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朱子曰:“弘非止是容物,乃容得众理耳。今之学者执德不弘,才得些子道理,便自足。他说更入不得,如此则滞于一隅,如何得弘,如何胜得重任耶。”今按:西方学者崇尚专门,倘以中国语衡重,亦可谓其执德不弘。所以在西方史上,学者从不负政治重任,亦不负师道重任,其实则是不负人群大道之重任。不仅任不重,抑亦道不远。过些时,他那一套便须有另一人另一套来代替。所以我们要只说求变求新了。
兴于诗章。
朱子曰:“只是这一心。兴于诗,兴此心也。立于礼,立此心也。成于乐,成此心也。”又曰:“今岂特诗乐无,礼也无。而今只有义理在,且讲究分别是非邪正,到感慨处,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涵养德性无斯须不和不乐,便是成于乐之功。如礼,古人这身都只在礼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无之,只得硬做些规矩,自恁地收敛。”今按:朱子此处语,也须放宽看。由屈原陶潜以下,也尽有诗。昭明《文选》及唐宋诸家集中诗,也有可兴,朱子也亲自在诗上幼年起即用着功。礼乐也非绝。朱子在后世礼上尽多讨究,并亲定了《家礼》一书。乐则最微,亦非无。朱子在此方面似用力最少。惟孔子先圣既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子所谓只有义理,则从先圣先贤心上来。故孔子教其子,学诗学礼。朱子教人,则读《论语》《孟子》。此非不是,亦并不与孔子意相违。四书之教先于五经,正是理学最着精神处。但并不是有了义理,不再要诗与礼乐了。后人误解理学家,每在此等处。今日则诗与礼乐三者真全废了,则朱子此条更值注意。今人亦有言复兴文化者,则当从义理大处来兴诗兴礼兴乐才是。
民可使由之章。
或问:子谓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者,何也。朱子曰:“理之所当然者,所谓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圣人之为礼乐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则莫不原于天命之性,虽学者有未易得闻者,而况于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盖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又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又曰:“由之而不知,不害其为循理。及其自觉此理而知之,则沛然矣。必使之知,则人求知之心胜,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复由,而惟知之为务,其害岂可胜言。大抵由之而自知,则随其浅深,自有安处。使之知,则知之必不至。至者亦过之,而与不及者无以异。”又曰:“某尝举张子韶之说以问李先生,曰,当事亲,便要体认取个仁。当事兄,便要体认取个义。如此则事亲事兄却是没紧要底事,且姑借此来体认取个仁义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曰,王介甫以为不可使知,盖圣人愚民之意。曰,申韩黄老之说便是此意。”今按:说不可使知之非愚民,已极详尽。今人读《论语》此条,仍必主愚民说,不肯读书,亦无如之何矣。近世科学昌明,驾驶飞机者,岂尽知飞机制造之理。修理电灯者,岂尽知电灯制造之理。科学上之一事一物尚然,又何论于国家治平礼乐刑政之大。所以中国人论政,必兼言教,而又言不可使知,其理微矣。学者则不可不察。
好勇疾贫章。
或问:好勇疾贫之说。朱子曰:“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贫,则不肯为乱。疾贫而不好勇,则不能为乱。自古乱民,皆其材力出众,而迫于饥寒者也。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产,厚其生乎。抑学者不幸而好勇,又不幸而贫,苟无道以持之,自行一不义,取非其有,日长月滋,其不流于跖也几希。此又学者所当自警也。”今按:近世资本主义盛行,必疾贫。又以帝国主义求为保持扩张,则必教民好勇。使国外受阻遏,则内乱必兴。又有好勇而疾贫之学者为之助长,其不致乱者几希。故中国为政者,必重制产厚生。而知仁勇三德,勇必随于知与仁之后也。今国人方慕西化,既教人疾贫,又教以好勇,其为危道亦可警矣。
大哉尧之为君章。
朱子曰:“非惟荡荡无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见,又有焕乎之文章可睹。”今按:庄老之论不如儒,即此一端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