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没几年，从前的士兵和他们日渐壮大的家庭利用军人安置法案在诸如纽约的莱维顿（Levittown）这样新兴发展的郊区购买外观上一样的房子。到了1948年，加州人可以开车去吃第一个麦当劳汉堡包了。之后不久，美国人就在他们超过1500万台的电视机上收看到艾德·沙利文秀（Ed Sullivan），同时，任何人都能够开车去享受假期，沿途住在称为“假日酒店”（Holiday Inn）的新型连锁汽车旅店里。
女人回到了家庭中，将从前的制服和外套换成了女人味十足的裙子，并把头发做得一丝不乱。同时，杂志和电视广告都在灌输一种“真正女人”的信息——她必须对丈夫和家庭百依百顺。毕竟，还有什么能比照着洁乐公司（Jell-O）派发的超过100种的烹饪书下厨更重要的呢？没过多久，“铆工露茜”[1]这样的说法就已经成为了久远的回忆。
“特洛伊人”赞助的海报竞赛
在英国，情况也差不多。战争中勇敢的女性再一次成为妈妈和妻子，而且经过了很多年的贫困之后，美国消费模式和对商标的意识很快就被英国人接受了。汽车和其他制造业产品都销售爆棚；年轻的男性、女性享受着可口可乐，阶级的束缚愈来愈少，这意味着社会灵活性大大增强。战争推翻了旧社会的秩序。
无论女性作为家庭象征和完美妈妈，以及露茜和德西（Lucy and Desi）[2]分床睡这样的意象如何在公众中具体化，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并没有如一般简史中经常描绘的那么纯洁。当很多人努力使自己变得普通的同时，战后时期实际上是个性感的年代。玛丽莲·梦露在银幕上下又唱又跳，她是第一个为休·赫夫纳（Hugh Hefner）的新杂志《花花公子》拍摄封面的人；“猫王”摇摆着占据女性的内心，他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充满争议的音乐形式，“摇滚”就此登场。
如何拥有一个快乐的丈夫
选自20世纪50年代一所高中的家庭经济教科书
准备好晚餐。甚至是前一天晚上就要事先计划好一餐美味的佳肴，而且准时。这是让他知道你一直想着他，并且在乎他需求的一种方法。大多数男人回到家的时候，都感觉饥饿，所以，丰盛的晚餐是热情欢迎中必需的一部分。
让自己准备好。在丈夫回来前，给自己15分钟的休息时间，那么丈夫回到家，见到的会是容光焕发的你。化一点妆，在头上扎一根丝带，让你看上去有点不同。毕竟，他一整天面对的都是一群被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
让自己更快乐一些，也更有趣一些。你会成为他枯燥的一天中的亮色。
把家里整理得干净而有条理。在丈夫回来以前，将房间主要地方都走一遍，收拾起学校的书本、玩具、报纸等等。然后在桌子上铺一块台布，点亮一支蜡烛。你的丈夫会觉得自己回到了一个适合休息且有条理的避风港。这也会让你很高兴。
让孩子准备好。花一点时间清洁孩子的手和脸（如果他们年纪尚小），梳好他们的头发。如果需要，给他们换上干净的衣服。他们是小小的珍宝，而你的丈夫会乐意见到这样的场景。
减小一切噪音。他到家的时候，不要开任何洗衣机、烘干机、洗碗机和吸尘器。也要鼓励孩子们保持安静。如果想做得更好，争取让他们早早上床睡觉。
但是，也许还是小说记录了当时人们对性道德的矛盾观念：《冷暖人间》（Peyton Place），讲述了从通奸到婚前性行为等形形色色的事情。这部小说成为10年间最多人阅读的书籍，揭露了多年以来社会对性的伪善面孔，以及公众道德与性在真实世界中的冲突。
美国人真实的生活方式在备受争议的《金赛性学报告》（Kinsey Report）中也被真实地描述了出来，该报告证实男人和女人其实都很享受性生活。从统计学上说，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人比21世纪的女性有频率高很多的性生活。在英国，据“小金赛”报告研究，情况亦是如此，差别在于英国人在公众行为上相对束缚多一些，而性生活更多隐藏于门背后。
在医学界，一些著名的医生认为性压抑是不健康的。诸如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这样著名的精神病学家都警告说，忽略性欲是非常危险的，而人们需要做的应该是放松和接受非常根本的人性冲动，这会令你更加快乐，生活得更健康。即便像保守的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也同意这样的观点，警告公众压抑性欲会带来的危险。美国人最喜欢的儿科医生斯波克（Dr. Spock）就孩子们手淫的问题安慰那些忧心忡忡的父母时，他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男人/女人的性行为
当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充满争议性的研究成果于1948年出版时，这些成果再次证明了美国人是如何饥渴地希望了解自己的身体、欲望和性。书籍出版后，同时得到了很多褒奖和批评。书籍同时证明了卑微的、小小的安全套为人熟知几个世纪的一个事实——公众信仰和个人行为很少若合符节。
摇动（rocking）
“摇动”这个说法原意是指福音歌手在和耶稣一起“摇动他们的灵魂”时，身体的一些动作。但是，40年代晚期，一个名叫罗伊·布朗（Roy Brown）的蓝调歌手写了一首名为《今晚好好摇滚》（Good Rocking Tonight）的歌曲，作为对福音的戏谑，“摇动”成为广为人知的“性”的委婉说法。在非裔美国人群体中，从20年代起这个词就有双重意思，但是到了50年代，每个人都知道了“摇动”的含义是什么。而当“摇滚”（rock and roll）这个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很恼怒，因为它明显是在强调双重意思中隐含的那层意思。
从法律上讲，在一些州依然存留着过时的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影响日渐淡去，虽然超过30个州也同样禁止零售商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来做广告，但是只有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保留了这项法案中限制安全套和其他节育用品的出售地点和出售方式的条例。
到了1955年，很多医务工作者在全美遍地开花的“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诊所中，接受了关于节育相关实践的正规培训。
实际上，当新冲突在世界各地出现时，当冷战和朝鲜战争爆发时，当法国人在越南战败时，安全套生产商们却一直干得不错。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功绩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安全套工业一直起着刺激作用，而大型生产商们对这个机构却始终缺乏感激之情。没有政府的干预，安全套可能一直保持一种相对原始的生产状态，还在为安全套上恼人的洞眼和让人质疑的质量问题愁苦。
到了50年代，标准化生产的作用愈发凸显。生产商据此得以满足日渐增长的生产需求，需求源于在全美快速铺开的零售业终端带来的销售放量。郊区化意味着美国人向城市外扩张，哪里有新兴的郊区，哪里就有更大、更好的零售终端出现。药店在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连锁商店不再为展示各种各样的安全套而感到害羞。伴随着这种展示越来越平常，新的市场推广策略也出现了；人们购买的渠道更加方便，偷窃遂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连锁商店必须想出新法子来展示自己的产品，又要确保不必一下子拿出太多货品——常有大量安全套被窃，十几岁的孩子们特别喜欢这么干。
1957年，也就是英国品牌“杜蕾斯”推出上了润滑油的安全套的同年，美国的进口法律有所放松，外国生产的安全套第一次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售卖了。英国是第一个享受这种改变带来的好处的国家，它将润滑安全套引入美国市场，而很快就被美国同行们抄袭了去。虽然英国早就开始生产舒适和可抛弃的安全套，但在战后很长时间内还是可以购买到耐用——意思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模范”牌（Paragon）安全套。根据报道，为了省下点钱，很多人不得不成为“模范”，用着质地厚实、没有弹性的安全套。
但是，卑微的、小小的安全套的安逸生活马上就要再一次发生改变了，就在一个旧同盟（有时候也称为朋友）重新出现的时候。
玛格丽特·桑格，美国节育领域的象征，在她70多岁的时候重新回到了节育倡导者的队伍中。这时的她是个个子矮小、脆弱的老太太，但她对美国人的性生活产生了最后、或许也是最大的影响：她一辈子的梦想——将控制生育的权力全部掌握在女性手中——成为现实。避孕药登场了。
神奇的小药丸
桑格和优生学
在20世纪20年代，桑格加入了优生学运动，认为控制生育对于贫穷、残疾和“少数族裔”的人来说是尤为必需的。她的想法激怒了很多人，并将她当作顽固不化的偏激分子记入史册。桑格希望为黑人、移民和残疾人找到一种控制生育的简单方法，因为他们是“人类的杂草”、“鲁莽的繁殖者”、“根本不应该出生的人”。桑格认为控制生育对于建设一个强大而充满生命力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的孩子越多越好，不健康的孩子越少越好——这是控制生育的主要目标”。虽然她的言论有些让人无法容忍，但放在历史的背景中，她站在了重要的妇女运动的前沿，是和纽约最粗暴、最冷酷的邻居们勇敢斗争的人。她尽了最大努力令公众得以关注那些在处理意外怀孕时使用拙劣流产方法和治疗方法的贫穷妇女、移民妇女所面临的困境。
桑格争取让女性享有掌控她们自己身体之权益的努力缓慢但稳步地腐蚀着科姆斯多克法案，但她从来没有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满意过。尽管她暗暗地支持使用安全套，但同时，她也抱怨这样会让主动权落在男人手里。同时，科学圈把关于控制生育的研究看作是一种禁忌。这就让自由的市场可以继续生产各种各样的节育用品：乱七八糟的局部抹膏、麻烦的隔膜和原始的宫内节育器。这些用品中很多不仅用起来不舒服，而且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另外，1950年代，流产开始偷偷地被很多人采用，这也成为桑格一直为节育方法的可靠性而担忧的原因之一。即使在晚年，桑格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一个相当巧合的机缘，她找到了。
在一次晚宴上的随便闲聊中，桑格将自己的抱怨告诉了一个名叫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的年轻生物学家。她悲叹对于女性来说没有安全而可靠的控制生育方法，特别是对于那些贫穷的妇女、少数族裔妇女和有生理或者精神缺陷的妇女。不过，桑格坚信，在某个地方总有某种方法可以创造出一粒小小的药丸，让女性可以将生育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这粒药丸既安全又有效。当平卡斯告诉她说，他相信女性荷尔蒙可以被化学药物控制从而有可能实现避孕，桑格欣喜若狂——这正是所有女性主义者需要的！
尽管早期关于药丸“研发”的故事很复杂，但最根本的情况就是，历史上最坚定的节育倡导者和不为人知的科学家之间的晚餐对话引带出人类生育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探索和成果。
差不多是科姆斯多克残余的最后一口气
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医生同意节育对于家庭和女性的健康来说是有益的，但反节育的法律还是存留在一些州内。在马萨诸塞州任何“展示、售卖、开处方、提供安全套或者提供信息”者都将被处以重罪：而在其邻居康涅狄格州，夫妻使用避孕用品属于犯罪。
1961年，身为耶鲁医学院妇产科学系主任的李·巴克斯滕博士（Lee Buxton），联合身为康涅狄格州计划生育联合会执行总监的艾斯黛拉·格里斯伍德（Estelle Griswold），挑战关于节育的法律。他们在康涅狄格州开设了4家节育诊所，随即遭到逮捕。到了1965年，二人上诉到最高法院，在那里，科姆斯多克的残余力量被当作对个人隐私的一种侵犯而被根除，人类性历史上一个悲惨的时期最终宣告结束。
发明药丸的最初几年让人想起了安全套的历史：它也激发了很多同样的关于节育道德性的争论，以及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使用药物来控制女性身体是不自然的，类似于玩弄上帝；服用药丸的方式使得没有结婚的人能够太过轻易地在不承担后果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甚至有非常激烈的回应，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控诉说，计划生育组织[3]和他们的讲习所提供避孕药丸是有目的地限制黑人的出生率。
教皇再次进行了定夺。
平卡斯和药丸
格雷戈里·平卡斯在他40多岁的时候死于一种罕见的疾病，这种疾病是由他在实验室中实验的一种化学药剂引起的。该化学药剂主要就是用来生产避孕药。他的生与死让人想起了现代安全套之父法拉皮奥。就像男人们不知道法拉皮奥是何许人，女人们也对平卡斯无感[4]。他对于控制生育现代化极其重要的贡献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具进步思想的教皇保罗六世1964年试图对教会及其政策进行现代化改革。也许有些让人吃惊，根据教会自己的统计，至少75％的教士对使用避孕药丸表示欢迎，相信这是一种控制生育的绝好方法。但是，通过天主教人口、家庭和生育委员会——通常被称为控制生育委员会——教会顽固地拒绝承认除了以“梵蒂冈轮盘赌”闻名的安全期避孕法之外的夫妻间的一切节育方法。
不管教皇敕令如何，天主教女性教徒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乐于使用避孕药丸：美国天主教女性教徒的这一比例从控制生育委员会应对此事时的25％增加到1980年时的80％。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避孕药的态度也有起伏。1966年，即玛格丽特·桑格去世的这一年，当政府机构告诉诸如赛尔（Searle）这样的公司说，他们必须承诺对避孕药进行更长时期的研究时，避孕药工业遇到了短暂的挫折。避孕药的副作用也引发争议。但是这些都没有延缓避孕药的研究和销售。实际上，避孕药已经如此流行，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联邦政府是否支持节育研究时，他尴尬地回应说：“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政治的或者政府的行为、功能或责任”，“这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几年以后，在约翰逊总统1965年1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他对外谨慎地宣布了自己推广使用节育用品的计划：“我将寻找新的方法，”他告诉国会，“运用我们的知识帮助处理世界人口爆发和日益增长的世界资源匮乏问题。”这个支持节育的声明并非十分大胆，但它是历届在职总统发表的第一份如此的声明。约翰逊确信只要提及涉及避孕的联邦财政问题，他就会触怒整个国家的天主教投票者。他并不知道有多少女性天主教徒已经偷偷地在吃避孕药了。
总统改变了主意
摘自1966年12月9日的《纽约时报》：
联邦政府对控制生育的态度突然发生了改变。直到两年以前，华盛顿依然严格遵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控制生育问题于1959年颁布的生硬的公告。但是艾克——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一起担任一个称为“计划生育—世界人口”的私人组织的名誉联合主席——现在改变了看法。就在上个星期，他宣称他“从个人角度支持所有公共的或是私人的计划，以向家庭提供节育信息。”
1970年代中期，在美国国内，联邦政府资助了超过2000家公共健康诊所，这些诊所都会向贫困女性提供避孕药。到了1980年代中期，其他国家也开始使用避孕药，全世界50岁以下在性方面主动的女性，超过80％都会服用避孕药。
性革命是怎样的呢？
披头士乐队在美国首发唱片以及登月计划筹备的时代，西方社会的性道德日渐倾颓，一场永久性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此一时期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极端的性解放，特别是在白种城市居民和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中。迷你裙、（美国嬉皮士佩戴的）彩色长念珠、扎染和摇滚成为一种新的、充满煽惑性的性姿态的象征。诸如旧金山、阿姆斯特丹、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成为一代人追求“自由之爱”的中心，并将人们引入一个即使古老的希腊人也会自叹弗如的性开放的时代。
到了60年代，避孕药和自由之爱的融合使安全套成为了一种落伍的东西。“销售量下降了。结束了。”这样的话语成为标准注脚。但是，事实是，人们并没有忽视这种使用了几千年的东西。虽然避孕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年轻一带的性自由，但古老的、有效的备用品并没有走下历史舞台。
1960年，避孕药投入市场。几个月后，安全套销售确实感觉到了压力。但是，这肯定不是“无法投递的信件”。根据安全套漫长而动荡的历史，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中，安全套为自己在公众的视野中找到了很多有趣的位置。就在“不列颠入侵”[5]之前——此事件将战后“英国抄袭美国”的走势完全逆转——在一次早期的披头士巡演时，保罗·麦卡特尼在德国汉堡被捕。他在公共场所悬挂了一个安全套，并点燃了它。保罗认为这很有趣，但是德国警察并不这么认为，而是将他驱离德国。
黄色潜水艇
几年之后看起来对安全套很感兴趣的披头士乐队再次制造了新闻一一当约翰·列侬录制《黄色潜水艇》时，他将一个安全套罩住了话筒。他喜欢经过这么一番改造后的音效。
在流行小说和电影中，具有颠覆意义的英国小说（后来成为电视秀）《一夕风流恨事多》（A Kind of Loving）描写说，主人公维克多（Victor）因被发现购买了三只装的安全套而感到十分尴尬；而到了1971年，安全套在电影《猎爱的人》（Carnal Knowledge）中展现了重要性。之后，特蕾西（Theresa）性格的阴暗面在电影《寻找顾巴先生》（Looking for Mr. Goodbar）中展现了出来——她随便找了个不知名的男人，这个男人向她建议说他们可以进行安全的性交，特蕾西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她并没有对男人的谨慎表示感激，取而代之的是，她将男人提供的安全套吹成一个气球，然后还给了他。在杰尔兹·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i）关于前苏联的黑色小说《阶梯》（Steps）中，作者利用安全套帮助他痛苦的叙述者将对社会主义体系满腔沉默的不屑倾诉出来——他将安全套钉在了千锤百炼的党员的胸前。
但是，经由所有的这些，安全套在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她太女人了
在英格兰和美国由社会学家操作的很多访谈中，绝大多数年长的已婚妇女在回答性方面的问题时不厌其烦；但是当被问到有关将安全套当作避孕用品的知识和使用情况时，却很不耐烦。她们认为那是“男人的事情”。年长的英国夫妻关于在他们年轻时如何避孕的问题上总是给出这样的回答：“哦，好吧，我们用的，我们曾经用过……嗯……我们以前管那玩意叫做‘那个法文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官方叫法是什么？应该怎么说？套子？好吧，安全套。是的，男人决定要不要避孕，但是，呃……这是男人的事情。”
当问到他们是如何知道安全套和在哪里购买时，回答总是很含糊，但还是很有启发性，因为这正好反映了他们对于节育知识的缺乏“哦，嗯……你会看到有些人在街角售卖安全套，或者，药房，通常是药房。你只是在街角才能看到这东西，没人告诉你那是怎么回事，你只知道那东西是橡胶做的，仅此而已。”
1960年，在整个英格兰进行了一次关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夫妻节育行为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几十年来，英国男人越来越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措施。研究者总结说：“避孕依然是丈夫的特权。”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在大西洋两岸新开设出来的节育诊所。女人总是希望男人能够坚持使用安全套，部分原因是出于这样比较放松，部分原因是当时的选择还是很有限。
在1955年和1965年之间，处于生育年龄的美国人中大约有42％将安全套当做避孕用品来使用。只是在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群体中，使用比例有所下降，到1965年时仅为不到10％。避孕药直到1970年代才真正影响到了这些数据，而且影响也只是暂时的。
日本安全套
20世纪60年代日本每年每人使用安全套的数量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日本人也将安全套作为节育用品的首选。就像依然处于日本领导地位的冈本株式会社的一名主管所说的那样；“相较于化学方法来说，日本人更依赖于物理方法避孕。”同时，他们也生产出更注重舒适度的安全套，让国内消费者拒绝了一切由美国或者欧洲生产的同类产品。日本生产的安全套厚薄只有3毫米，是外国品牌的一半而且非常舒适。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通过中年妇女做上门推销。
英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在1950年和1960年之间，60％的已婚英国人更喜欢“男性避孕方式”——安全套。直到1970年，避孕药的使用比例才超过了安全套——从1966年到1970年，38％的已婚夫妻和有性生活的单身人群使用避孕药，而31％的人使用安全套。但是，也许有些让人吃惊，单身女性仍然希望男人采取主动方式避孕。而来自药店销售方面的统计数据也表明，女性购买安全套的时候感觉更加自在。有趣的是，美国女性也认为如果使用“特洛伊人”安全套，相较于男人她们感觉更舒服。
到了1950年代末，安全套作为第一或者第二选择的坚固地位在相关广告方面也许显得更加有趣：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简称NAB）禁止所有的美国电视台和电台播放有关安全套（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节育用品）的广告。这项禁令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
挑战这项禁令的第一个商业广告出现在加州。1975年，KNTV播出了一则“特洛伊人”的商业广告，所有收看的人都对这则广告表示了肯定，但是电视台并不喜欢广告引起的这种全国性的关注，所以，尽管很受欢迎，但该广告很快就停播了。
这一行当甚少见诸媒体的诡异状况，在一篇名为《在阴影中》（In the Shadows）的文章中可窥一斑。该文章于1963年发表于《时代》杂志（Time）的商业版块中，匿名作者写道：“在美国的商业行当中，一个不见光的工业稳步发展，它的存在被很多商人所忽视，仅有它的管理者会小心翼翼地提及。”《时代》杂志告诉它的读者们，虽然节育用品产业或多或少处于地下，但它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那一年仅国内的安全套销售量就超过了8500万美元。这个数据并不正确——尽管有避孕药的存在，但安全套销售量始终稳定在大约一年两亿美元——不过倒是确实反映了人们对安全套工业的忽视程度，或者应该说反映了媒体对其的无知：当时关于安全套销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下网络，它也不是一门崭露头角的产业，事实恰恰是，这项产业很多年来一直在华尔街的风口浪尖上。
印度人的做法
安全套的包装盒被陈列在商店橱窗中、沿街叫卖的小商贩的手推车中，甚至于是本地肉铺橱窗里的鸡鸭旁边。印度人给本国生产的安全套取名为“Nirodh”，是梵语中“免于恐惧的自由”之意[6]。起这个名字一方面是为了推广名字本身拥有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希望印度男人愿意主动花两毛钱去买一个安全套。但是，关于如何使用安全套的教育出了点问题。大多数国际开发署的成员都觉得安全套的形状和尺寸使人们很容易看出来应该怎么使用它，但是另一些人坚持要有书面的说明。两种意见都让人有点不太确定于是当地村里的长者们被雇佣来专门演示如何戴上安全套。为此，长者们用竹子做了演示。但问题在于，当村里的男人在家里将安全套套在竹子上时，他们发现神奇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也许这篇文章中最精确或者说唯一精确的部分是断言生产商预期销售量会有增加，推算只开发了潜在的节育用品市场的20％，确信随着婴儿潮的一代现在都已长大成人，必将刺激安全套的需求量。
对市场需求量增加的愿望从1967年开始得到了实现。但是，《时代》杂志和生产商都没有预见到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AID）在总统的支持下，致力于推动解决世界人口危机，到1960年代中期，诸如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得到美国援助的情况下，每年从美国购买5000万个安全套，同时从日本购买至少2200万个安全套。（到1970年，印度每年也生产超过2.7亿个安全套。）当国际开发署改变了此前对节育用品的管理和国际援助袖手旁观的政策之后，这个新兴的、貌似无尽的市场就相当突然地被打开了。实际上，美国官员非常坚定地要让印度人戴上安全套，正如开发署一位官员说的那样：“我们希望安全套能够像可口可乐一样被广而告之。”这只是接下来几十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免费派发数十亿计的安全套的开始而已。
战后欧洲——安全套发生了什么？
和以前的时代一样，战争结束之后，那些曾经是安全套贸易中心的国家发现安全套不仅在使用上，而且在性道德观念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法律将这些改变落实在了文字上。和一战以后发生在法国的支持生育运动一样，对人口下降的恐惧再一次让很多人相信，安全套对于法国的生存是非常危险的。支持生育运动重新回来了，不过这一次它的声势要浩大得多。
和美国以及英国的妇女角色的极端女性化相同，法国女人也被期望能够回到家庭，帮助实现戴高乐将军1945年颁布的命令：在10年之内，为法国生下1200万个新生儿，或者说“婴儿潮”。流产是犯罪，并会被处以死刑，而控制生育也是违法的，一直到1967年相关法律都没有改变。和其他极端运动一样，总有人会选择无视这些禁条，从黑市购买外国产的安全套。这种规定让很多法国夫妇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他们不想在被战争摧残的经济环境中抚养太多的孩子。
意大利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尽管存在教会的压力，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场非常积极和公开的节育运动：1956年，意大利人口统计教育协会（Italian Association for Demographic Education，简称AIED）成立，目的是支持夫妇决定拥有孩子的数量的观念和实践，特别是和反对控制生育的法律条例作斗争。协会拥有有趣的支持者，所有人都没有宗教信仰，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协会制定的计划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后者因为拥有压倒多数的信众，可以保证所有反安全套法律条例得以通过。反对控制生育的法律一直在制度层面得到保留，但是到了1971年，这些法律被宣布违宪。1960年代末，安全套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在此之前很久，人们便已开始偷偷使用安全套了，甚而连流产也成为合法的事情，而且在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做到了，尽管教会始终对此表示公开而强烈的反对。
也许有些让人吃惊，安全套和控制生育在战后的德国遭到了最强烈的压制。希特勒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奇怪理念在这个国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前西德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时，决意要将所有有关公共和个人的道德问题都加以立法化。尽管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期被称为是一个极端的“性自由”的时代，但这种情况很快得到了改变：审查制度成为常态，任何散播节育信息的行为都被严厉禁止。和早期的纳粹年代一样，尽管有人竭力阻止安全套的销售，但得到安全套的渠道并没有被完全切断。和战争年代相同，对疾病的恐惧，或者对这种恐惧的利用，令安全套依然在市场中占有它自己的位置。当自动售货机在很多德国的街道上、公共厕所中以及酒吧和理发店的里间普遍可见的时候，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早期，法律专家和记者之间就这些机器的必要性的争论正在逐渐升温。反对自动售货机的言论认为，即使只是在自动售货机中不事张扬地陈列安全套，也应被看做是——某些法官就是这么解释的——对道德和社会规范的侵犯。
这种模糊但有效的传统法律见解经常被保守派法律专家援引用来吓阻青少年接触避孕用品。而且，和在意大利一样，天主教活动家制定、主导了议题：1951年和1952年，保守的天主教青年组织烧毁了售卖情色书刊的书报亭；1953年，他们开始采取反对安全套自动售货机的行动。由于法律对此没有表示任何谴责，它激发了更多反对安全套自动售货机的街头行动——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暴乱。如此，10年之后，德国年轻一代少有人对于性知识，尤其是避孕知识有足够的了解也就不足为怪了，由此引发了一个性困惑性矛盾的年代。但是，接下来就出现了德国对玛格丽特·桑格的回应。
对于安全套来说没有冷战
尽管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发生了巨变，但在某些方面，至少是在对控制生育的直率方式上，苏联和它的卫星国走在了欧洲人的前面。社会对安全套的需求极大，而俄国人最大的抱怨就是供给从来都跟不上。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家中，一个起源于19世纪晚期德国人管理的安全套公司也大张旗鼓地回来了：“VULKAN”公司在当地做起了以天然橡胶制造安全套的生意，而到了60年代该公司骄傲地推出了“普利麦罗”（Primero）牌安全套，该品牌直到2005年还出现在东欧药店的货架上。
在二战期间，比亚特·乌瑟（Beate Uhse）上尉是德国空军中唯一的女飞行员。她的丈夫也是一名飞行员，在1944年执行一次行动的时候遇难。比亚特拥有的只剩下一个还没拉扯大的孩子和一份在战败一方任职飞行员的摇摇欲坠的职业。当比亚特驾驶一架飞机在苏联军队进攻之前飞出柏林时，也许正是她作为飞行员的能力拯救了她和孩子的生命。她在英格兰降落，在那里被短暂地关进了监狱，几年之后回到德国。在她回到故乡的时候，比亚特吃惊地看到那些归家士兵和他们的妻子是如此沮丧，他们得不到节育用品、没有钱、却有太多的孩子需要照顾。彼时大为倒退的性政策令她无法承受，于是比亚特决定要做些什么。
比亚特的母亲曾经是德国最早的女医生之一，她教会了自己的女儿很多有关节育的知识，这些知识在纳粹当政时期是被禁止传播的。比亚特不仅挑战了当时的社会规范，也挑战了法律。她和一个橡胶生产商偷偷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为她生产一批安全套，之后，比亚特通过上门推销的方式卖掉了这些安全套，还有自己写的关于节育的小册子。此后，她开始通过邮购的方式出售安全套和节育建议，甚至还有性玩具。几年之后，比亚特成为德国最大的性用品企业家之一。期间，她为了安全套的合法性问题做了多年斗争，除了一次马失前蹄，每次她都取得了胜利。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前的飞行员拥有了连锁的性用品商店，同时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她去世的时候，比亚特不仅拥有大约2亿美元的身家，还是一位备受尊重的社会活动家和商人。她留给人们的记忆不仅是一位安全套企业家，也是一个将人类性行为曾经的禁忌重新带入聚光灯下的人：“性，和吃饭喝水一样，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
预防用品的应用是个什么情况？
1950年，美国人首选的避孕用品当属安全套，而安全套每年带来的利润是2亿美元。但是，到50年代结束之前，安全套预防疾病的作用已经消失了。盘尼西林和其他现代药物被用来治疗很多长期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可怕的梅毒带来的折磨。这个时期的卖淫活动在西方国家中也比较低迷。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原因是战后结婚年龄下降，而婚前性行为这一禁忌的低调却稳步的解除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怎样，看起来妓女数量的减少意味着疾病发病率的减少。但是，说到性道德、性态度、公共和个人对待性的方法，这也是历史上很奇怪的一个阶段。再一次。
由于联邦政府就消灭性病所作的努力，到了1948年，大约只有7万美国人还在遭受性病的折磨。这个数字标示了一场很让人振奋的胜利，要知道，1919年时仅军队里就有40万人罹患性病。到了1957年，根除性病的努力换来了更大的成功，仅有7千不到的人感染上性病。
联想起反对使用安全套以及后来的反对避孕药的争论，仍旧有些政府官员和医生相信对这个数字的下降有所帮助的公共教育和神奇药物在带来令人惊奇的成功之外，也可能导致极度的性乱交，最终会导致家庭，甚至是社会的死亡。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对这一成功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到了50年代结束的时候，诊所和性病根除项目一度充沛的资金几乎不再得到补充：毕竟，梅毒是过去的事情了，对吧？可悲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性病测试
50年代末期在美国绝大多数州，为了得到结婚证书必须进行瓦色尔曼氏反应测试。官员们确信这是根除性病的重要环节，而各州颁发证书的部门汇报上来的病例就是以前汇报的那些性病病例。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病例都没有被计算在内，也解释了为什么为鸡毛蒜皮的事情斤斤计较的政府官员们对于削减性病教育基金感到十分满意。政府完全依赖于一种测试和一种人群——即将结婚的人却忽视了最具危险性的几种人：贫穷的黑人、城市年轻人和郊区的穷人。
那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当一项疾病控制项目即将实现目标的时候，通常是这个项目被根除了，而不是疾病。
密西西比卫生部门的威廉·赫德医生（Dr. William Holder）
尽管性病貌似接近于灭绝了，很多美国和英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还是试图保留他们的教育项目。历史早已证明，关于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危险性和性病卷土重来速度之快的教育是何等必要。但是，他们的想法很快被那些认为这种教育已经过时而且没有效用的人压制了。毕竟，这段时期得性病的人很少，而结婚年龄的下降以及一夫一妻制都是文化的理想状态，当其他所有的方法都失败时，我们也还可以依靠药物来治疗。公众不再愿意将税收用于仅仅是预防性病。
与此同时，性革命来临了。
在美国和英国，节育诊所越来越普遍，这些诊所大多数都能得到额外的公共补助，而且性教育和为了节育而提供安全套的服务都十分公开。没人想到将性病防治诊所和节育诊所合在一起，以便结合两方面的信息并从公共财政中——也从我们的套套中——获取最大收益。取而代之的是，到了60年代早期，性病根除运动变得好像普逗裙（poodle skirt）[7]一样过时，而投入教育的人力物力不断萎缩。人力物力被偷偷增长的自由、私人基金资助的诊所和资金不足的地方卫生部门所限制——前者很快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后者辖下的少量工作人员必须处理急剧增加但不对外公开的性病患者。那时，传染上性病的人通常会去以上机构之一寻求治疗，而事先却得不到预防性措施的帮助。
对于不加保护的性行为所面临的危险完全无知，并非一个长期影响的结果。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正是在他们中间爆发了堪与史上任何一次相提并论的性病大流行——采取保护措施其实不是多么遥远的记忆。
性病“年代”
到了1965年，估计一年内至少有65万20岁以下的美国人感染了梅毒或者淋病。对20岁以上人群的估计有多个不同版本，但是数字同样令人惊愕。1969年，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内华达州、伊利诺伊州和田纳西州上报，每10万人中就有300人感染淋病，而佐治亚州则超过500人。
大城市受到了最猛烈的冲击：亚特兰大的数据为每10万人中2300人感染，而在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和纽瓦克，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仅仅洛杉矶一地，官员就确定有超过4.5万名妇女感染了性病却不自知。那一年，美国公布总计有45万人感染了淋病，而没有公布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说到梅毒，情况没有淋病那么糟糕，但可以肯定的是，梅毒远远没有离开人们的生活。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国民医疗服务机构发现统计数据要跟上梅毒、淋病以及“第二代”性病急剧增长的发病率越来越困难。而在女权运动的年代，历史上第一次，女性和男性一样容易感染上性病。
从第一代性病到第二代性病
很多人认为“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是近年发明的词汇，实际上这个词语是1910年由一位当时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创造的。他觉得性病（venereal disease）只包括梅毒和淋病，因此希望找到一个词语能够涵盖其他和性接触有关的疾病。奥斯勒出生于加拿大，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和牛津医学院同时担任要职。他是医疗现代化和专业化运动的先驱者，并勇敢地将性传播疾病的治疗体系从普通医疗模式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部门应对之。奥斯勒“新创的”词汇直到1973年才被英国的性病医疗协会正式采用，但这一概念此前已由英国国民医疗服务机构（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在1960年代流行病大泛滥的时候率先推广。
一位专门治疗性病的医生对此总结说：“针对性病，药物治疗达致的效果远不及事先指导病人如何预防所达到的效果。”历史再一次重演，而美国军队重新犯下的错误也是最显而易见的。
回到道德管制
安溪广场或者东方迪士尼乐园
战争通常会带来比较怪异的后果，特别是军队在“处理”士兵性行为的应对上，一个充满痛苦的实例就是安溪（An Khe）——位于越南中部高地的一个曾经宁静的小山村。当2.1万美国士兵驻扎到那里时，妓女和男妓们紧随其后，完全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并危及军队的健康。在刚刚到达的几个星期内，就有30％的士兵感染了性病。指挥官的应对是允许村子里的长者开设妓院，那里的妓女，或者说“茶女郎”，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并由美国医生检查过，之后发给大剂量的抗性病药物。士兵们将这个周围由带倒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25英亩大小的“广场”称为迪士尼乐园。当地人将这里很多的酒吧和房屋里间称为“轰隆隆小雅间”（boom boom parlors）。无论如何，尽管这里的女孩定期会接受检查，安全套还是在预防疾病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每个“雅间”的进口处都有。
军队：罩住枪管封住嘴[8]
当伊拉克局势升温后，军事基地安全套的销售量增长了9倍。五角大楼不愿意对这种爆炸性需求给予任何评价，但在强烈要求下，他们含糊回应说，这属于军需用品，主要是为了保护沙漠环境下的武器装备。总之，美国军队和当地妇女之间没有结下深交。销售经理们可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说绝大多数军队的男人并不喜欢政府供给的安全套，那些玩意只是用来“罩住士兵的枪管的”。
尽管步子迈得有点慢，美国军队毕竟将安全套放入了随身医药包，这一行为曾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可是二战结束之后，军队却开始全身心地转向性格教育，展开尝试，要求年轻军人参加道德和宗教指导课程。一系列以“十诫”、“思想、语言和做事纯净”、“婚姻是神圣的制度”为主题的讲座由随军牧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以前那些“男孩永远做男孩”的说教倒确实远离了军队，毕竟比起说一句抱歉，保证安全更重要。尽管最极端的宗教教义并没有在全军范围内强制要求新兵遵守，但是在整个越南战争中，这种宗教思想却的确影响了军事训练的某些环节：军官们再一次尝试将宗教与士兵的个人品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婚外性行为再一次被认为是不正当的，是一种要受到惩罚的违规行为。而政策也再一次无法反映士兵的真实情况。
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一支富有的军队驻扎在一个贫穷国家中，意味着买春随处可见，而士兵中的性病发生率也创下历史新高：在12个月的服役期内，10个人里面有8个人至少得过一次淋病。要多谢“眨眨眼，点点头”（即心照不宣）的预防方法，军队中还能搞到安全套，但是和大多数民众一样，相比二战期间而言，很多士兵不再那么重视性卫生的问题，而有些人认为这种病治起来挺容易。这种随意的态度意味着，尽管有免费的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在海军和商船中，甲板上还是会摆放储存了很多安全套的大筒，水手下船的时候可以随手抓上一把——对于在韩国服役的普通美国士兵来说，染上性病几乎是注定的。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士兵最愚蠢的时刻
一些士兵服役期间最愚蠢的时刻“是在12月军队开拔前往朝鲜的途中。某天船上的下午场电影是‘马丁和刘易斯’（Martin & Lewis）[9]的最新影片。正片放映之前的暖场片是二战时军队的宣教片；如何清洁身体然后接受一次生殖器检查。片子里做示范的都是真人。现场吐槽声四起，一大群性欲旺盛的年轻人纷纷离座退场去了甲板。我们都因此错过了电影‘马丁和刘易斯’。”
现实是，有大量花柳场所供军人消费且价格适中。军队领导个人的倾向，在部分转为规条落实中往往体现为性教育方面一系列笨拙的尝试，即便如此，也并没有一种全军范围的系统计划来支撑这种尝试。当军队出发前往朝鲜时，一些指挥官会告诫手下性行为要注意安全以及如果他们对保护措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将要面临的危险。但这些努力太微乎其微，而且通常来说都太晚了。一位士兵对他“在战地的性经验”的回忆也许可以概括这些指导意见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一个白雪皑皑的早晨，整个队伍排列整齐，而我们倒霉的、想要表现得很严肃的军士长站在我们面前……两腿间放着一根扫帚把，摆放到合适的长度和合适的角度后由他来演示如何戴上安全套。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从军生涯中排名第二的最愚蠢的时刻。”
不管是不是愚蠢，安全套确实帮助降低了受着严酷训练的军队内性病的发生率，但是在冲突发生时和发生后随着数字的一路攀升，整个60年代以及进入70年代后，官方对任何致力于这方面训练的努力，支持都显得相当缺乏。
在越南战争期间，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位官员抱怨说“事态已经难以控制”，指的就是当时的妓女情况。这位身在高位的官员补充说“压制是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那么压制是最好的方法。不幸的是，在某些领域我们做不到……我们连规定士兵剪头发都遇到了很多麻烦，更不要说规定他们的性习惯了。”安全套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教育买不到。
再一次和瘟疫作斗争
在安全套漫长而充满麻烦的历史中，对于70年代早期的性病大流行的宣传和公开讨论表明了，在关于安全性交和保护措施如何、何时、何地、对谁（以及是否）实行的问题上，道德、法律和伦理的争斗始终存在。在这其中，广播和电视一直明显缺席，甚至今天也是如此。
1977年，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的清教徒派领导人在圣地亚哥会面，建立了一个和电视官员合作的委员会，就“传播工作者对于意外怀孕和性病这样重要的全民健康问题还能做些什么额外的贡献”展开了讨论。就如《纽约时报》说的那样，“那是他们的方法，来说明他们将就安全套在广播宣传业宣传的问题进行讨论。”但这不是一场严肃的讨论，以至于1979年司法部推翻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反安全套的行规后，这一改变在推动其他广播媒体播放安全套广告方面的效用也着实有限，尽管放纵的1960年代社会上有着非常宽松的性氛围。
这也许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媒体层面找到关于安全套的广告，只能局限于平面媒体，主要还是男性杂志，比如《阁楼》（Penthouse）。当尤里乌斯·施密特公司60年代中期打算在非常受欢迎的《花花公子》杂志上做低调宣传，而且仅仅是当作避孕用品打广告时，就连这本杂志的编辑也拒绝提到“安全套”这一字眼，因为他们不想“打扰男性读者阅读时的愉悦感”。到了60年代末期，《花花公子》出于对其信誉的考虑，改变了反安全套广告的政策，开始接受主要品牌的广告，但只能作为避孕用品宣传。一些不那么著名的杂志随后也开始试水，但是其他形式的媒体没有与时俱进，仍旧对出于任何目的刊发安全套广告都持冷淡的态度。
广告
虽然英国人对于安全套广告没那么吹毛求疵，英国的第一次真正的安全套平面广告投放还是伦敦橡胶公司在1969年时推动的。同时，关于在零售店公开展示性用品的法律也变得宽松了一些药店开始在货架上摆放安全套，而不是生生逼客人开口询问。英国生产商也认识到广告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开始在女性杂志上推广一些安全套品牌，比如：Loving，The Women's Mirror，Brides和Setting Up Home。
1964年，当英国国家标准BS3704实行的时候，政府开始对质量管理严格了起来。这项标准要求生产商在每个包装盒上标明生产日期，并注明使用了什么原材料，之后还要对产品进行严格的测试。尽管关于安全套生产的各种流言持续出现，比如100个安全套中至少有10或12个成品不合格，或者在工厂工作的天主教工人偷偷地在安全套头上用针刺出洞来，但全国生育控制协会（National Birth Control Association）还是将安全套评为可靠产品。这也提高了安全套的地位，当然还是限于控制生育用品的范畴。
不过，和美国人一样，越来越多的英国成年人倾向于服用避孕药，原因之一是现代药物治疗使得人们对于性病的惧怕已经成为过去式。到了50年代末，已经很少英国人将安全套当作保护健康的用品。
尽管性病发生率持续攀高，但1970年代以前，生产商仅仅将安全套当作避孕用品来做广告。当谈到性病预防，包装上有个漂亮而慵懒的美人鱼以及大胆标注着“预防疾病之用”字样的美好年代已经结束了。没有人希望贬低自己的产品，将品牌定位与逐渐蔓延的性瘟疫联系起来。
但是大人物们在哪里停下来了……
美国大学里的海报：印度爱经
为了自身的信誉，诸如《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报刊在将公众注意力拉到性病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刊登了题为《性病：全国紧急》（VD：A Nantional Emergency）这样的严肃文章，没有人会指责主流媒体公开报道性病蔓延，但普通美国人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或者根本没读过这些文章。就像过去的瘟疫年代一样，草根民众所做的努力再一次成为普及该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努力必须经过长时间，花费大量财力才能重新恢复。
到了1970年，企业家、教育家、私人机构、非盈利组织和地方卫生部门认识到必须就性病爆发率的急速升高而做出应对。英国医生T.R. L.布莱克（T. R. L. Black）和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10]的前副主任菲利普·哈维（Philip Harvey）——20多年后，他在安全套的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共同在北卡莱罗纳州的一间二层办公室开设了名为“国际人口服务组织”（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小型非盈利性机构，该机构是民间致力于应对不断增长的公共威胁的典范。这些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年轻的大学生身上，尝试帮助他们明白安全套对于保护自己免受疾病感染是非常简单而便宜的。他们在数千份校园刊物上刊登广告，这样，至少罗特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和伯克利大学的学生可以得到避孕和安全性行为两方面的信息。学生们经由PSI的邮购项目购买安全套，后者的广告词颇有吸引力，比如“你打算给她准备什么圣诞礼物？怀孕吗？”。小镇里的大学生知道怎样通过邮购方式买到安全套，他们可不愿意为此去镇上的药店尴尬地走一圈。不过，药店里遮遮掩掩的套套代表着更安全的性，当时通过邮购方式购买安全套还是不合法的，需要一点冒险精神。
当旧时的“公共教育”，特别是学校里的“公共教育”，在70年代早期依然广受争议时，已有权威专家建议说12岁左右的孩子应该接受安全性行为的教育。一些专家相信，一个对4千万美国人进行强制检查的国家项目就能够帮助官员们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项目资金是个问题。当汽油费大幅上涨，越南战争对国民心理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时，公共健康倡导者对于国家是否愿意投入大量资金深表怀疑。
在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当地人对于推广安全套的使用做了一些努力，同时，在国家范围内，全国性病防治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Venereal Disease）忙着呼吁展开关于“疾病预防和广泛公共教育方法调查”的研究。在军队首次遭受性病大规模侵袭以及预防观念开始渗入社会各阶层的50多年后，在拯救了无数人性命并节省下大量钱财的“投入之前戴上它”的口号喊出的30年后，过去关于安全套对于预防性病是否有所帮助的研究又回来了。而“公共卫生官员关于安全套的教育以及供应给非法性行为开了绿灯”的争论也再度升温。当政府和个人重新回到恐惧和无知时，历史看来又要重演了。预想中的大同时代的思想开放看起来也有局限性。
1972年，全国性病防治委员会申请下一个财政年度投入4600万美元用于资助研究治愈现代瘟疫的方法。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才仅仅是开始。
“只要……”
在“如果……怎么样”的历史中，人们很容易去想，如果那么多个世纪以来人类早已了解的那些事情在20世纪的时候能够被当作普遍而一贯的行为被接受，那么21世纪将会是多么的不同。如果安全套最终被当作有实际用途又有道德意义的工具为人们所接受、而不是被当作起起落落的人类性行为的替罪羊，也许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可悲的是，没有人能够预见到下一个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传染病大潮对全世界将意味着什么。
[1]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美国女工的统称。——译者注
[2]露茜和德西是美国1950年代著名情景电视喜剧《我爱露茜》中的男女主演。该剧讲述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日常幸福生活，红极一时。两位演员因该剧相识、结婚，生有一男一女，后带上5岁的子女一家人拍摄《我爱露茜》续集。现实生活中，露茜不堪德西屡次对婚姻不忠，终致离婚。——译者注
[3]作者这里应指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为非盈利组织，提供生育健康服务和母婴健康服务，致力于推动自愿的计划生育选择。该组织可溯源至玛格丽特·桑格于1910年代开设的节育诊所。1938年，桑格曾组织全美节育诊所联合为“美国生育控制联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因名称过于具有攻击性，有反家庭之嫌，遂于1942年重组为“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
[4]安全套的一种说法是fallopio，即现代安全套之父的姓氏，避孕药的一种说法是pincus，即格雷戈里·平卡斯的姓氏。——译者注
[5]指1964年至1966年间，大批英国摇滚乐队及其唱片登陆美国，冲击美国市场，最终深刻影响了流行音乐和青少年亚文化的历史。
[6]原文解释Nirodh意为“freedom from fear”，中文直译为“免于恐惧的自由”。中文将Nirodh解释为“灭、止、寂静”，可以理解为“前念已去，后念未生的间隙”。
[7]一种宽摆长幅毛毡裙，颜色往往纯而鲜艳，1950年代风靡全美，60年代后迅即过时。——译者注
[8]原文标题为Military Muzzles。作者这里语带双关，muzzle既有“枪口”之意，也有“钳制言论”之意。——译者注
[9]“马丁和刘易斯”是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美国家喻户晓的谐星组合。——译者注
[10]CARE这一缩写所代表的机构全称前后有变化。1945年建立时名为“美国援欧汇寄合作署”（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号召美国民众捐献物资帮助战后欧洲平民，后援助范围扩展至亚洲和拉丁美洲；1953年，为因应机构事务的扩展，更名为“美国援外合作署”（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lief Everywhere），致力于全世界范围内灾难的人道主义救援、医疗卫生援助和工农业发展资助。1980年代该组织渐去官方背景，转为非政府组织，1993年再次更名为“世界援助和救济合作组织”（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