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明尼阿波利斯时，我和薇拉在离校园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租了房子。第二年九月租约快到期时，虽然手头并不宽裕，我们还是决定买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寻找了数月，仅看中两幢房子，既够宽敞，又不算太贵。然而两幢房屋几乎找不到共同点。一幢是迷人的老式维多利亚风格房子，从那里步行就能到校园。我十分喜欢这幢房子，主要因为它靠近学校，我的同事和研究生们可以经常来家里做客，讨论研究课题，或只是闲聊。但那幢房子毗邻工业区，没有供孩子们玩耍的户外场地。另一幢房子位于郊区成片开发的住宅区内，虽然新一些，房屋样式却跟周围的住宅没有区别，离学校有30分钟车程。这幢房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有一个大院子，二是离奥瓦索湖还不到两公里。最终我们选择了它，觉得这里更适合孩子们居住。
搬进新居后不久，我看到一则二手独木舟的广告，立刻买了下来，想给薇拉和孩子们一个惊喜。那会儿正是萧瑟寒冷的十二月，我将独木舟绑在车顶拉到家，薇拉见后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我奇怪地问。
“你自己去问费斯廷格！”她答道。
我真是活该被取笑！在郊区买房让我有点心理失调，总是想立刻做点什么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知何故，我刻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此刻正是明尼阿波利斯漫长冬季的开端，待五个月后冰封的湖面完全融化，才能泛舟湖上。冬天里，明尼苏达人常常为了抄近路而驾车从湖面横穿而过。人们开玩笑说，春天到来的非官方标志，就是第一辆掉进冰窟窿里的车。于是我的独木舟在车库里足足躺了五个月。不过除了挤占空间，它还发挥了其他作用，令我正视了在校园边安家梦破碎的事实。
第一次搬进社会关系学研究实验室时，我无比惊讶地发现，这个实验室并不像我去年春天到访时那样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事实上那儿看起来冷冷清清。斯坦曾向我保证，实验室秘书掌握了所有工作要诀，可以把我从繁重的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可如今她已怀孕七个月，正处于半休假状态。更要命的是，实验室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研究生。哈罗德和斯坦离开时带走了他们最喜爱的研究生，余下的几个不是忙于做毕业论文，就是已经效力于实验室的另外两位同事达纳·布拉梅尔和本·威勒曼。我该怎么办？我需要一个研究助理，却没有可用之人。达纳和本告诉我，双子城里的能人应有尽有，建议我在《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上登广告招人。
这般聘用研究助理的办法似乎不合常规，事实上却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应聘者蜂拥而至，我面试了其中11位最符合条件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能胜任这份工作，但其中一位应聘者以异乎寻常的聪慧打动了我。她的名字叫埃伦·伯沙伊德（Ellen Berscheid）。埃伦从内华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皮尔斯伯里磨粉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找寻游说家庭主妇购买蛋糕粉的方法”。她在面试中的举止很令我困惑。她说她很想得到这份工作，但不会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而刻意为之。事实上她的态度比这更差。打她一进门，言行举止就流露出争强好胜的个性，似乎什么话题都要和我争执一番。我想如果我说“今天真是个大晴天”（确实如此），她一定会立即反驳“胡说，快下雪了”。
但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决定聘用她。几个月后，我彻底被她的聪明才干折服，催促她去修几门研究生课程，并继续读博士。她照做了，并且以破纪录的速度拿到了博士学位。35年后，当埃伦被授予美国心理协会最高荣誉——杰出科学贡献奖时，她写了一篇简短的职业回忆录。读后我欣喜地得知，她将那次面试视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在回忆录里写道，因为在上一份工作中遭遇到普遍的性别歧视，当她走进我办公室时，以为这次也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然而我录用了她，只是因为看中她的能力，而没有计较她所谓的“错误的性别和明显的恶劣态度”。这让她惊喜不已。
新来的研究生们既机灵敏锐又活力充沛，都是我、达纳和本从申请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到了十月，实验室里一派繁忙景象，让人兴奋的各项研究进展顺利。他们中有才华横溢的天主教牧师尤金·杰勒德和天才登山家达文·林德。约翰·达利在哈佛完成课程之后也来到实验室，成为我的大总管和新生们的学习榜样。我们最好的博士后来得出乎意料。一天，我接到费斯廷格的电话，说他有一个一流的博士生，名叫伊莱恩·哈特菲尔德·沃尔斯特。当时大多数学校都不聘用女教授，因此她难以谋得一份教职。费斯廷格问我可否想办法帮她在明尼苏达大学找一份工作。
“她到底有多出色？”我问。
“你知道斯坦·沙克特吗？”
“当然了。”我说。
“你知道埃利奥特·阿伦森吗？”
“知道一点点吧。”我说。
“她可以同他们并驾齐驱。”费斯廷格斩钉截铁地说。
当时我们系里没有空缺的教职，所以我觉得这事可能没戏。但几周后我打听到学生活动办公室正在招聘一位研究专员筹备新生舞会，我立刻给学校教务长打了一个电话。
“这对你我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与其临时雇用一个研究人员分析舞会情况，为什么不正式聘用一个熟练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呢？
他可以从中找到有趣的东西，把这份工作做好的同时说不定还能发掘出具有科研意义的课题。如果你聘到合适的人，我们实验室也可以与之合作。这样不仅你得到了一个能干的科研人才和顾问，我们也多了一位好同事。”
“好主意，”主任说，“你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吗？”
“还真巧呢……”我说。接着，伊莱恩就来到了明尼苏达大学。事实上，她确实利用这次任务进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生约会偏好的突破性研究，发表在社会心理学的顶级期刊上。我们在实验室里给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实验室里，与研究生们一起工作、交流，研究生们都视她为正式教授。伊莱恩是一位天生的优秀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同事。因为不用教课，实验室的这份工作对于伊莱恩来说相当于拿高薪的博士后。两年后她正式成为心理学系的一名助理教授。最终伊莱恩和埃伦·伯沙伊德结成一对高产的研究伙伴，愉快地合作了二十多年。
冰天雪地的明尼苏达却拥有暖意融融的人际氛围，与我在哈佛的遭遇迥异。同事之间没有等级和终身教授资格构筑的壁垒，菜鸟级助理教授可以随意与大师级同事开玩笑。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斯塔克·哈撒韦（Starke Hathaway），他设计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项人格测试。你还能见到从生理学层面分辨谎言的国家级专家戴维·吕肯（David Lykken）、研究儿童复原力的前卫临床心理学家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和两卷本著作《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的主编加德纳·林齐（Gardner Lindzey）。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
由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哈撒韦和麦金力设计的一种人格测试，被广泛运用于犯罪调查、职业选择等多个领域。
当时美国大多数大学的心理学系都存在临床心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之间的对立，双方都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更重要——临床心理学家研究真正的人，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科学精准。而我们系里并无此类门第之争。我确信形成相互尊重氛围的主导力量是保罗·米尔（Paul Meehl）。米尔思维异常敏捷，他不仅是优秀的实验家、娴熟的心理咨询师、卓越的科学哲学家，也是一流的心理测量专家。连系里的超级大腕都涉猎各个分支领域，其他人又怎么好意思掐架呢？
我相信是米尔的远见卓识使明尼苏达大学的终身教授资格审批制度与哈佛截然不同。同样是维持学术上的高水准，哈佛采用极其保守的终身教授资格审批方式，而明尼苏达大学选择对年轻教授未来的学术成就进行精确判断。我回忆起第一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时与米尔的一次交谈。我告诉他，我才毕业两年明尼苏达就给我终身教授资格，让我受宠若惊。米尔说，他们并不是在赌博。
“真的吗？”我问。“何以见得？”
“我们看到了你的激情。”他说。
“激情？”
“过去的成绩固然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他说，“但最可靠的预测指标是你对工作的热情。你的论文字行间都流露出对研究的热情和喜悦，任何人读后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米尔在教授晋级的时间间隔上也不愿墨守成规，他说：“如果研究水平很高，就应该迅速晋级。”一年后的一天，他满面春风地冲进我的办公室，宣布资深教授们全票通过同意晋升我为正教授。突如其来的晋升把我弄懵了。我并没有申请晋升，也没有其他学校来挖我，晋升我为教授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应得的。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明尼苏达大学晋升教授的做法是多么弥足珍贵。
如果系里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气氛可以描述为温暖宜人的话，那么实验室里的氛围称得上是百分之百的温馨惬意了。大家享受着一起工作、教学、合作研究的乐趣。哪怕只是待在实验室里，心情也十分愉快。终于能和一大帮意气相投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们一起工作，我提议每周二晚上召开所有社会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参加的研讨会。我们会在其中一人的家里碰面，一边享用啤酒和椒盐卷饼，一边相互探讨研究课题、实验程序和数据分析，并且相互担任对方课题的非正式顾问。我们甚至组建了一支师生垒球队，水平足以与校队一争高下。我们也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开派对的机会。
我和薇拉视研究生们为家庭成员，这些学生和我们的孩子混得越来越熟，经常在我们家一待就是好长时间。某个周二晚间的例行研讨会上，还不到三岁的约书亚和几个学生闹着玩。那时早已过了他睡觉的时间，但他玩得太开心，根本不理会薇拉的呼唤。最后薇拉来到客厅一把抱起他，约书亚拼命扭动着想要挣脱她的怀抱，小胳膊伸向达文·林德，哭喊着：“达文，救命！救救我！”此后的几个月，其他学生都用约书亚的呼救来向达文打招呼。
在明尼苏达大学，我发现，建筑物的设计风格会显著影响在里面工作的人的工作效率和创造性。我们实验室的布局很完美，占据了福特大楼第四层约一半的地盘，老师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聚集在一起，毗邻实验室里最重要的地方——大楼尽头的一间超大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每个社会心理学研究生都拥有一张桌子，大房间里还有三四块黑板和两只交替使用的咖啡壶。我们称大房间为“牛棚”，因为我们常聚在那儿侃大山。从琐碎的八卦和体育新闻到重大的研究话题，我们无所不谈。我们经常在那里提出研究构想，许多实验构想就是在那里形成的。
一天下午我走进“牛棚”时，看见尤金·杰勒德和达文·林德笑作一团。尤金正在大声朗读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一本书中的章节。帕金森在这篇文章中用讽刺的口吻写到，在政府官僚机构里，工作总是被一拖再拖，直到所有时间都被工作占满。帕金森还援引了一些滑稽可笑的例子加以说明。
听了几分钟后我说：“尤金，这不仅仅是好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糟了，”达文说，“尤金你可要小心了，我看出来了，你马上就要被引诱去做一个实验项目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说，“但你碰巧说对了。官僚机构里工作的人们确实擅长混日子。他们假装一直在工作，于是工作拖到占据了所有可用的时间。他们整日闲坐在那里，处理枯燥的事务，不时看看时间。假设交给某人一项工作，并且要求他一天之内完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会反复查验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不久后，再交给他一项相似的工作任务，但允许他一旦完成便可下班回家。我的假设是，上次的经历会让他认定完成此项工作需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因而他可能花费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它，即便现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机构的时间。”
尤金问：“你是说，一旦完成任务的规定时间变长，人们就会认定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你说对啦。”
于是尤金和我着手进行实验。实验程序很简单，几乎和我们在“牛棚”设想的一样。首先请被试完成一项乏味的任务，过程中实验者（尤金）突然被叫到房间外去接一通紧急的长途电话。我们刻意安排好尤金接电话时间的长短。在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远远超出被试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在另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短一些，但也足够让被试从容地完成任务。下一步，尤金给被试安排另一项相似的任务，并且告诉他完成后即可离开，然后尤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结果发现，完成第二项任务时，有“额外时间”的被试远比有“足够时间”的被试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我们的实验结果比帕金森定律更完善！我们不仅证实了工作任务会被拖沓到占满一个人所有的可用时间，而且证实了从事该工作的人会就此将工作设定为需要额外时间才能完成。
“牛棚”里的人们都很喜欢这个实验，而且我们不断地把它应用于生活和工作中。我第一次受邀到美国心理协会专题研讨会上做一个特别演讲时，请柬是七月收到的。当时我的时间很充裕，用了五天时间来准备演讲。两三年后我又收到一个类似的邀请，但这次我手头有其他紧急的事情要做，最后只剩两天时间来准备。一开始我张皇失措，几乎想要谢绝邀请，毕竟写一份演讲稿就要花五天时间！细想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根本用不着五天时间。果然，我只用两天就准备好了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