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江城 » 江城全文在线阅读

《江城》1 顺流而下

关灯直达底部

坐慢船,由重庆顺流而下,我来到了涪陵。这是一个温暖,清爽的夜晚,在1996年八月的尾声。长江上星光闪烁,星光微弱,无法从黑色的水面反射出来。一辆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从码头出发,沿着丛丛曲折的小路前行。城市在我们身边急速掠过,在星光之下,它显得黯淡,陌生。

我们有两个人。我,27岁;亚当梅勒(Adam Meier),22岁,我们还很年轻,是被派到这里来做教师的。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听闻过涪陵。我所知的,乃是这城市部分将因新近建设的三峡大坝而淹没,我还知道,涪陵许多年来,一直对外面的人封闭。除此,就没什么关于涪陵的信息了。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此生活过。后来,我碰到城里一些长者,他们还记得在1940年代住在这里的美国居民,在1949年共产党解放之前,而这些记忆又总是相当的模糊。在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有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他在一所当地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和他碰了一次面,其后不久他便离开了。在那之后,我们便是这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这里的人口大约二十万,以中国的标准来说只能算是小城。

涪陵不通铁路。长期以来,它都是四川省的一个贫穷地区,公路状况很是糟糕。去哪儿你都得搭船,而多数时候,你哪儿也不会去。在未来的两年,它将是我的家。

一天,大约是在我们抵达后一个星期,学校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门。一群学生和教师

花了一个夏天,步行从涪陵走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返回学校了。

这是长征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长途跋涉了六千英里,那时,国民党(Kuomintang)已然快将摧毁毛泽东的势力。克服种种困难,共产党人们抵达了安全地带,在西部中国的群山和沙漠之间,从延安,他们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最后,他们的革命席卷了整个国家,把国民党逐去了台湾。

一整个学期,学校里都有种种特殊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会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十二月,将有一次关于长征的歌唱比赛。为了长征歌唱大赛,所有的系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来练习,然后,在礼堂演出。因为长征所包含的音乐蕴藏相当有限,许多的歌都是一样的,是以颇为难了评委们一回。叫人困惑的还有,由于演出服装供应不足,人们只能分享,就和他们分享所唱的歌曲那般。历史系的人们演出了,身着白衬衫红领结,然后下了台,迅速把他们的衬衫领结递交政治系。政治系的人们猴急急穿戴完毕,冲上舞台,又唱一遍刚刚被唱过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声,所有的衬衫都被沾上了汗渍,所有的观众都通晓了所有的歌曲。音乐系获胜了,一如往常,而英语系位于倒数。关于长征,并没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并非竞赛,而涪陵队的返航乃是长征季节最重大的事件。他们步行了超过一千英里,在中国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后,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学生十三人,教师二人,他们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以及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个人物,一个低级别的管理人员,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声,给他在涪陵赢得了一个坚忍不拔的声誉。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男人。有几个女学生也想报名参加的,然而学校考虑决定说,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聚会的一星期前,李校长去了一趟延安找长征的学生,因为在近结束前学生们碰到了麻烦。

“学生们碰到了一些问题,”当我问到发生了什么,英语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译)说,“我想他们是没钱了”。这确是实情,他们的钱用完了,虽然有宏声牌香烟的赞助,这是一个本地的香烟品牌。在我看来,这实乃一个特别正确的方式去纪念中共的历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后在延安堕入破产。

但李校长有办法救他们出来,现在学校的整个学生集体聚集于前门的广场上。这是一个小型的师范学院,有两千个学生,于1977年开设,属于文革摧残了中国教育体系后重建的众多学校中的一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类的学院位居底层。课程要花三年修完,学历要低于本科,几乎全部的学生都来自四川乡下的农民家庭。在毕业后,他们将回到家乡,在那里的农村中学教书。

对许多学生,尤其那些新生来说,学院乃是叫人兴奋的地方。校园与涪陵的主城区仅是乌江一邻之隔,很少学生曾在那么大的城市里生活过。学校里有电影看,有竞赛,周末有舞跳。时常会有类似欢迎长征同志的政治集会那样的活动,现在,学生们带着热闹的期待,叽叽喳喳着在广场上说笑。

有一组八个女人在门口立正。她们穿着白衬衫与黑裙子,在胸口上别着红色的校徽。她们被称作招待员,是从学生团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无一面带微笑。她们代表了学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势站立,优雅的步态行走,为权贵们斟茶。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些别的:这里的女人素以美丽著称,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课时听说如此。其中一个老师来自东北,一个脸颊骨高高,说话温柔活泼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双手捧着一壶茶,似要取暖。她叫尙老师,虽然她从未去过涪陵,却很确定那里女子的美丽。

“这是因为山水的缘故”,她说,“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还碰到了一个涪陵人,也说了同样的话。“但有时那儿的人脾气不好,”她告诫我说。“那是因为太热,因为那儿有很多大山。”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显然中国人对他们山水的看法,很不同于外面的人。当我看到那些修出一个个平台的山丘时,我关注的是人们如何改造它,把它变为一道道叫人惊叹的稻谷梯田;而中国人则看着在那儿居住的人,看着他们如何被那儿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时想到这个,尤其因为我所有的学生的生长都和这里的土地紧密相连,我揣度着四川崎岖多石的自然环境是怎生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想到,它在两年中,会对我造成怎样的影响。

涪陵市长第一个到来。他坐在黑色奥迪的后排,由司机送到学院大门。走出车门时,他向鼓掌的学生们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来了,给他摄影,一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热中愈发显得肿胀。他快速穿过广场,走向亚当和我,和我们握手,说欢迎我们来到涪陵。

这是我们在涪陵参与的活动中时常碰见的,每次活动的第一件事就是——欢迎刚到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的那天,我们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随便地穿着短裤和T恤,我们只是由于好奇才停了下来。参与如此重要的活动而穿着不当实乃愚蠢的错误,我们本可表现得更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理解到,在这里,想要做个旁观者可着实不易,往往我们本身却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人物。

当长征的人们抵达时,校园的大喇叭里大鸣大放出爱国音乐来。他们身着迷彩服,胡子拉碴,肩膀上挂着旧式的军包。领头的人举着褪色的红色横幅,上头写有学校及宏声牌香烟的名头。他迈步穿过那些招待女孩。女孩们被分为四人一组的两排,齐步走着,她们的头坚定高昂,眼睛直视前方,手臂大幅摆动。其他的长征队员们纵队跟随着领头人,带着骄傲的微笑,向群众挥手。每个人都在鼓掌,观众们跟随着长征列队进入了礼堂,哪儿挂着一道横幅:

热烈欢迎涪陵师范学院宏声香烟万里长征队伍胜利归来

亚当与我急忙低头弯腰躲入礼拜的后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们周围的学生们在咬耳朵议论,转头盯着我们看。他们的注意扩散出去,很快整个礼堂的人们都扭过脖子来看我们,我们尽量沉入到座椅深处,棒球帽低低压住我们的脸。仅过了一阵儿,窦副校长就将我们领到了台上。他也着实别无选择,否则观众的注意力将被分散。保证人们都集中注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时常被融入到当地的活动中去。

我们被安置在市长和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身边。人群发出哄笑声,而长征队员们鼓起掌来。招待员给我斟茶。我低下头来,努力想把光着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干部们发表演说,鼓励长征队员们,提醒大家记住那光辉的历史。演说都非常强劲有力,类似老电影中的独裁者,而其中窦副校长更是无人匹敌。

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个头,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轻盈的手臂颇具麻雀般的质感。但他对着麦克风干活却是相当了得,开始很轻柔,很平静,好似给一群小朋友上课;现在大声起来,逐步加快手势的幅度,一只纤细的小手向着群众挥舞过去,仿佛似要谴责他们;最后他咆哮起来,手臂挥动如打桩,眼珠快要迸出,扬声喇叭在胀大,演说者和他的听众们此时平等了,团结成为了同志,成了爱国志士,人民公仆;观众们站起身来,爆发出欢呼和疯狂的掌声。

我听到他说到了我和亚当的中文名字,梅尔康与何伟,他宣布说我们是被中美友好志愿者组织派来涪陵的,这是中国人对“和平队”的称呼。人群又爆发出一阵轰鸣,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同志了,一起服务人民,建设国家,长征队员们都骄傲站立着,每个人胸口都醒目地别着一条丝带与一朵红色塑料花。有人递给我一朵花和丝带;有人指给我看一个站立于台前等候的一个长征队员。他微笑着,弯腰,热烈和我握手。我道个歉,给他别上丝带与花,尽快的,希望能减少聚光灯对我短裤的关注,但人们又度欢呼起来,我挥手致意,掌声又再响起。我坐下来,脸红耳热。

在庆典过后,他们拍了照片来纪念此次活动。在照片中,长征队员们与干部们骄傲地站成三排,每个人的位置都精心设置过,那褪色的红色横幅以过去的革命组织风格在空中飘荡。长征队员们身着干净的白色衬衫,胸口别着红丝带。他们没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干部们站在头排,跟亚当和我一起。窦副校长与魏书记面带微笑,而亚当和我则尴尬地咧着大嘴。亚当穿着凉鞋而我身着一件很旧的灰色T恤,我们的光腿破坏了一排整洁的裤队。其他的干部没一个在笑。相片中没一个女人。

两年后,我回到美国,我想把这照片展示给朋友们看,给他们讲述故事。但从哪里开始说起呢?去解释说后文革时代的学院在纪念长征,和描述说大山如何变为梯田一样困难。最后我会说,这是我们学校的一次政治集会,而我们的参与纯属意外,因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平队的志愿者都不为共产党的集会所欢迎。我就只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关于那照片的故事。

当然,一切绝非如此简单。我是一个和平队的志愿者,我又不是;中国是共产国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

在中文里,PEACE CORPS乃是“和平队”,在这三个字后面有更多的含义。在文革期间,当反美的宣传抵达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说了很多——说它乃是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说美国把它的年轻人送到海外,为的是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你最不可能爱上的苦活儿)。这些话如今不大说了,但其回声依旧袅绕,是以“和平队”这个词儿已经无可救药地腐化了。但中国语言,和其人民一样,明晰政治的风向。当和平队在1993年来到中国时,另一个名头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愿者。这些字眼更复杂,而内涵却无疑简单多了。学院的权威指示我们的学生不得使用“和平队”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们中绝大多数也这么做了。带着一个委婉的工作头衔,我来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学院,在这儿,历史从未远离,而政治则无所不见。

开始时,就是这友好把我们两个都吓坏了。我们头衔里的这两个字着实难以翻译或诠释。学院在年前本有三个外国教师,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和一个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几乎从未离开校园,他们的情况要简单许多。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年轻,我们要打算在涪陵住两年,而且我们被美国政府作为第三拨和平队队员被派遣到中国来。学院在最好的一栋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寓所,那儿还住有党支部书记及其他重要干部。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们隔天晚上就要宴请我们。在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礼仪的。我们要坐在一张铺满了中国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莲藕,通常韩老师会发表声明。他是外办的一个代表,27岁年纪。他的英文口语在学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个焦虑的年轻人,为的他新近上了这个权威的岗位。他请我们称他艾伯特。

头个星期的某个晚上,在宴席开始前他转向我们。

“学校决定了”,他说,“给你们买个可以打到校外的电话机。你可以打到中国任何地方。”

我们发出异议——这没必要,话机很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都没这个。他挥手制止我们。

“这问题不用谈了”,他说,“没电话你们会很不方便”。亚当和我对视,耸肩。我们谢了他,所有人都开吃,第二天维修人员上门来安装了电话。

几天后,又一个饭局,又一个声明。“学校决定了”,艾伯特说,“要给亚当买台洗衣机。”

“我房里已经有一台了,”我说,“我们可以合用,没必要再花钱。”

“不方便”,艾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次我们的抗议被无视了。我们开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后,亚当在和几个英文系的教员玩牌,党书记张岩提到学校从和平队收到了我们的简历信息。

“我看到说你会玩网球”,张书记说,“你肯定打得很好。”

亚当曾经在夏令营里任职过网球教练,而他迅速摇头。“我打得不好”,他说,“我已经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咧嘴,抓牌。他是一个瘦而结实的男人,理着平头。我们花了一个星期对他建立起两点认识:他是英文系教员中篮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里最高阶的干部,作为党的书记他的权力遍及学术,纪律,和政治议题。他那种人不大说话,而他开口时,就有事儿要发生。现在,他看看牌,身体前倾,看着亚当。

“学校”,他轻声说,“决定要给你买网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这宣言的回响。但问题是,这网球怎么买?好一阵儿后亚当才决定如何回应。

“学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说,”我很感激你们愿为我们做的,但这没必要。你不用给我们买网球,张先生。

张书记笑笑,甩出一张牌。

“魏先生”,他说,“想到你或许想玩网球。他想让你跟皮特都快乐。”

魏先生乃是整个学院的党的书记,作为校园最高阶的官员,他无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关心和平队员要不要打网球。亚当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强调说他没网球也很快乐。但张书记态度坚定。

“这事已经决定了”,他淡淡说道,“学院要给你买网球。现在玩牌。”

第二天,网球并没有出现在亚当的门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这次谈话。我们两人一起,尝试和校方沟通。这种努力,在未来的两年一次又一次重复,其结果良莠不齐。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间接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有时,它的结果和我们希望的正相反。

我们和艾伯特谈了,我们和张书记谈了,我们和傅主任以及其他英文系的教员谈了。我们说网球很贵,而且我又不会打,事实上亚当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厌倦了网球,只想给自己放个网球长假。这运动很没意思。篮球好多了,足球也是。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事实上,我们的话没讲到那个份儿上,但我们尝试了一切手段,一整个星期我们都在活动,坚决反对买网球的事儿。

在我们的公寓楼边,有一个木槌球场。无疑这是校园里最好的一块地儿,也是我在中国所见的最宁静祥和的地方。在一个拥挤的国家像这样的地儿不多——一块除了享受愉悦外别无用处的土地。一排树木洒下阴凉,平整的土场光滑完美。它被维护得很好,但它平滑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玩得很好。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师与工人们来木槌场碰面,玩一整天,除了午餐的间隙。他们玩得真好,看上去简直不像是在比赛——那球随心而动,好像魔术师手中的牌,技艺纯属而显得和谐安静。这是每日一次的展览,退休的人们犹如艺术家——他们把槌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块地的面积,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佛。

这头几个星期里,为了它,我们一直心怀恐惧。我们的阳台正可俯视球场,每天早晨,我们在那里探视,害怕见到工人,见到铲子,梭子,铲土机,炸药,一切可能和买网球相关的东西。我们真是深深地恐惧着。不确定性乃是最难受的部分。买网球,好似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涪陵显然是一个很可以把抽象变为现实的地方。看一眼三峡就足够说明了。

但到得后来,网球并没被买来。饭局宴请在四个星期后也结束了。在一个月之内,校方不再给我们买东西。不久后,我们就如宠坏的小孩般开始抱怨,说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但我们只对自己轻声咕噜几句,在我们高据于校园的干部公寓中。

槌球声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轻柔的敲击声,落在硬土上的脚步声,那轻轻的拍掌和笑声,人们玩得不慌不忙。这声音乃是最能抚慰神经的,时常我坐在阳台上就只是听,槌球声的背景音是不连贯的蝉鸣与乌江上传来的杂音。轮船的汽笛在狭隘的河谷中回响,马达击打着流水,平底货船向水岸的火车卸下沙子。离我的公寓一英里远处,乌江消失在长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时的,我会听到大江那儿传来一道孤独的汽笛。

初初的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全是声音。这是一个音量高亢的城市,而它的嘈杂声音也和我从前所有的体验截然不同——工地上稳定的凿击声,木柄大锤敲打石头声;这些声音都在显示这地方许多话儿都仍旧靠徒手完成。这也是我第一次住在江边,听得轮船的汽笛及其河谷回声。

我的公寓,乃是在一座立于山丘上的建筑的顶层,俯视乌江。一条漂亮的河,河水迅捷而清澈,它从南部贵州的群山中奔涌而来。跨过乌江即是涪陵的主城区,从山坡上崛起的粗矮的混凝土建筑群,好似一团乱麻。无论我向那儿看,山坡都很陡,尤其靠近北面处,在那儿,白山坪厚重的体型在两江交汇处隐约可见。

这便是我的城堡的视野,高居于六楼,高据于河流与小城之上。没什么阻碍我的视野,也是我的听觉如此丰富的原因。早在槌球声响起之前,我听到楼后公鸡的叫声,我听到早晨六点校园里的玲声。我听到学生们没精打采的跑步声,那是他们的晨练。晨练音乐在六点后不久便响起,通过扩音器广播——快乐的清晨,不断重复的音乐,一日复一日。在晨练后有声明,有宣传,学生们吃早饭的声音;然后是早间上课的钟声,和槌球场上升起的第一个回声。

我住在教学主楼的附近,也能听到那儿的声音。我听到学生们在重复朗读课文,因为在涪陵许多学习都是通过死记硬背。然而这里也有一种抚慰的声音,听到他们声音集体的起落,想到他们全都学到了点什么,叫人心感满足。我也喜欢听到上课后老师的声音,十分钟休息时蹦跳的噪声,电子玲声和午饭时间学生们急急冲往食堂的声音。

这些嘈杂的声音并不妨碍到我。清晨的声音把我吵醒,那也挺好,因为这是学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听到这个让我感到自己好似也跟上了步调。当然,我并没跟上,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但在起初那几个星期里,若不是这围绕着我的每日例行活动,我会感到更加脱节。

所有事情都遵循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这里有早晨的例行活动——早操,铃声,上课——在下午时,常有扫帚的挥舞,学生们在做强制的校园清洁工作。在周一和周四他们要清洁他们的教室。周日的晚上,会有政治会议,学生要聚集起来发表演讲和唱歌。有时候他们会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唱的是情歌,他们的嗓音在校园中回荡。

在每年的开初,新人要接受军训。每一个班级组成一个军团,男孩和女孩们一起,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会来教他们如何敬礼,走鹅步,转弯,立正。在军训期间他们也要学习歌曲,看上去是要给共产主义增添一点趣味。我们的学生们总要为一个或另一个组织唱爱国歌曲。

在军训中,新生们穿着校服,包括粉蓝色的阿迪达斯汗衫。他们和他们身着的明亮的制服都和身着迷彩服,态度僵硬的指导员很不协调。他们都在二十出头,但大多数看上去还要年青,刚从农田出来,在领导的指示下蜷缩,战抖。在炎热的日子里,他们中有些人会晕倒,被安置在树荫之下,而其他人继续联系鹅步。在两周的训练尾声,待他们练习好了步伐,他们会行进去磨盘山谷某个角落,在那里,作为他们入会的句点,他们用来福枪对着靶子狂射一通。我听到了那声音,枪火的爆炸声把乌江上的声音统统淹没了。

校园在夜里很早便安静了。宿舍的灯光在十一点整突然集体熄灭,一整排的建筑变得漆黑,电源被切断了。有时我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又一次的,有一种抚慰感觉从这种整体的秩序中生发。

从我的阳台上望去,城市在夜里可算美丽。在白昼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能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被建设得过快,而在夜里,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与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乌江的黑色镜面被染成一条条红,黄,白。有时在夜里一条船逆流而上,稳稳地推进船首的一个三角状灯光,马达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响。每过半小时,长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经过,一条明亮的光带游过,在庄严的寂静之中。

我并不真的理解这些每日行径。我不晓得那些船要去向何方,也不知为何学校要实施那么严格的纪律。他们槌球的玩法也不同于我们美国,但我对涪陵的规则并不求甚解。我只是喜欢他们每日如此进行——秩序规则本身才是重要的吧。我也没花心思去多想军训的事儿,直到我读到了一篇学生的日志,她描述了学校里典型的一个下午:

今天天晴,一年级的学生在做军训。他们不停走了又走。虽然汗水从他们的头顶不停滑下,没有领导的允许他们不能停下。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会了解到军队生活有多么艰苦。他们的精神不能受到打击。

每个人都必须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大学生们。我们的国家耗费了许多资金来教育他们。他们必须对祖国保持忠诚。军队力量乃是一国力量的象征,所以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些军事知识。在1989年,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思考还未成熟,他们没有自己的观念,而环境会很轻易就影响到他们。他们也分不清对错。当哪儿有兴奋的事情发生,他们就参加了。在这次事件后,我们国家决定要在大学里进行军训,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得来不易的。

这就是我真实听到的——操练和远处的枪声乃是天安门事件的回音。我意识到,学校的每日例行活动背后的含义,多过我起初的理解,从此之后,我便更小心地倾听传到我高踞于乌江上的城堡的种种声音。

起初的日子里,我所学的大都来自我的学生们。我的中文还不足以和城里的人们直接聊天,这使得这城市对我来说仿似潮汐般汹涌——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是以我认真倾听我学生的声音,阅读他们为课堂所写的日志,慢慢的,涪陵的一部分逐渐聚焦清晰起来。

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我们每个习惯或癖好都被赤裸裸展示。学生们写到我总带一壶水来上课;他们写到我如何在上课时踱步;他们写到我的笑,觉得很是滑稽。他们写到我那外国式样的鼻子,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长,那么直,许多人还写到我的蓝眼睛。这大概是最奇怪的细节了,因为我的眼睛乃是淡褐色——但我们的学生读到过说外国人长着蓝眼睛,是以他们见其所欲见。

他们最想见的,乃是微缩了整个的外面的世界的两个年轻的外国人,在涪陵他们是这么叫的——“从国家外面来的人”。一个下午,亚当和我在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这项闲散的运动变得奥林匹克起来:

当我正在写我的作文时,有个人对着全班大叫:皮特和亚当在玩飞盘!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冲出了教室。真的,他们真的在玩飞盘。我想看得真真切切而不错过一个细节。我奔回了教室,戴上我的眼镜,又冲出教室。我现在看得非常真切了!这两个运动员离得远远的,开始比赛。看上去多么美妙啊!这飞盘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很久。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

另一个描述则没那么强的英雄气息。我最喜欢的一篇来自一个学生,理查德(Richard),在标题为“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的文章中:

我是个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中国乃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是以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皮特和亚当,从这个学期开始教我们。这是一个了解美国生活方式的好机会。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要轻松随意得多。为什么我这么想?我给你几个事实来解释。

比如说,当哈斯勒先生上课时,他会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穿得很随意,通常是皮带耷拉下来晃着。但告诉你一个事实,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没礼貌,特别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来,我觉得很自然。

上周,当托马森小姐(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她脱下了羊毛衫,把它绑在腰间。对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但谢天谢地,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这地方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错误依然犯下了。但当地人是很能谅解的——通常他们会给我们一点暗示,往正确的方向轻推一把。在课程的头一周,亚当让同学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Keller)的女孩站起来。她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名字,并解释说她选择此名字源于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从他们的仰慕对象那儿取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个芭芭拉(Barbara)(从芭芭拉布什那儿来),一个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内尔阿姆斯特朗),有个理想主义的二年级生叫马克思(Marx)。有些直接从他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房子(House),黄色(Yellow),北方(North)。有个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懒惰(Lazy)。“我叫懒惰”,他说,在开课头一天。“我很懒。我不想玩篮球或足球或任何运动。我的喜好就是睡觉。”

其他名字就较没道理了。这儿有一个草房(Soddy),一个三菱(Sanlee),一个科(Ker)。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个很小个头的男孩叫笔(Pen),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Coconut)。一个男孩叫戴茜(Daisy),让傅主任很是郁闷。系主任是个俊朗的男人,发色蓝黑,他是我们与英文系之间的联络人——这位置上有太多的责任,给他罩上了层悲哀的空气。他在叫我去办公室里讨论戴茜时,看上去特别阴沉。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吗?”他问。

“对”,我说。“只是当前在美国,连女孩们都不喜欢这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兹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说,笑得很悲哀。学生时他的专长在美国文学,他几乎对所有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家都了如指掌。他叹息一声,摇头。

“去年这学生有个男孩的名字”,主任说。“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跟戴茜谈论过这个。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军人,而该追求因为他糟糕的视力被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这个失败,也许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个头很高,沉默寡言,气质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惨。每天他都穿迷彩服来上课。不知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惩罚。我只是喜欢有一个高高的,身着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后排。我永远也不会叫他换个名字或服饰。当然,我没把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凯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伦凯勒是学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为榜样,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她对共产党表现过一些同情。在凯勒自我介绍的那一天,她解释了一下原因,接着便微笑了。

“谢谢”,亚当说。“你长着很好看的雀斑,凯勒。”

教室里突然寂静下来。凯勒拉下了脸,迅速坐下。在一片尴尬的沉默当中,亚当慌乱了一阵,接着便急急解释说在美国雀斑会被当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况表明,在中国却不是这样——他的赞美好似说“你长了很好看的胎记。”但除了继续上课外别无他法了,在几分钟后这尴尬便消除了。

但这事故却没被忘掉。一个星期后,两个学生在日志中提及了此次事故,他们尝试用中国式的间接来沟通:

我曾听说很多美国女人脸上都长有雀斑。在中国,尤其女孩子很不喜欢别人提到自己脸上的雀斑。这很没礼貌。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女人是如何想的?

他们中有些人(外国老师)的教学方式是可接受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习俗,却会让中国学生尴尬。我们不会轻易对别人的外型做评价。但这两个美国老师中的一个却打破了禁忌。但我想,随着时间推进,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日长,这些尴尬可以避免。

我们就这么跌撞着前行。当然,我们很天真幼稚,我们相信凭借良好的意图和努力工作,我们会不费太多麻烦就融入到这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去。但和这国家大多数地方一样,涪陵有一个复杂的过去,我对其历史也未有真正的理解,不论我读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革的书籍。

尤其要紧的,我还未认识到,对中国的这块地方而言,出现两个美国人加入做居民意味着什么。后来我了解到,当地许多的工业,乃是在1950和60年代从上海迁移过来的,出于对美国核威胁的反应。当时毛泽东把中国的军工厂都迁移散布到了西南部的偏远山区。不可避免的,这段历史会影响到当地人对我们的看法,而我们之前却对该历史一无所知。

也许,若我们先前了解更多的话,事情还会更困难。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安妮,她家就住在我那栋楼的一层。她父亲是个数学教授,教员中最高阶的一位,因此他才能在我们这栋专享的住宅楼里取得一席之地。而也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他在四川一个偏远的煤矿工作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曾被放逐,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底层中的底层,那种只有通过最下等最乏味的工作才能改造的一类。

那些岁月看上去没给梁教授带来多少重负——他是个开朗的人,毫无疑问他很高兴自己在政治上被重新接纳了。即便在煤矿工作时,他也尽量为自己获得最佳待遇,通过做出漂亮的会计账目来获取当地人的钦佩。但我想或许这过去的历史对他的女儿倒有更多的影响,虽然她不曾经历过他的那些事儿。她是班上最聪明的的学生之一,也属于那不合群的少数。她的想法是不同的——她喜欢独处,而且很有决心;大多数人都不免要跟随环境表现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而她却不随波逐流。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最期望她能对我展现出开放的思路来。然而在她毕业后,她给我写了封信,很诚实地告知她在最初时的想法:

在你当我老师没多久后,我读过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先生所以能取得总统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态度强硬。那时候,我讨厌见到你和梅尔先生。

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猜不到这种情感会那么强烈,尽管有一些征兆显示我的学生们对外国的世界依然充满了不信任。我把这些事件看作孤立的事件——我通常是很温和地回应,尽量不去想太多。某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孩写到东西方女人的差异:

西方人是喜欢娴雅的女孩呢,还是性感的女孩?不过我总有一个观念,东方女孩因其娴雅出名,而西方女孩则因性感。

在中国的女孩,大都是娴雅,精致和善良的。她们做事跟随规矩。这是中国的传统。

但西方的女孩对外面世界更开放。她们想嫁谁就嫁谁,想离婚就离婚。不管别人的评论。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考虑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无拘无束。

我想我喜欢东方女孩的美德。她们娴雅,精致。

凯瑟琳(Catherine)是个可爱的女孩,安安静静的,有一双热切的眼睛,挂着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志下面,我只是写道美国我有三个姐妹——就只说到这儿了。在涪陵这种方式的沟通已足够,一天后她就道歉了。

她用到了“开放”这个字,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个分水岭级别的话题,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如是。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在谈着改革开放,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触,以及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在某个程度上,改革开放类似戈尔巴乔夫在俄国的运动,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的这个词汇缺乏清晰的政治含义,而该国的领导没有意图想要如戈尔巴乔夫那样开放政治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到受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新风格,新态度。大多数中国人视其为积极的发展,因为生活水准提高了,但还是有恐惧隐藏在脑中。第一批到来的美国教师们,就足以激发起他们的不确定感。

在头一个学期,我是太忙了,没空去想这些事儿。我在学习中文,准备课程,写我自己的日记;我没时间去想我们的到来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时我还是会被震动——好像那回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三个短句子久久盘旋在我脑中:

今天的中国对外国开放了。犯罪增加了。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要。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父亲是个英雄。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过去 。但他还才十岁时,他的大姐们便远嫁了,大哥也去了远方工作。那时候,中国走着集体化的路线,人们在农村公社干活。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爷爷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了很多的财产,但当农村公社开始后,我们家庭的财产就被“革命组织”全部毁灭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群众,然后他们把一些好东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们,但失败了。他们把我奶奶吊起来打,不给她吃的。后来她就饿死了,然后他们强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没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们的祖母大多数都是小脚,他们的祖父很少会认字。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恐怖的年代度过青春期。这些都影响着我的学生们,给他们塑型,然而同时,他们又是全然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虽然没有谁说得上富裕,他们却并非赤贫。他们可以买得起东西,时髦的衣服,书,录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习了七年的英文。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也许就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算是被政治洗过脑了,而跟过去的年代相比,他们明显要自由得多了。

他们是分水岭的一代,就好象“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议题。我感觉到他们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们像是我父母那辈的美国人,听着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建设出了今天的美国,不管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这种联系到未来的光荣意识也存在于中国,只是中国的这段近代史比起美国历史的任何一页都要残暴得多,令到事情变得复杂。我的学生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这并不叫人意外,因为他们是没完没了地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偶尔我的一些较出色的学生写到中国时,会混杂着冷静的精确感和盲目的乐观感,让我感到,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想,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若我们想要指出两代人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的话,我们就必须提到这两个人。

当我父母在我的年纪时,中国并不富裕。甚至人们无法吃饱穿暖。那时的情况非常的困难。因为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们没有很好解决一些问题。也许,那段日子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置疑: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独立和民主乃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崇拜他。这种崇拜也带给了人们对中国的深沉的爱。我父母也是这样。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但他们以为中国是最好最完美的国家,地位也很崇高。在他们想法中,只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可以实现宏伟目标,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关于市场经济的想法都是右倾修正路线。我的父母只是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事,而不去想那些指示是错是对。

今天,我们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我们觉得我们父母从前的想法和行为多少是盲目和狂热的。但如果我们客观看待那个时代,我想,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每一代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我们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好的环境来认识自己的价值。但他们的精神,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爱,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对学习的态度热切,对我的态度非常尊重。而且他们很聪明。学校虽然不是名校,但中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不过占到全部2%,是以即便涪陵的学生们也算是被精选出的一族。事实上我很高兴来到一个低层次的学校,因为这儿的学生有一种未经打磨的质地,为我从所未见。在我从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圆了孩子们的棱角——在美国,即便高中生也会谨言慎行,或是愤世嫉俗,怀疑猜忌。教育成了游戏,而学生们是玩家,但在涪陵,人们还远没到那份上。他们的智力还是粗糙的——这儿能闻到乡村的气息,汗水和牲口的气味,闻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将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农村的一切。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闪光,犹如那围绕在师范学院的周边的坚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这光彩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闪亮。我们有一个叫科的学生——和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像个谜。他是班上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像个中年的农民;矮小壮实,脸被四川的阳光晒得黝黑。他有着农民式的安静的笑容,农民式的谦下的礼貌,他从前就是个农民,直到政府给他发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被涪陵师范录取了。现在,他才二十一岁,班上最年轻的学生之一,有一天亚当安排一个作业,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科埋下头,写到:

我在田里干活。我的那头公牛突然变成了台长着牛首的机器。是以我提前干完了活。因为这个,我被推荐到了镇上的领导那儿。然后我坐飞机去了北京,去向江泽民主席汇报。他不信我的话,因为他没见过长着牛脑袋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到监狱去。在去往监狱的路上,我的牛出现了。它现在是一列火车,长着一个牛脑袋……

我的命运和我不断变形的牛紧密相连。

很走运,在我的火车形公牛的帮助下,我回来了。我到了镇政府上。我的牛,现在变回了一头真的牛,跟着我后面咕噜咕噜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它又变作了一台电脑,牛首形状的电脑。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我的小主人呐,你不适合搞政治。你该到学校里多学点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太差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好工作,过上幸福的日子……

或许,我会听从牛的建议,抛下农活去学习。

这两百多个字里,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关于四川的信息,而它又写得那么毫不费力——当然它的文字下面有更多的含义。亚当第一次布置自由写作时,事情并没随他的计划发展。他对全班解释说有十五分钟时间,大家可以“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亚当收起了作业。他们写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亚当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台新录音机。我想要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我自己的房间。我想要BP机和手机和汽车。我想要个好工作。有些学生列的单子有一张纸那么长。

这不是亚当想要的效果,但好歹这些单子里也有许多关于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亚当细细解释说,你们可以“写任何想要的主题”。

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头写出了上面的文章。亚当和我坚持工作,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努力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