均状况。
研究结果并非说明刻板印象往往是正确的，而是说明它们并非常常出错，或者并不总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人类的分类心理同其他心理活动一样，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这有助于人们掌握外部世界中与人类长远福祉密切相关的方面。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杰·布朗（Roger Brown）所指出的，人的种类与其他事物的种类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当你使用某个原型案例来代表一类事物时，没有谁会介意。当《韦氏词典》使用麻雀来代表所有的鸟类，“食火鸟、鸵鸟、企鹅及老鹰都不会对此发起抨击”。但想象一下，如果《韦氏词典》用足球妈妈的照片来解释妇女，用企业主管人员的照片来解释男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布朗评论说：“当然，人们无疑会感到生气，因为某个原型事物不可能代表自然分类中存在的所有变异。鸟儿可能并不介意，但人们可是很介意的。”
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许多刻板印象都是正确的，这暗含的意思是：不能因为一些研究结果同传统的有关男女两性的刻板印象相一致，就取消当代有关性别差异的科学研究。这些刻板印象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是错误的，但关于男女两性的某些看法属于刻板印象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些看法在所有方面都是错误的。
当然，虽然许多刻板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以及民族偏见就是可被接受的。除了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应该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对待这样的民主原则之外，还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促使人们去关注刻板印象。那些建立在充满敌意的描述，而非第一手经验基础之上的刻板印象必然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些刻板印象之所以正确，仅仅是由于自我实现的预言在起作用。很少有女性或者非洲裔美国人担任首席行政长官或者总统候选人，早在40年前这或许是正确的。然而，这仅仅是由于壁垒的限制使他们难以获得一些资格条件。比如，由于不相信他们具备相应的资格，大学政策不准他们进入。只有消除制度上的壁垒，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不过好消息是，当实际情况发生改变时，人们的刻板印象也会随之改变。
如果能够对政策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并对带有偏见性的刻板印象予以积极补偿，如对于代表名额不足的群体采用定额方式给予其一定的优先权。如果这样做会怎么样呢？这些政策的拥护者们认为，旧制度的捍卫者们陷在毫无根据的偏见之中无法自拔，因此定额制必须永久持续下去以抵消他们的影响。关于刻板印象准确性的研究驳斥了这种看法。但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又支持了另一场有关政策倾斜和其他性别及肤色等敏感性问题政策的争论。即使刻板印象是正确的，也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点不仅局限于一些比较明显的案例中，如将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排斥在大学和职场之外的制度壁垒。
不少人都听说过皮格马利翁效应，意指人们会按照他人（比如教师）对自己的期望来行事。事实上，皮格马利翁效应出现的概率很小或者根本不存在，但自我实现的预言会以其他更加微妙的形式出现。如果针对一些人所做出的主观判定，如入学、聘任、信用及薪水等是建立在群体平均情况基础之上的，将会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女性在学术界所处的边缘地位致使她们的影响力较弱，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边缘化程度。非裔美国人往往被认为具有较差的信用风险，因此很难获得贷款，这导致他们的成功机会更加渺茫，而且进一步恶化了他们的信用风险。根据心理学家弗吉尼娅·法瑞安（Virginia Valian）、经济学家格伦·劳瑞（Glenn Loury）、哲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的观点，在种族和性别这些敏感的政策上尤其需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刻板印象与某个联盟有关，且这个联盟与评价者所属的群体之间存在恶意竞争关系时，刻板印象是最不准确的。因此，我们应该对认同政治保持警惕。在认同政治体制下，公共机构是依照人们的种族、性别和民族来确定其成员身份的，并会根据政策是否对某个群体有倾斜来对它进行衡量。例如，许多大学会要求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一些特殊会议，并鼓励他们通过自己所属群体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整个学习经历，审视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受害的。暗中唆使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作斗争，这样的政策可能会致使每一群体都会形成与之对立群体的刻板印象，往往这些刻板印象比人们通过亲身经历形成的刻板印象更具贬义。与我在本书中所考察的其他政策一样，实验室有关种族与性别意识方面政策的研究数据并没有提供一个赞成或反对的结论。然而，通过强调各种政策所涉及的心理特征，可以使人们对政策之间的权衡更加清楚，对各种争论更加了解。
语言
在“人”所具有的一切机能当中，语言算得上是最令人敬畏的了。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向伊莉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10]恳请说：“记住，你是个有灵魂的人，上帝赋予了你说话的天赋。”而由于其个性的另一面，伽利略在他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面前也深感卑微。他用书面语言对其进行了评论：
人们梦想能找寻到所有有效的途径，可以跨越久远的时空，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与他人分享，这其实超越了一切非凡的创造，是人类头脑高贵之处的体现！他们可以与远在印度的人们交谈，与那些尚未出生或在千万年后才会出生的人进行对话，而这仅仅通过20个字母在纸上的不同排列就可以实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能力啊！
然而，在知识界还发生了一件有关语言的趣事。语言不仅没有因其交流思想的作用而得到欣赏，相反却被指责约束了人的思想。在以下两位哲学家的名言里就体现了这种忧虑。弗里德里希·尼采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借语言法则思维，我们就会停止思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则写道：“我的语言的界限亦即我的世界的界限。”
语言是如何施加这样的限制的呢？如果把单词和短语看成思维的载体，就会出现这种限制，这是从“白板说”中自然而然衍生出来的观念。如果知识并不首先存在于人的感官，而且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事物存在，那么通过耳朵听到的语言就成了一切抽象思维的显而易见的来源，因为这些抽象的思维不能被还原为景物、气味或其他声音。华生试图将思维解释为嘴巴和喉咙的细微运动；斯金纳在他1957年出版的著作《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中，将语言解释为了对奖赏做出反应的一种能力。斯金纳希望能够通过他的这本书来缩小鸽子和人之间的差距。
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倾向于将语言等同于思维。博厄斯的学生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强调，需要注意语言在如何将世界分割为不同类别方面的差异；萨丕尔的学生本杰明·沃夫（Benjamin Whorf）则将上述意见延伸成了著名的语言决定论假说（Linguistic Determinism Hypothesis）：“我们对自然进行划分，将其组织成概念，并根据我们的想法赋予其意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此达成了一致协议——将它融入我们的语言，并编入语言的特定模式。当然，该协议是含蓄的、隐晦的，但其条款却带有绝对的强制性。”最近，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这样写道：“思维并不包括‘头脑里的事件’，尽管头脑及其他来自别处的事件对于思维的生成非常必要，但在极大程度上却包含着我们所说的‘重要符号’，即词语的输入和输出。”
与许多来自社会科学的观点一样，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其他相对主义学说中，语言的中心性被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先哲们的作品中充满了诸如“摆脱语言的桎梏是不可能的”“文本就是自我参照”“语言就是权力”“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之类的警句。类似地，希利斯·梅勒（J.Hillis Miller）这样写道：“语言并不是人类手中的器械或工具，不是一种服务于思维的工具。相反，是语言对人类及其‘世界’进行着思索……如果人们愿意这样的话。”而最为极端的言论非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莫属了，因为他断言：“无论是作为一个物种还是作为一个个体，人都不会先于语言而存在。”
据说这些观点来源于语言学，然而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那些解构主义者们未免太过于草率了。最初的观点认为，许多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它们同其他词语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受限于同“我”“你”“他们”“她”之间的对照关系，“大”只有和“小”形成对照才有意义。如果你在词典中查找一些词语，就会发现这些词语也是由其他词语界定的，而那些词语则又被其他词语所界定，这个循环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你最后回到含有初始词语的定义上去。因此，解构主义者认为，语言属于一个独立的体系，其中的词语并不一定与现实世界存在着联系。既然语言是一种主观随意的工具，而不是用于交流思想或描述现实的媒介，那么有权力的人就可以用它来操控或压迫其他人。这样反而会导致语言学的改革：出现诸如co或na之类的新的表示性别中立的代词，以及一连串用来替代少数民族的新词语，否认在评论和知识方面存在明确的标准（因为如果语言不再是思维的窗口而只是思维的材料，那么“明确”这样一个隐喻就不再适用了）。
如同所有的阴谋理论一样，认为语言就是牢狱的看法实际上过高估计了语言本身的力量，从而贬低了语言主体的能力。语言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能力，我们运用它来从不同的人那里获取思想，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它进行更改或选择，以促进思想的进步。然而语言不同于思维本身，也并非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唯一标志。它并不是所有文化的基石，也并非一个不可逃离的牢狱。语言不是强制性的协议，更不是我们世界的极限，也并非影响我们想象内容的决定因素。
我们已经看到，感知与分类提供了使我们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概念。而语言使概念与词语联系起来，使我们联系现实的渠道得以扩展。儿童听到来自家庭成员的声音，就会运用他们的直觉心理学以及从背景信息中推测说话者意图的能力，并在头脑中将词语、概念、语法规则联系起来。一条狗把椅子碰倒了，姐姐喊道：“狗碰翻了椅子！”弟弟就会推测，“狗”指的是狗这种动物，“椅子”指的是椅子这种事物，动词“碰翻”的主语就是碰翻这个行为的主体。然后弟弟就会用词语来表达其他的狗、其他的椅子及其他的碰翻行为。这其中不存在任何自我参照或限制。正如小说家沃尔克·珀西（Walker Percy）讽刺的那样：解构主义者是这样的一类学者——他一边声称文本中没有任何指涉对象，一边又在妻子的电话录音机上留下信息，让她购买一个意大利腊香肠比萨当作晚餐。
语言确实会影响我们的思想，而并非仅仅为了描述而描述。很显然，语言就是一个渠道，通过它人们可以相互交流思想和意图，并由此掌握周围的知识、习俗和价值观。“谁人”乐队（The Who）[11]在他们的摇滚歌剧中的一首歌曲《圣诞节》中，描述了一个没有语言能力的小男孩的处境：“汤米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或者什么是祈祷。”
语言不仅使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内容直接进行思想交流，还可以通过一些隐喻和转喻来引起听话者的注意，使他们掌握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各种关系。例如，在诸如“浪费时间”“花费时间”“宝贵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之类的表达方式中，似乎都把时间看作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当某个人首次使用上述某种说法的时候，她的听众很可能会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会用金钱来指代时间呢？毕竟，我们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用花费一枚金币的方式来花费时间。
假定讲话者并不是在胡言乱语，那么听众就会理解，在某些方面时间与金钱的确有着相同之处，他们会推断这就是讲话者试图表达的意思。请注意，即使在这样一个关于语言如何影响思维的清晰案例中，语言和思维也并不是一回事。这一隐喻的首创者必须在没有可供借鉴的英文表达的情况下发现这一类比性，而第一次听到该隐喻的人也必须对讲话者的主导意图，以及时间和金钱之间共有的特性进行一系列难以描述的思考过程，才能理解它的意思。
除了作为一种交流媒介，语言还可以作为大脑储存和处理信息的载体。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ey）提出的有关人类工作记忆的重要理论就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大脑使用了一个“语音回路”：默读数字或词语能够将信息保持几秒钟的时间，与此同时，大脑也在收听。语音回路在作为中央执行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起作用。通过使用语言片段帮助自己去描述事物，我们可以将心理运算的结果进行暂时性存储，或者还可以提取出大量的以语言表达方式储存下来的信息。心理运算中会涉及大量数字，如在提取像“7×8=56”这样的非文字公式时就会涉及许多数字。然而，正如理论术语所解释的那样，语言起到的是作为中央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功能，而并非是所有思维的媒介。
为何几乎所有的认知科学家和语言学家们都认为语言并非思维的牢狱？首先在于已经有大量实验发现，有心智但无语言能力的婴儿和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都能够运用物体、空间、因果关系、数目、概率、主体（发起行为的人或动物）以及工具用途等思维的基本范畴。
其次，我们获得的大量知识并不是以词语和句子形式储存的。通过词语和句子，我们学习的只是单独的事实。在上一页中你读到了哪些内容？我想你会对这个问题做出相当准确的回答。那么现在就试着写出你在这些页面中读到的词语。你极有可能回想不起来一个单独的句子，甚至是任何一个单独的短语。你回忆起来的可能只是那些页面中的要点——主要内容、重要性或含义，而不是语言本身。有关人类记忆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从长期来看，我们能记住的只是主要内容，而不是情节或会话的措辞。认知科学家用网络模型来解释这种“语义记忆”，这种网络涉及大脑中的一系列逻辑命题、图像、运动程序、音符串以及其他相互联系的数据结构。
再次，要给语言恰当定位，就需要考虑我们究竟是如何使用它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并不是指将内心独白转化为书面文字或者将其转换成录音的形式。相反，我们总是在想要传达的思想与语言能够提供的传达这些思想的方式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协调。我们常会对词语进行推敲，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感觉不满意，因为这些语言并没有表达出我们真正想说的内容，或者当我们真的不清楚自己想要说什么时，似乎每一种词语组合方式都是错误的。然而我们为语言和思想之间的不匹配而感到沮丧时并没有放弃，也并没有感到挫败或是闭口不言。
我们编造出了一些新词，如夸克、文化基因、克隆、深层结构。我们还发明了俚语，如发垃圾邮件、相互攻击、幽会情人、上网冲浪、助手，我们还借用其他语言中有用的词语，如生活之乐、倒霉蛋、焦虑不安、男子气概，或杜撰出新的隐喻，如浪费时间、用脚投票、发挥极限。这就是为什么每一种语言非但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监狱，相反却总是处于革新之中的原因。尽管热爱语言的人们会不断地哀叹或者破口大骂，但是当他们需要谈论新事物或者表达新看法的时候，语言还是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变化。
最后，如果不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关于外部世界以及他人意图的内隐知识结构的基础之上，语言本身并不起作用。我们试图去理解语言的时候，必须要理解其中的言外之意，去除模糊句子中的冗余信息，将不连贯的发音拼合起来，忽略口误的部分，还要对大量未说出的音节进行补充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当一瓶洗发水香波上写着“涂抹并产生泡沫，冲洗，再重复上述步骤”时，我们肯定不会一直在浴室里面待着，因为我们会推断它表达的意思是“重复一次”。
我们还知道如何去解释那些含糊的新闻标题，比如将“kids make nutritious snacks”理解成“小孩可以被制成营养品”还是“小孩合作制造的营养丰富的点心”，将“Prostitutes Appeal to Pope”解释成“教皇为妓女所吸引”还是“教皇滥情作秀”，将“British Left Waffes on Falkland Islands”理解成“英国的左派势力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态度含糊”还是“英国人把蛋奶烘饼留在了福克兰群岛上”等。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运用关于这些事件的背景知识来推测记者试图通过报纸传达的信息。确实，在表达含糊的句子中，一连串的词语能够表达出两种及以上的含义，也正是这些句子的存在，证实了思想与一连串词语并不是一回事。
正是由于语言能够与思想和态度相分离，它往往使得新闻报道恰到好处。1998年，比尔·克林顿利用了公众建立在一般理解能力基础之上的期望，来误导那些对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桃色事件进行起诉的人。他使用了诸如“alone”“sex”“is”之类的字眼，而且是从辩护技巧意义上来使用的，但却背离了正常情况下人们对于这些词语含义的善意猜测。比如，他提出，即使房间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和莱温斯基也并不是“单独”相处的，因为当时还有其他人也在总统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里。克林顿说，他并没有和莱温斯基发生过性关系，因为他们并没有发生性交。
就如同所有的词语一样，克林顿使用的这些词语也都存在着界定上的模糊性。距离个体最近的人究竟在多远的距离或者受到多大程度的遮蔽，个体才可以被认为是单独的？从电梯中的一次不经意的身体摩擦到坦陀罗式的性爱，在这一系列的身体接触中，处于何种程度时我们才会认为两者之间发生了性行为？
通常我们都是这样解决这些模糊性问题的：猜测我们的聊天对象在特定的背景中会如何解释这些词语，然后再据此选择相应的词语。克林顿想运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对这些猜测进行操控，但当他被迫向公众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公众的怒火爆发了，这表明，人们很清楚地知道词语和通过词语想传达的思想两者间的差异。
语言传达的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同时还传达了讲话者的态度。考虑一下这些词语之间的差别：肥胖的（fat）/体态丰满的（voluptuous）、苗条的（slender）/骨瘦如柴的（scrawny）、节俭的（thrifty）/吝啬的（stingy）、口齿伶俐（articulate）/花言巧语的（slick）。对于带有蔑视意味的种族别称，有责任感的人是不会使用的，因为这些别称的使用会传达特定意义的信息，即蔑视这些别称所指代的人是被允许的。然而，对弱势群体使用新称号的动机远远强于那些对他们表示尊重的动机。人们往往会假定话语和态度这两者间不可分离，因此个体可以通过修正话语来重新设定对人们的态度。
1994年，《洛杉矶时报》采用了一份样式表，上面禁止了大约150个词语，其中包括先天缺陷（birth defect）、法裔加拿大人（Canuck）、乱七八糟的局面（Chinese fire drill）、黑色大陆（dark continent，即非洲）、离婚者（porcee）、各付己账（Dutch treat）、弱智（handicapped）、私生子（illegitimate）、残疾人（invalid）、人造（manmade）、新大陆（new world）、继子女（stepchild）、威尔士人（to welsh，赖账的人）。编辑们假定，这些词语在读者大脑中留下的只是它们的字面意思，因而invalid会被理解为“无用的、有病的人”，Dutch treat会被理解为对现代荷兰人的蔑称。事实上，这属于一种方言，Dutch意指“替代物”，比如荷兰炖锅（Dutch oven）、荷兰门（Dutch door，杂志中的散页广告）、荷兰大叔（Dutch uncle，唠唠叨叨的人）、荷兰式勇气（Dutch courage，酒后之勇）及荷兰式拍卖（Dutch auction，拍卖），这些语用都是被英国人与荷兰人遗忘的历史敌对时期的残留。
然而，即便是最合理的言语变革尝试也是基于言语决定论这样一种不靠谱的理论。早期的那些无懈可击的用语被新词取代，比如Negro为black所取代，后者又被African American取代；Spanish-American为Hispanic Latino所取代，crippled为handicapped所取代，后者又被disabled取代，现在人们常用的则是challenged；slum为ghetto所取代，后者又被inner city取代，然后（按照《泰晤士报》的说法）又为slum所取代。这一演变过程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少数情况下，人们会因为新词的某些含义而认为它的出现有道理。
20世纪60年代，Negro被black所取代是由于black和white间的相似之处，意在强调种族平等。同样地，Native American能够使人们想起那些最早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从而避免了Indian可能引起的地理上的误解。
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些曾经非常合适的词语被后来的新词所替代，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些机构的原有名称一样，它们对于用旧名称指代的群体来说带有明显的同情色彩：the 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联合非裔美国人大学基金），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Colored People（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Shriners Hospitals for Crippled Children（圣地兄弟会残疾儿童医院）。有些情况下，某个词则可能会走样或者有些过时了，因而进行些微变型非常恰当：如colored people和people of color, Afro-American和African American, Negro-Spanish for“black”和black。总之，出于对字面意思的尊重，我们会寻求新的词语来替代欧洲人的后裔，表明他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高加索人。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在推动着新旧词语的更替。
语言学家对一种被称作“委婉语跑步机（euphemism treadmill）”的现象非常熟悉。人们通过发明新词来指代一些可能会引起强烈情感反应的说法，但很快，这些委婉语就会因使用者的联想失去它原有的意义，这时候必须有新的词语出现，而不久这些新词也会拥有其他意思，如此循环往复。如Water closet变成toilet，最初这个词用于表示任何类型的身体护理，包括盥洗袋和花露水，toilet后来又演变为bathroom，然后又演变为restroom，现在又演变为lavatory；Undertaker演变成mortician，然后又演变成funeral director；Garbage collection变成了sanitation, sanitation又变成environmental services；Gym（源于gymnasium，最初的意思是‘high school’）变成了physical education，接下来在伯克利又演变成了human biodynamics。
甚至，连minority这个仅用来指代相对数目大小的词，一般认为是相当中性化的符号，在2001年也被圣迭戈市议会（也几乎被波士顿市议会）禁用，因为它被认为是对非白色人种的蔑称。波士顿大学一位因言语受到质疑的官员这样说道：“无论你怎样划分，minority都意味着少数。”在那里，人们更喜欢的说法是AHANA（即African-American, Hispanic, Asian和Native American首字母的缩写）。
委婉语跑步机现象表明，构成人的思维活动的基本成分是概念而不是词语。用一个新的名称来给一个概念命名，这个名称就会因概念而变得生动；但这个概念却不会因新名称而变得焕然一新，至少不会持续很久。只要有人仍在以消极态度对待少数民族，那么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就会不断变化。当这些称呼不再发生变化时，我们就会明白双方实现了彼此间的相互尊重。
形象
“形象没有用，渴望最要命”（Image is nothing.Thirst is everything），这是某饮料广告打出的口号，它是在讥笑其他试图为自身产品创造出某种形象的饮料广告，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打造其产品的形象。同语言一样，形象也是人类心智活动的显著标志。另外，形象还被认为同语言一样，对我们的意识产生着潜在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被直接地记录在如同白板的大脑中。后现代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认为，通过形象可以形成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看法，或者说形象本身就可以成为我们对于客观现实的看法，又或者形象本身就是客观现实。对于那些表征名人、政治家、妇女以及AHANAs的形象来说，尤为如此。与语言的情况类似，有关影像的科学研究表明，这种担心是错位的。
关于文化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中形象的标准观点，可以参见《文化理论简明词典》（Concise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它将形象定义为：“对于某个客观事物或事件的心理或视觉表征，比如头脑中描绘出的一幅绘画作品、一张照片或一部电影。”这样一来，客观世界中的形象（如绘画作品）与头脑中的形象就联系在了一起。这一词条表明了形象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女权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这个词条的撰写者相当理智地注意到，形象可能会对现实做出错误的表征，因此可能被用来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利益。一幅带有种族主义的漫画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接下来这个词条将这一概念的意义扩展得过远了：
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所谓“表征危机”，往往会使人们产生质疑：形象只不过是对某种被认为是先验的或者外在的、与形象无关的客观现实的表征或错误表征。恰恰相反，客观现实常常被认为是受到表征方式的影响，或者是表征方式的产物。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一个形象或表征的世界里，而并非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也就不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正确或错误的形象了。
换言之，如果一棵树木在树林里倒下了，没有画家来画它，那么这棵树不仅没有发出声响，它也没有倒下，那里也不会长出新的树木。
再进一步讲……可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里，在这里，形象是自我生成的，并且完全脱离于任何所谓的现实。这一点，与那种认为当代娱乐和政治完全是“形象”或者是外观问题而非实质内容的共识是一致的。
事实上，超现实学说与认为当代政治和娱乐只涉及形象和外观方面问题的普遍看法相矛盾。该普遍看法的关键点在于，它认为存在一个不同于形象的客观现实，这也正是为何我们能够对那些可能误导人的形象进行谴责的原因。例如，我们可能会对某一部美化奴隶过着幸福生活的影片或对某一条展示腐败政客假装在保护环境的广告进行批判。如果并没有所谓实质内容这样东西的存在，那么我们喜欢有关于奴隶制的真实记录片，而不喜欢为奴隶制所做的书面辩护；或喜欢有关于政客的真实报道，而不喜欢那些华而不实的广告攻势就毫无缘由了。
该词条的撰写者注意到，形象与公共领域、广告界以及时尚界有关，因而它也与商业和利润有关。形象和“某种外部强加的刻板印象或者某种选择性的主观认同、文化认同”紧密相连。媒体图像成了心理形象，所以人们不得不依照影片和广告中的描述来看待女性、政客或非裔美国人。这就抬高了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地位，使其成为个人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动力源泉：
“女性形象”研究认为，在形象这一场域中，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既可以得到强化，拙劣的模仿，也可以通过批判分析，不同的历史或创造性写作和媒体展示（生产出完全相反的积极形象），从而产生积极的争辩。
我向来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思路在概念上是混乱的。如果想要理解政客和广告商是如何操纵我们的，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混淆以下几个不同的概念：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事物，对眼前呈现的事物的感知，通过关于这些事物的记忆而建构出的心理形象，以及诸如照片或者画像这样的物理想象。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看到的那样，进化的力量将大脑的视觉区域塑造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使我们能对眼前的重要事物进行精确的“阅读”。按照感知心理学家的说法，“智能眼”（intelligent eye）不仅会帮助我们计算看到的人的体形和动作，它还会通过留意这些人凝视、趋近、躲避、帮助或者阻挠其他物体或个人的方式来猜测他们的想法和意图。然后，我们会将这些猜测与已知晓的关于人类的一切——从闲谈中获得的，从一个人的言行中获得的，或者说从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推理中获得的一切——进行比对，从而做出判断。这就形成了知识的基础或者是语义记忆，后者也是我们使用语言的基础。
像照片和绘画这一类的物理形象，它们反射光线的模式与真实物体反射光线的模式相类似，因此我们的视觉系统对这些形象的反应就仿佛是看到了真实的物体一样。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梦想着会出现能够完全欺骗大脑的错觉，如笛卡尔的邪恶妖魔（evil demon），哲学家的思维实验（被试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缸中之脑”[12]），科幻小说家在《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预言的完美虚拟世界。事实上，这些由物理形象强加给我们的错觉最多只是部分地在起作用。我们的感知系统会注意到某个形象的瑕疵（比如，画笔的笔触、像素或画面），同时人体的感知系统还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徜徉在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分离的假想世界里。
人们并不是总能够将虚幻与现实相区别：他们可能会将自我迷失在虚幻之中，要么是将在小说中看到的内容错误地记成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或是发生在某个朋友身上的事情；要么会错误地接受有关某个时间、地点的程式化描述。但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将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区分开来，虽然一个2岁的孩子会出于游戏的目的而假装将一根香蕉看作一个电话筒，但是这个孩子其实很清楚香蕉不是电话筒。认知科学家认为，将“约翰相信存在圣诞老人”与“圣诞老人是存在的”区分开来的能力，或者说接受一个命题而并不必然相信它是真的这样一种能力，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能力。许多科学家认为，这种能力的损害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思维混乱的根源。
最后，我想要谈的是，心理形象、客观事物形象及想象中的景象这几种形象都是存在的。心理学家史蒂芬·考斯林（Stephen Kosslyn）的相关研究证明，大脑具有这样一个系统，它能够激活和操纵有关感知觉经验的记忆，功能类似于Photoshop，具有对形象进行合成、旋转和着色的功能。同语言一样，心理意象（imagery）也属于大脑中央执行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视空间画板”。正因如此，心理意象才成了重要的心理表征形式。例如，当我们想象椅子在客厅里怎样摆放才合适或者毛衣怎样搭配才会好看的时候，就会运用到心理意象。对于小说家而言，心理意象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用文字对场景进行描述之前就已经把这些场景想象出来了；对于科学家来说亦是如此，因为他们会通过想象力想象分子结构的旋转和停止。
正是因为心理形象的存在，即使在原初物体消失后，我们的经验（包括对于媒体形象的体验）仍会影响我们的想法和态度。那种认为原始形象只是被“下载”到大脑中，并由此构成了我们的心理活动的观点是错误的。大脑中的形象并非像相机匣子里面的照片那样被保存着。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怎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形象呢？相反，这些形象都会被打上标记，与一个巨大的知识库相联系。通过这个知识库中，人们可以对这些形象的代表含义进行评价和解释。
例如，国际象棋大师记忆棋局的能力非常出众，然而他们关于棋盘的心理形象并不是原始的。相反，他们熟练掌握了比赛中的各种抽象信息，比如某个棋子会威胁到另外哪些棋子，哪些棋子可以构成牢固的防线。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当把棋子随机摆在棋盘上的时候，在记忆棋子的分布方面国际象棋大师并不比业余爱好者表现得更出色。当形象表征的是真实人物而不只是棋子时，人们更可能会利用目标和动机方面的信息（比如，形象中的人是真诚的还是在作秀）对这些想象进行评价和注解。
形象之所以不属于构成思想的内容，其原因在于：与语言一样，形象具有固有的歧义性。一幅关于莱西[13]的形象可以代表莱西、柯利犬、小狗、动物和电影明星，又或者是某种家庭价值观。对于其他更为抽象的信息形式，必须要挑选出其中能用形象做例证的概念来帮助我们进行理解。
思考一下这句话，“昨天我叔叔解雇了他的律师（这是丹尼尔·丹尼特举的一个例子）”。在理解这句话时，布拉德可能会回想起他昨天的痛苦经历，想起家族中“叔叔”的位置，头脑中浮现出法院台阶以及一个愤怒的男人形象。而艾瑞琳头脑中可能会浮现出她叔叔鲍勃的脸庞、“砰”的一声关上的门以及一个穿职业装的女性。虽然这两个人头脑中浮现的形象次序很不一样，但他们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了这个句子的含义，如果我们问他们或者让他们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会发现这一点。
“心理意象不可能是理解的关键所在”，丹尼特指出，“因为你无法画出叔叔、昨天、解雇和律师的具体形象。叔叔不像小丑或者消防队员这类人物，没有任何独特的特征能够使其通过形象呈现出来，而昨天更是无法用形象来呈现。”既然对形象的理解是在对人们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理解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表述危机”以及它的妄想症——媒体形象操纵着人们的头脑就显得过于夸大其词了。人们并非是消极无助地接受形象的编排，他们可以使用自己知道的任何知识来对看到的形象进行评估和解释，比如说形象来源的可信性和动机。
后现代主义将形象等同于思想，这不仅将几个学科领域弄得混乱不堪，还玷污了当今的艺术世界。如果形象是疾病，其中理性消退，那么艺术就是治病良药。艺术家可以通过扭曲或者在奇怪的情境下再次呈现媒体形象的方式来消除媒体形象的力量，如《幽默杂志》（Mad magazine）或《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中对商业广告的滑稽模仿，虽然并不好笑。
任何一个熟悉当今艺术的人都会看到无数围绕女性、少数族群和同性恋的刻板印象创作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这些刻板印象“被强化，拙劣地模仿，或者是引起了积极的争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在纽约惠特尼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名为“非裔美国人男性：当前艺术中的男性表征”的展览。它的目标是使非洲裔美国人摆脱按照妖魔化的、边缘化的刻板印象对他们进行的文化建构，这些刻板印象包括富有性魅力，如运动员、桑博[14]以及通缉告示中的照片。按照专题文章的说法：“真正的斗争是要终结对形象的控制权。”文学评论家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认知科学家）就呼吁，人们应该注意这种枯燥无味的套话背后所暗含的十分简单的认知理论：
这场展览原打算起到一定的社会性疗效：其目的是使你看到非裔美国人男性的社会建构形象，通过直面这些形象——或者说是让艺术家代替你去直面它们，你就可以驱散这些形象。麻烦之处在于，由于我们以一种模糊的方式来使用“形象”一词，从而“破除社会形象”这个计划也就停滞不前了。心理形象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形象，它包含了复杂的观点、立场和怀疑，它狂热地追逐着信念，深深地植根于经验之中，它会因为争论、更多的经验或者受到强制而发生变化。我们关于非裔美国人男性、白人法官、新闻等的心理形象，不会以那种能够悬挂（或者“解构”）在博物馆墙壁上的画像形式存在……
希特勒恨犹太人，不是因为他的小脑中留有黑皮肤、大鼻子的闪米特人（Semites）的形象；种族主义存在于美国，也不是因为《时代周刊》杂志封面上的辛普森形象太过黑暗。认为反复出现的形象会构成信念的看法既过于悲观又过于乐观，它悲观地认为人们在面对刻板印象的束缚时束手无策，它又过于乐观地认为如果你能改变形象，你就能改变信念。
我们拥有的复杂天赋确保着我们能够触摸到现实，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认天赋反过来会使我们接触不到现实。人们的谎言有时是毫无掩饰的，有时候又会通过影射或者暗含的先决条件来进行欺骗（比如，“你从何时开始不再打你妻子”这样的问题）。人们故意散布种族方面的虚假消息，不仅包括歧视性的刻板印象方面的信息，还包括了精心编造的有关剥削和背信弃义方面的故事，目的是为了从道德上煽动起对这些人的仇恨。人们试图去操纵诸如身份（存在于旁观者的脑海中）之类的社会现实，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错，又或者是为了销售产品。
但是我们通过洞察自身在分类、语言和心理意象等能力上存在的弱点，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使自己免受此类操纵的影响。认为人只是被动地接受刻板印象、语言和形象的看法，不仅是对人的轻视，还赋予了文化和学术精英名不副实的重要性。当前，对于我们能力的局限性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见解，比如，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或者我们处在一个影像世界而非真实世界中。这些观点使我们无法鉴别出谎言和曲解，更不用说去理解它们是如何得以传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