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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九六 卧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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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留学这六年中都没有写日记,所以有些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到了民国元年这又继续来写,从十月一日起,一直写到现在。但是壬子年十月以前的事情,也大抵年月无可查考了,这些事例如范爱农的一件,幸而有他的亲笔信札和鲁迅的日记,还可知道一点,我自己的往杭州的教育司当视学,在那里“卧治”的事迹,那就有点茫然了。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里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壬子元旦临时政府成立,浙江军政府的教育司由沈钧儒当司长,以前他当两级师范学堂校长时代在那里任教的一班人,便多转到这边来了,一部分是从前在民报社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学生,其中有朱遏先钱玄同,(其时他还叫钱夏,号中季,)这就是朱遏先,他介绍我到教育司去的。起初是委任我当第几科的课长,但是不久又改任了本省视学,这时期大概是三月里的事情,所以范爱农在三月廿七日的信里提到这事,但是我因为家里有事,始终没有能够去,一直拖延到大约六七月中,这才前去到差。那时教育司的办公处是租用头发巷丁氏的房屋,这丁家便是刻那“武林掌故丛编”的,在前清咸同时代很是有名,是杭州的一个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住屋并不怎么好。我在教育司的这多少天里,并没有遍看教育司的房屋,我只到过那客厅,饭厅,和楼上的住室,都是很湫隘的地方。客厅里摆列着许多石头,是那有名的“三十六峰”,我却看不出它的好处来,而且那间房子很是阴暗,那时又值夏天,终日有蚊子飞鸣着,这上边就是我的宿舍,因为我到来晚了,所以床位已经是在旁边楼门口,楼梯下院子里是一个小便桶,虽然臭气并不薰蒸,却总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视学的职务是在外面跑的,但是平常似乎也该有些业务,可是这却没有,所以也并没有办公的坐位,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地,看自己带来的书,看得倦了也就可以倒卧在床上,我因为常是如此,所以钱玄同就给我加了一句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在楼下“三十六峰”的客厅里,有些上海的日报,有时便下去阅看,不过那里实在暗黑得可以,而且蚊子太多,整天在那里做市的样子,看一会儿的报就要被叮上好几口。因此我“卧治”的结果,没有给公家办得一点事,自己却生起病来了。当初以为是感冒风寒,可是后来因为寒热发得出奇,知道是给“三十六峰”室的蚊子叮的发疟疾了。本来疟疾自有治法,只要吃金鸡纳霜即可以好的,但是在那蚊子窝里起居,一面吃药,一面被叮,也不是办法,所以就告了假,过江回家来了。我这回到杭州到差,大概前后有一个月光景,因为我记得领过一次薪水,是大洋九十元,不过这乃是浙江军政府新发的“军用票”。我们在家的时候,一直使用的是现大洋,乃是墨西哥的铸有老鹰的银元,这种军用票还是初次看见,我在领到之后,心里忐忑不知是否通用,于是走到清和坊的抱经堂,买了一部广东板朱墨套印的《陶渊明集》,并无什么麻烦的使用了,这才放心,以后便用这个做了旅费,回到家里来了。

我往杭州的月日,因为那时没有写日记,所以无可考查,但我查鲁迅的壬子日记,却还可以找到一点资料。五月项下有云: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上面所说因为私事不曾往杭州去。便是这事情,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六月项下记云:

“九日,得二弟信,三日杭州发。”这时大概我已到了教育司,可见是六月初前去到差的。随后在七月项下记云:

“十九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幾仲辈为群大蠹。”这样看来,那么我到杭州去的时期,说是从六月一日以后,七月十日以前,那大概是没有大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