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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凤尾》后记在湾仔回旋打转的记忆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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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文先生来港演讲,相约晚上见面,领他到湾仔一间土耳其餐厅吃烤肉和喝啤酒,但忽然改变心意,道:“不如带你逛街散步?” 王先生点头同意。我便领他沿着骆克道与分域街交界处往东走到卢押道,街道两旁都是中门大开的酒吧,鼓噪的音乐,比音乐更鼓噪的人声,排山倒海地从酒吧里涌到马路上,穿越其中,似被无形的波涛冲撞着、攻击着,直从心底迫出了一股热浪,里应外合,几乎使人连走路亦难稳步。 

在喧闹里我扯开嗓门对王先生道:“这区就是《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文小说,也拍成了好莱坞电影。”  

“哦,就是这里?苏丝黄的世界,我知道,我当然知道。”王先生笑道。

我续道:“十来岁的时候我在这里打过工,在舅舅的裁缝店,客人都是英国和美国来的海军士兵,只留港三天,前来订造西装,第一天量身,第二天试身,第三天便要取货离开了。舅舅有时候耍诈,西装明明造得过宽,他叫阿兵哥站在镜前,系上外套钮扣,他从后面轻轻拉住外套,客人便以为合身了……”

我边走边说,还伸手拉一下王先生的衣服以作示范,手肘不小心触碰到过路行人,被一对年轻男女白了一眼。我们两个男人遂笑得更开心,像恶作剧的孩子。 

到了卢押道,右转过马路走进修顿球场,我又说了其他故事。修顿于战前的名字是萧顿,纪念一个叫作Wilfrid Southorn的殖民洋官的老婆,我小时候常来踢球,三山五岳,都是黑社会,却从来没人召唤我加入,因为嫌我又矮又瘦,嫌我碍事。 

穿越修顿球场而到庄士敦道,有电车轨,对街是和昌押店,骑楼式唐楼被保留下来,但内部经营高档餐厅和创意精品。我对王先生说,小时候陪母亲进过这押店,她牵着我的手,柜台极高,母亲踮起脚尖,极艰难地把手表递给店主,我年纪虽轻,却仍觉得委屈与难过,替自己,更替母亲。 

之后是圣佛兰士街、星街、月街、日街,再绕回庄士敦道,路经洪圣古庙,我对王先生说了阿姨在这里找盲公炳算命的故事。盲公炳铁口直断她有四次婚姻,她气得骂人,但结果灵验了,她嫁谁,谁便死,三回皆如此,只有第四任丈夫保住了命。 

再之后是船街、大王东街、汕头街、厦门街、利东街、春园街、太原街,我告诉他这里曾是港岛的海岸线,所以船街极短,更有几级石阶残迹,是昔年的码头,香港人搭乘舢舨来往港岛和九龙即由此登岸。再之后便回到修顿球场,经由卢押道和骆克道的原路返回酒店。两个老男人都累了。 

把王先生送返酒店握手道别后,我意犹未尽,折回修顿球场坐了一阵子,独自重温昔年往事。我在湾仔长大,至今仍喜自称“湾仔人”,把湾仔视为故乡。这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让我回味,亲身经历的,耳朵听来的,眼睛读到的,或悲凉或哀伤,或欢欣或荒唐,或关乎背叛,或诉说忠诚,皆离不开球场四周的街道与马路。电车轨从上环蜿蜒而至湾仔,再经铜锣湾而延伸至筲箕湾,可是我的记忆电车就只在湾仔回旋打转,我是司机亦是乘客,凉风习习,我忘记了今夕何夕。而在平常日子里,当有朋友从外地来港,我亦喜欢带他们到湾仔走动,让他们坐上我的记忆电车,在几条道路之间兜兜转转,分享我所知道所记得所想象所渴望的Wan Chai。刘克襄、莫言、余华、初安民、陈雪、骆以军、阎连科、黎紫书……皆曾是我的记忆电车上的乘客,他们搭得高兴与否,我管不了,但我这司机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用故事权作铃声,叮叮当,叮叮当,满足自在,无论白天或黑夜,同样是无比地畅快。 

《龙头凤尾》折射了记忆电车的若干窗外风景,或虚或实,或浮或隐,连我都不太容易分辨个中真伪。如楔子所言,刚开始时我想写的是发生于一九六七年的“金盆洗捻”盛宴以及其后的江湖风云,然而写了两三万字,心意改变,推倒重来,把时间移前了三十多年,改由陆南才的乡间遭遇写起,最后竟把故事写成了“前传”,原先的“金盆洗捻”反而变成待续情节,只好留待下一部小说细述重头。这些年来,我经常不无滥情地觉得对湾仔有所“亏欠”,要给湾仔写几个故事,《龙头凤尾》正是我还出来的第一个,之后,若无意外,陆续有来。 

小说动笔于二○一四年中。廿年前写过两三千字的短篇,坐下一小时即完成一篇,艳情、鬼怪、科幻,刊发在八卦周刊上,赚稿费,过日子,从没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到了五十一岁才开始写长篇,既然为的不再是稿费,总得认真一些,是前所未有地认真,不管每夜多晚上床睡觉,翌晨八点必起床,坐到书桌前,写完一千字再忙其他。有时候只写出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甚至几个字,但仍坚持每天写,因有一回跟杨照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吃晚饭时,他提醒我:“必须每天写,停下来了便会永远停下来。”我向来敬佩这位大哥,听他的,果然有效。 

中间也并非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张家瑜忽然生病住院,我当然停笔照顾,一停便是三四个月;其后再有家人动手术,忙乱得晨昏颠倒,唯有停写两三个月。又其后,竟有两回弄坏了记忆棒,好不容易救回部分电子档案,失去了两三万字,非常挫败懊恼。幸好每回定神之后,像陆南才一样骂一句“是鸠但啦!”便又有了重新起步的意志。就这样,写写停停,从未想过放弃,最大理由是写小说确实是一桩非常快乐的事情,快乐到可以驱赶所有挫败懊恼。 

《龙头凤尾》完成后,我读到村上春树在《身为职业小说家》写的字句:

“去做能让自己最快乐的事,做自己‘想这样做’的事,依自己想做的方式做,就行了。那么就算评语不好,就算书卖不好,也可以想成‘算了,没关系。至少自己快乐了’,就多少可以接受”。 

我于初老之年动笔写长篇,感受正是如此。 

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在即,必须对一些朋友送上诚挚的感谢。陈蕙慧是最先鼓励我写长篇的人,并且一路督促,令我不敢怠懒。还有王德威、范家伟、胡洪侠、止庵、顾文豪、余执、刘美儿、妮娜等诸位老师和好友,皆曾以不同的方式对我的写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动人的鼓励。尤其张大春先生,我靠,把我的十八万字从头到尾读了据说两遍,不仅挑出无数错字,更对其中情节矛盾之处、细部遗漏之处、结局发挥之处,统统给了非常关键的提点,令我惭愧和“震惊”得失眠了两个夜晚。非常感激张大春的认真对待,对我,对小说。 

对了,还有林美枝, 也就是作家“张家瑜”, 她期待和支持我写小说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终于, 小说现身了, 她终于有了一位“小说家老公”。至于她和我的女儿马雯,经常被迫听我把小说情节说了又说,偶尔也被迫提几句“听后感”,却都有启发。正在奋力创作英文长篇的廿三岁的马雯有一回道:“你没法强迫小说人物如何想、如何做,他们自有生命。”

我怔怔望着她,心里最渴望的事情其实不是她读我的小说,而是,终有一天,我读她的。

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香港九龙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