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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〇五 去乡的途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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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离去绍兴的一个月以前,那个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堂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终于去世了。他的顽固和迷信都是小事情,顶不行者是假道学,到得晚年便都暴露出来,特别是关于女色方面,所以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的演变》中间,著者“观鱼”是椒生公的胞侄,也只有感慨的说道:

“但他到了将近古稀的时候,突然的变了,一反以前的道学面孔,竟至沦于荒谬。”他的儿媳本来并不是怎么的好,现在却更为家人所看不起,于二月廿一的夜里死了,也不知道是几点钟死的,入殓的时候亲丁都藉口避忌,躲了开去,只剩下我们几个疏远的本家在场送殓,“中”字派芹侯的次子仲皋,也是椒生公的侄辈,人甚洒脱有趣,看见入殓时无人给死人“捧头”,这本是儿子的职务,他就笑着自告奋勇说:

我将启行的前两天,第五中校的同事十四人为我饯别于偏门外快阁的花园。饯行也是平常的事,似乎不值得记,我在这里记的是那地方,因为据今人尹幼莲在《绍兴地志述略》第十四章里所说:

丁巳年(一九一七)三月廿七日晚,我从绍兴启行,同了我的兄弟和工人王鹤招坐了一只中船,到曹娥埠去。绍兴城至曹娥是一站水路,这是在曹娥江东边,渡江便是上虞县界,地名百官,据传说是虞舜的典故,那时浙江铁路才造了一段,从宁波通到百官镇。我往北京去,这样的走法,目的是顺路从宁波过,一看伯升叔,他在联鲸军舰上任“轮机正”,便是俗语说的“大伡”,那时正停泊在宁波。我们于次日廿八日晨到曹娥,就过江在百官坐火车,八时开车,十一时到宁波,住江北岸华安旅馆。伯升叔来访,因一同进城,至率春楼饮茶,并吃饭,遂回寓,谈至十一时睡。廿九日晨,打发三弟鹤招回去,同伯升叔至新宁绍轮定舱位,饮茶于江岸,旋下船,下午四时半开轮,伯升叔别去。这两天的事情我在这里就照日记所记的直抄了,原因是借此来做一点记念,因为我这算是与伯升叔的最后一次的会面了。查戊午(一九一八)年日记一月项下记云:

“白门随侍,曾几何时,忆当年帷后读书,窃听笑言犹在耳。玄室永潜,遂不复返,对此日堂前设奠,追怀謦欬一伤神。”他的一生纯是为假道学所害,在南京的时代尝同伯升给他起一个诨名是“圣人”,觉得这个名字很得要领,实在可以当作他的谥法用了。我于三月廿七日由绍兴起程往宁波,是日恰值椒生公的“五七”,中午往拜后,随于傍晚下船往曹娥去了。

“暂且由我来当临时的孝子也罢。”次日他的儿子仲翔叫我替他做一副联,那时就给他杂凑道:

“数十年鞠养劬劳,真是恩并昊天,至今饱食暖衣,固无弗尽由慈荫。廿余日淹留床箦,遽尔痛兴风木,并此啜粟饮水,亦不容长报春晖。”我自己也做了一副,于第三日送过去,其词曰:

“快阁,在城西南三里,宋陆放翁小楼听雨处。”据说放翁诗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句,即是在这里所做的。快阁在常禧门外跨湖桥边,俗称偏门外,正是鉴湖的胜处,近处有桥名为“杏卖桥”,也是用这典故的。但是那七言律诗的题目,却是“临安春雨初霁”,乃是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丙午初春在杭州所作,与快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快阁的花园也只是那么一回事,平凡局促的,看不出好处在哪里,和前后看见的娱园与苏州留园一样,虽然大小有点差别。所以我这一回的快阁饯别也只是徒有其名,在花厅里设席宴饮,就那么走散便算了。

“廿七日,得廿三日家信,云升叔在宁病故。”后来检查关系文件,云在阴历十二月初九日身故,可能这就是一月廿一日,次日得到电报,又次日乃寄此信。这样计算起来,他也是刚得年三十七岁,就是俗传过了本寿,同我的父亲正是一样。他虽然是我的叔父,但是比我只大得两岁,从前在家里念书,后来进南京的学堂,也有好几年全在一起,关系都是很好的,如今回想起来,绝无一点欺侮或什么不愉快的事迹。他为人很聪明,但只是不用功,性喜玩耍,可是性情和易,不喜欢和人闹别扭,他对于我们小辈尚且如此,何况并辈以及他所视为尊长的人呢。他平常对于我的祖母和母亲都非常尊敬,常说“长嫂如母”的古老话,因此对于家里其实是我的母亲做主代定的婚姻,也不敢表示反抗,终于酿成家庭的悲剧。母亲也有她自己的旧的看法,她常说道,一家的主妇如不替子女早点解决婚事,那就失了主妇的资格。她替伯升订定了松陵傅家的一头亲事,伯升见不能躲避,于壬子十一月廿四日结了婚,带到武昌去,不久却回来了,当初不敢抗争,后来想要离婚,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了。到了伯升死后,家里有一个傅氏太太,当地又有一个徐氏太太,和一个小孩据说还有遗腹,抚恤费除还债余剩只有二百五十元,四六分得,有小孩的多得了五十元,就是这样了事了。我在这里详细的把这事写出来,意思是给伯升做个供养,说明他的善良成为他的缺点,而尊长的好意乃反是祸根,想起来时是很可叹息的。

我此次北行,仿佛是一个大转折,过去在南京时代很有关系的椒生公和从小就是同学似的伯升,适值都在这个时期过去了,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