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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与执着》老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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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好人,也叫滥好人,曾经是个温和的贬义词,如今偏向中性,但从来不是褒奖。温和,是说它并不直接表露敌意;曾经呢,则尤其让人想起那个阶级斗争大行其道的年代。

“好人”应属赞美,怎么加上个“老”字就变了味儿呢?其曲折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在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上,你可以一时一域被赞扬,怎么可能老被赞扬?可以被此一类人称道,怎会也被彼一类人称道?我就曾亲闻一老好人被温和地质问:怎么好人坏人都说你好呢?问得他只有施展其老好人的独门功夫——一脸的愧笑。因此有理由怀疑他善诡计。有理由,也有证据吗?人无完人便是证据。或者说,人无完人,所以证据是一定会有的。

一个人,所以做成了老好人,是经由了一条怎样的心理路径呢?我猜,人们从来都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几乎没人愿意去触动那一条路径上的迷障。比如我,我就是在敢于知道的那一刻才知道:其实我从来就是知道的。

忘记是在哪一处大雅之堂了,正中的匾额上四个大字:一团和气。一望之下竟让我悲喜交加:好哇好哇,原来这话不单可以用于讥讽、警告和批判,还可以是堂堂正正的倡导!于是我第一次敢于有了为老好人辩护的冲动:人们指责于老好人的,以及老好人从小到大的盼愿,不就是这个“一团和气”吗?不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吗?比如像儿时那样“排排坐,吃果果”,人人对人人都怀有一份羡慕,并一份祝贺。为了一团和气,老好人是情愿于中出些拙力的——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两头儿说好话,甚至于不惜替别人撒点儿谎、做点儿弊,又甚至于这谎与弊都不够周全,倒让自己一回回落得尴尬。比如说S吧,就曾把友人A对友人B的恶语改装成友人A给友人B的些许建议,而后转达。就我所知,B听后火气顿减,S就势再淋些水上去,虽不能彻底浇灭B的怒火,可待其反馈到A时,已是咝咝地释放着暖意了。然而,事后A与B难免碰面,你一言我一语终于发现情况并不似此前的转达与反馈,火气于是再度攀升,怒目便一齐瞄准了S——这个倒霉的老好人。

老好人与谄媚者不同,虽说也难免行些逢迎之事,但都不是计谋,尤其没有对权力与物利的期冀,否则人们会直接叫他坏人的。老好人所以又不同于善诡计者,因其有着自守的道德底线:绝不存害人之心,即便逢迎,也只为营造一团和气,借以保护自己和亲人的一份幸福,或仅仅是平安。而这就造成他的一个致命缺点:软弱。进而又为他打造出一份劣迹:不敢坚持真理。至于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者,则只能算作极度的自私自利,并不在老好人的范围。

人们不直接说他们是坏人,又不直接说他们是好人,偏不嫌麻烦地创造出“老好人”一词来,想必多有深意。

首先,老好人之平生所愿,实在是平凡、平常、平庸之至,既无效圣贤之愿,又无做英雄之胆,当然也不存强梁、流寇之祸心。平凡若此,怎又会惹人注目起来呢——譬如那独享的称号竟广泛并恒久地传扬?想来原因约在:不知自何日始,众多人定的真理与正义纷纷强大并呈敌我之势,遂令胆识俱乏的凡夫俗子们常陷迷惘与惧怕,只好以孱弱的笑脸左右支撑(逢迎);这便惹得“好人”和“坏人”都看他们是另类,因而双方的意见于此竟难得地统一起来:加个“老”字给他们吧,以示区分。

至此有了三个问题:1.无论是“好人坏人都说你好”,还是“好人坏人都看他们是另类”,这“好人”与“坏人”先要由谁和根据什么来认定?2.那个“老”字,何故偏偏是加在了“好人”而不是“坏人”的头上呢——比如“老坏人”?3.老好人的愧笑,愧于何因?这些问题容后再想。

还有个问题:是软弱的本性使得老好人立场不明呢?还是生性不喜欢门门派派、更弄不大懂种种主义,才造成了老好人的软弱?这也先不管他吧,只问:老好人的信奉是什么?别说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行径都必有其信奉的支撑。拨开重重迷障,或掘开层层愧笑去看其深处的埋藏,你会发现,老好人唯本能地倾向着一个自明的——但并非是说他自己早已明晰的——真理:爱。比如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夫妻或恋人之爱,总之是亲人之爱。这样的爱狭隘吗?好吧,就算仍难免有些狭隘,可一切伟大的爱难道不是由此发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一圣贤之言不单道出了爱的博大,也道出了爱之涓细的源头。我不信,连至亲至爱都可以凛然弃之者,能有什么伟大的爱。

我屡屡设想过叛徒的处境与原由,有些比较容易甄辨曲直,从而取舍归弃也自明朗,但更多的却是迷蒙晦暗——观其情也真,察其心也善,然其处境却是进退维谷;即便让我这局外人冷静地选择——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危吾危以及人之危——也仍是百思难取所归。故常自暗谢天地——谢那个任谁也拿捏不准的偶然性,庆幸着危难未临于我,否则就怕于某史犹豫之际,这世上早又多出了一个叛徒。

唉唉,一切理论之于实际都太苍白,一切理性之于真正的疑难都太无奈,很多时候我们只有仰天祈祷,而难有实际作为。

祈祷什么呢?那就先得问:真正的疑难是什么?

比如《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要违背国王“按律法与正义”所颁布的命令,去埋葬她的一个哥哥,但这样,她就会跟她这个哥哥一样成为城邦的叛徒。妹妹伊斯墨涅劝她:“你这样大胆吗,在克瑞昂颁布禁令之后?”安提戈涅回答:“他没有权力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妹妹再次提醒姐姐这样做的可怕后果,而后说:“我们处在强者的控制下,只好服从这道命令。”姐姐说:“(那)你就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吧。”伊斯墨涅说:“我并不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和城邦对抗。”安提戈涅说:“你可以这样推托……(但)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让我和我的鲁莽为担当这件可怕的事而受苦吧,我不会遭受比卑贱的死更可怕的事情了。”最后,妹妹伊斯墨涅对姐姐安提戈涅说:“如果你想去(做)的话就去(做)吧,你可以相信,你这一去虽是鲁莽,你的亲人却认为你是可爱的。”

一边是亲情,是神所珍视的东西,一边是人定的律法与正义,是成为叛徒的可怕后果,你怎样取舍?这样的疑难古今中外多有发生。

安提戈涅立场坚定,安提戈涅芳名千古。国王克瑞昂的立场也很坚定,并具正义之名。可伊斯墨涅怎么办?毫无疑问,她将遭受最可怕的事情——卑贱地死,并且卑贱地生。因为她既不像克瑞昂那样藐视诸神所珍视的东西,又没有力量像安提戈涅那样与城邦对抗,因而她要么是背叛城邦,要么是藐视诸神。我常想,如果伊斯墨涅仰天祈祷,她(以及老好人)会祈祷什么?咳,我自己就这样祈祷过呀——当我发现某史很可能为人间增加一个叛徒之时,我曾屡屡祈祷:让人人都对人人怀有爱意吧,让人人——包括那个克瑞昂——都能够珍视神所珍视的东西吧!那样,就既没有安提戈涅式的危险,也没有伊斯墨涅式的疑难了。

“《安提戈涅》是一部悲剧,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和凡人的律法的要求之间产生的冲突。使这部戏成为悲剧的正是安提戈涅本人……真正的悲剧在于他的感受力。”(《希腊精神》)是呀,感受力!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没有,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而只有这样的感受力使悲剧诞生,使灵魂成长。

这样看,伊斯墨涅就更是悲剧。“黑格尔说,悲剧唯一的主题是精神斗争,而且斗争中的两种精神都引起我们的同情。”(《希腊精神》)伊斯墨涅的处境更加引发我们的这种同情,更能唤醒我们的感受力;或者说,伊斯墨涅才是这部戏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她一生都将处在被撕裂的感受中。

这便使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要设身处地于一些严酷的选择,或令每一颗诚实的心都处在了伊斯墨涅的位置。譬如当神的珍爱与人的律法相悖之时,或爱与正义发生了冲突,你将怎样取舍?譬如一边是至爱亲朋的受苦,甚至惨死,一边是城邦(或组织)利益,以及叛徒的千古骂名,你怎样取舍?又譬如,在诺曼底登陆前夜,为使德军不知盟军已然破译了他们的密码,故当盟军获悉德军即将轰炸某城市时,却对那城市的居民隐瞒了消息,以致更多的人死于那次轰炸——对此,又当怎样评价?

我不知道。我说过了,如是疑难让我百思难取所归。譬如一场战争,一个平头百姓只可能判断其正义与非正义,断无就其战略、战术以及情报的可靠与否而做出支持或反对的能力。不过,话还是说大了——你真能判断出正义与非正义吗?若双方均称占有“真理”和“正义”,并都拿出了缜密的理论支持或“神授”的证据,你将何弃何归?抑或,那就反对一切战争吗?可是,若一残暴势力(如法西斯)欲灭你的族群呢?唔,那当然不行!是呀,这一回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不”了。但是,什么理由呢?理由就是那自明的真理,即神所珍视的东西:爱!

我终于知道我能够知道什么了。我终于确信我能够确信什么了。我终于看清,一个平头百姓,乃至一些自诩为“家”的人,能够辨认并确信的,只有那个自明的真理。新闻可以虚假,情报可有疏漏,理论尤其会仗势欺人,唯神所珍视的东西是牢靠的依凭。然后还要警惕:万勿在那“爱”字前后掺入自制的使用说明,相反,要以神所珍视的,去比照和监督人所制定的。

但这有用吗?人间的困苦与疑难,能因这爱的祈祷而消灭吗?但是,有和没有爱的祈祷,后果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那些人定的东西会随之大不一样。如果只有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则难免还是“真理战胜真理,子弹射中子弹”。

困苦使人祈祷。疑难使人求助于爱。而“果敢”的人们多是感受不到疑难的,故也无须这爱的祈祷,他们只要鲜明的立场就够了。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场。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场。安提戈涅一方面说“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一方面又对伊斯墨涅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什么原因使她前后矛盾?还是立场,鲜明的家族立场——她的诸神还远非博爱的基督。

“因为‘神—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件,使基督教迈向了一种以爱和自由的神秘关联为核心的伦理宗教。上帝舍了自己的儿子,为世人开辟了成圣与称义的道路。”(李猛《爱与正义》)

但并不是说,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就该废除,而是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看它是否符合神的珍爱,是否符合那十字架上的启示。是呀,神子是犹豫的:“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圣经·马可福音14:36》)

倘若“正义”凛然却无怜爱之心,总是以“我的意思”来断人间的案,感受力必会遭受致命的损失。譬如《安提戈涅》式的事件,处处都有,却非处处都有悲剧或悲剧精神,原因何在?就在那感受力的缺失。还是那句话: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从未发生,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但这感受力并非出自生理基因,而是出自文化结构——设若此一族群只信奉“君权神授”,而从无“天赋人权”的信念,其结构便少了至关重要的一极。君、神等值,自然就只有人断人案了,进而是君断臣案,官断民案,以及自命的“好人”来断“坏人”与“老好人”的案。所以,大凡这样的地方,除了喜剧便只有惨剧,很少有悲剧。

悲剧,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也难免要陷入的疑难,尤其是对这疑难之敏锐的觉察。而这样的觉察,或这样的感受力,绝不因为疑难仍是疑难而无所作为;转而求教于神的珍爱,便使爱的天国有望,或已然使其诞生。而惨剧止于求助清官,就算清官总能够战胜赃官,灵魂也无望长大——转来转去还是那一个愚昧的圈圈。

“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剧的那种心性相对(立)的不是看到欢乐的那种心性……(而)是认为生活是肮脏的看法。当人们看到人性中缺乏尊严和意义,人性是琐碎、卑贱的,而且陷入了凄凉无助的境地的时候,悲剧的精神就已经不存在了。”(《希腊精神》)

悲剧使灵魂成长,譬如那个克瑞昂最后也悔悟到:“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神定的律条。”而(尤其是中国式的)惨剧和喜剧,则是惨也归因于(赃)官,喜也归因于(清)官,说来说去,凡夫俗子的命运好歹都是捏在强人手里的,与神的珍爱无涉。于是“神”也就跟着变味儿——都成了强人的仆从。百姓无奈,有本事的便一天到晚去跑关系,往强人堆儿里挤;朝中无人而又胆大包天的,便去落草为寇;剩些自认的弱者,就只好凭那一副笑脸去左右支撑。

现在来看前面留下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好人”与“坏人”,或是由强人指认,或就要以神的珍爱来比照,来甄别。

第二个问题要曲折并有趣得多:所以“好人”和“坏人”都看“老好人”是另类,实在也是出于犹豫——显意识要求他们立场坚定,潜意识里却又知道什么是神的珍爱,以及那自明的真理。就是说,他们都知道老好人实在是好人——即“不喜欢跟着人恨,而更喜欢跟着人爱”的那种人,所以一致赞成:那一个“老”字,还是加在“好人”而非“坏人”的头上吧。有趣,有趣,“人类本性的哲学都清晰地表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希腊精神》)。另一条思路是:众人或不识“爱”乃真理之最高,却本能地倾向它,或无能分辨某些人定真理与正义的不足或伪善,却本能地对之存疑并惧怕,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好人”二字留给这一“另类”吧。这既说明众人对爱的认同,又包含着某种愧对,更是要为大家保留下一处可避强权的、爱与自由的乐土。

第三个问题,即老好人的愧笑,愧于何因?很明显,是愧于软弱,愧于自己的不敢坚持真理。而这恰恰说明,凭其天赋的爱愿,他们并非看不清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并非感受不到,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是符合了还是违背着神的珍爱。而这又说明:即便是人定的真理和正义,也是多么必要,多么必要却又多么艰难,甚至多么严酷。

“可是神子最后是说‘成了’……因为十字架事件正是以爱成全了律法,成全了将基督交在彼拉多手下的律法。”(李猛《爱与正义》)

这最是“十字架上的启示”堪称伟大之处。人类走出了伊甸园,人类社会要延续、要发展,不可以没有规则。而条条规则,难免都要由人来制定,但条条人定的规则,又必须要符合神的珍爱。这暗示着,人定的规则与神的珍爱,其间的差距甚至是经常的。但是,经常的并不等于是正当的,而只是表明了不得已。显然,“不得已”就更不能引为正当。但“不得已”的不正当,难道可以靠“子弹射中子弹”来纠正?换句话说,违背了神的珍爱的暴力,难道能够纠正违背了神的珍爱的规则或律法吗?不言而喻,那将使我们离神的珍爱愈行愈远。所以,“不得已”只应该意味着:必须要保持信仰的经常——即只有经常地以神的珍爱为比照、为要求,才可能纠正人的恶与疏失。理由很明确,也很简单:唯神的珍爱是一切规则或律法的正当性来源。

甚至,连爱也是这样。爱,谁不会说?但是,离开了神的珍爱的督察,人间的万事万物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变成压迫力量的。比如,人不会在“爱”的名义下行其压迫吗?真是难了。不过识别的方法也简单,还是那样:看看这人的珍爱,是否符合或接近着神的珍爱吧。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