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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七十四、集会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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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上海有一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全省的教育上是很有势力的。虽然那时是在前清末纪,政治腐败,可是一班革新人士,以为欲改革政治与社会,非兴教育不可。况且江苏省内,上海、南京、苏州、无锡,以及各府各县的学校,也风起云涌了。江苏教育总会设立在上海,因为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区,而交通亦利便,可以支持各地的新教育而总其成。

  江苏教育总会的会长是张季直(謇),并无副会长,另有一位总干事是沈同芳,他是常州人,好像在前清曾做过官的,是位孝廉公,我已不记得了。这位总干事,就同后来的秘书长似的,管理会内一切事务。每逢开会,都是他报告处理一切行政事项,纪录开会时的议决案。他是住在会里的,可以领取一笔夫马费(实在便是薪水),其余的干事,都是没有薪给的。

  江苏教育总会最初的地址,是在白克路的酱园弄(后来改名为青岛路),我初到时报馆去的时候,还是在酱园弄的,后来他们筹集了一笔款子,就在老西门外,造起了一座西式的两层搂来,便作为永久的会址了。

  到那个时候,会务也忙起来了,干事中如沈信卿、袁观澜、黄任之诸君,最为活跃,他们是中坚份子,因为他们都是教育界的人。那时这个江苏教育总会,在江苏教育界中,颇有势力,以张謇为会长,可以直接与江苏最高长官相交接,因此之故,也很有反对他们的人,称之为学阀,还有一班人,骂之为“西门破靴党”。

  入会的资格,要办过学堂,当过教员的人,或是对于新教育有知识的人,我当然有这个资格了。

  我起初并不想入江苏教育总会,后来却参加了。一则,楚青劝我加入,他自己本是一个干事,却从不到会,但时报在教育界颇占势力,虽然陈景韩、雷继兴,都未加入(他们不高兴加入),而常到时报馆来作客的人(简称息褛中人),大半是那边的干事与会员,藉此可通声气。二则,有许多苏州同乡,都怂恿我加入教育总会,可以有部份力量,在故乡或可多少便利之处。所以我的介绍入会的人(须有两个会员介绍),一位是狄楚青,一位是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苏州绅士)。

  第一年,我是普通会员,第二年,他们便选举我为干事了。干事约计有二十余人,但我实在是个哑干事,在会议席上,难得发言。这因为我在江苏教育界的情形,不大熟悉,而他们都是教育界老前辈呀!不过我是有表决权的,徜然我不列席,表决权就少一票。所以每逢开会,总是打电话到报馆里来催请,被催请得急,只好去了。他们的开会时间,总是在下午五、六点钟,这时候,我总在报馆里发外埠新闻,被他们一捉就着。遇到他们开会不足法定人数,拚命的打电话来,宛如十二金牌一般。这是义务性质,自己还要贴钱。但亦有所酬报,开完会后,会中备有一顿丰富的夜饭,足供一饱。

  江苏教育总会,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便即取消了。因为当时的政府,以为教育是属于政府的,政府自有教育方针,不能操纵于一班士绅之手,会员们、干事们,也都别有所事,有的离沪,有的做官,大家星散了。我写此稿时,从前教育总会的同人,大概都逝世了,只剩一个黄任之,还在活跃咧。

  除了江苏教育总会以外,我所加入的集-会团体,便是南社。我从山东回到上海的时候,南社早已成立了。

  第一次参加时,觉得人数极少,不过十余人而已。这个南社的组织,既无社址,也没有社长,每逢开会,不过聚几个文艺同志聚餐会谈而已。到了后来,社员渐渐多起来了。每年有一次大会,但仍然是聚餐性质。地方没有一定,我记得有一次在苏州虎丘开会,还是坐了画舫去的;有几次就是在上海西餐馆开会。原来社员的入会,再简便也没有,有朋友介绍,说某君愿入南社,说出他的姓名履历来,大家都赞成。也有某君,某君,我们要邀他入社,只要某君答应了,便算是社员了。社员虽多,并不须要列席,即使算是开会了,聚餐一回,餐后即散,无所事事。到了后来,有了编辑社友诗文集这一件工作,算是一点成绩。

  我的加入南社,因为南社中早已有了我几位老朋友。如陈佩忍,在吴江同里镇金松岑家里就认得的。如苏曼殊,在苏州吴中公学社就认得的。还有许多人,也都是到上海来后认得的。后来在南社成为主干人物的柳亚子(他起初叫柳安如),那时还在他的故乡吴江黎里镇咧。那时主持南社的人,我只知道陈佩忍与朱少屏。少屏名葆康,早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西门办了一个健行公学。陈朱两位常居上海,每逢南社开会聚餐等,总是由朱少屏处发出通知,社员名籍、住址,也都是由他保管。他英文颇好,但要似南社一班文人词客般,吟诗填词,他是敬谢不敏的。不过他在办事上,甚为干练,在新学界中,认得的人也很多,后来于右任发起的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以及太平洋报,都由他帮忙拉拢不少。

  在南社中,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自然是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广东人又次之,此外各省人都有。那是因为它的基地在上海,尤其是侨寓上海的人,其次,就是常常往来于上海的人。最初,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即以时报而言,就只有我一人,申、新两报,是阗其无人。有一天,狄楚青问我:“南社里是有些什么人,有人说:是一个革命机关。”苏曼殊到报馆里来看我,报馆里有位广东先生,问我道:“这位西装朋友,人称他是一位革命和尚。”我说:“和尚应穿袈裟,他怎么穿西装呢?不但不穿袈裟,而且还吃花酒呢。”因一笑置之。

  南社是提倡旧文学的一个集体,虽然其中人物,都是鼓吹革命的,但他们的作品,还是固守着文言,不渗杂白话的。上言报界中人,入南社者甚少,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平洋报,几乎全部是南社中人,叶楚伧的入报界,便是从太平洋报开始,他本来是在广东,和姚雨平在一处的。在南社里的朋友,我认识的就有诸真长、邓秋枚、李叔同、陈陶遗、胡寄尘等,仅有一面之交的,还有高天梅、高吹万,刘季平(即刘三,后在南京,与他同寓则常见了)、黄晦闻、蔡哲夫等等,现在已不能尽忆了。有一次开会,于右任、汪精卫亦列席。南社中人更有一特客,则为陈仲甫(即陈独秀),似亦一社友,此真所谓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了。

  在此时期,我要提到陈佩忍,佩忍自他夫人故世后,并未续娶。仅有一女,他携其女,住居上海。每晚必至福州路一妓馆花雪南家。花雪南年十六、七,貌不甚佳,闻其为巫来由籍。但佩忍志不在花云南,从未与染,乃借她的房间,作为会客之所。凡是熟朋友,要访佩忍,晚间至花雪南处,必可见到。上海妓家,有一规例,房门前挂一门帘,无客则悬起,有客则垂下,如果门帘垂下,生客无论何人,即不能擅入,名之曰“闯房间”,为所禁忌,则曲在闯入者了。

  所以当时上海一班有志之士,高谈革命,常在妓院门帘之下,比了酒家、茶肆、西餐馆,慎密安适得多。花雪南貌既不扬,生涯亦寥落,绝少访艳之客,而佩忍更满意,常盘据其房间,甚至写文章,通书札,亦在此间,他的一位八九岁的女公子,也带到此间。

  其所报酬于花雪南者,则逢时逢节,必开筵请客,妓家谓之“做花头”,如无人做花头者,佩忍拍胸脯包办,在妓家开筵请客,即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酒”了。以其交游之广,群贤毕至,就我所记忆得的,如诸真长、邓秋枚常在座,有时亦有杨千里,如苏曼殊在上海,极为高兴,主人为他召集许多名花坐其侧,我有句云:“万花环绕一诗僧”,在座大都是南社中人。我亦常在座,无容讳言,二十年颠倒于狂荡世界,诚难自忏也。

  南社后来无形消灭了,这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因为这班人,都是研究旧文学的,不能与后起的新文学沆瀣一气。有些人是无论如何不肯写白话文的,而且也不赞成那种欧化的新文学与新诗词的,在五四时代,已成为过去人物了。第二,南社里有许多人已入政界,他们做官去了,也有的是别种职业,谁也没有闲情逸致,来南社做文人词客了。剩下几个人来,也渐渐取消极态度。第三,南社是一点没有基础的,既无社址,也没有职务,当初只不过每次开会,大家凑出钱来,聚餐一回。虽然辛亥革命以前,他们也很鼓吹革命,辛亥以后,便是军阀时代,一直到北伐成功,政府也不曾支持它,而它觉得这个政府实在不能满意呢。

  在我初进时报馆去的半年中,便有几多有志之士,热心朋友(有些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组织了属于政治、法律以及地方自治等会。因为时报同人及息楼来宾,不少是在日本的政法大学毕业的,而尤以早稻田大学为多,如雷继兴(奋)、杨翼之(廷栋)以及常来时报的人。自从清廷对外吃了几次败仗,国内革命之声渐起,又承了戊戍政变,庚子拳祸以后,上下都闹着要变法了。于是清廷便下预备立宪之诏,意思要君主立宪。那时世界各国,皇帝还很多,君主立宪也很盛行,实在清廷这个预备立宪之诏,也不过缓和一下空气而已。

  在当时,日本留学青年,便出版了提倡立宪的许多书报,召集了讨论立宪的许多集-会,时报馆同人以及馆外贤达等,也有一个会,好像是什么“宪政期成会”吧?现在我已记不起这个名称了,总之就是这们一回事罢了。

  这个会,也有数十人,虽不限于江苏人,但十之七八是江苏人。张季直、马相伯,这两位老人是不祧的,每开会必有演说。马相伯的演说,最擅胜场,词令之妙,无可比拟,深入浅出,层次井然。其次要算雷继兴,起初声音很低,愈说愈高。他们从未预先超一稿,录一底,只是随机应变,大概非平时练习不为功。此外又出一种杂志,是一种月刊,名字叫做宪政什么的,可是现在想不起了。杂志中的材料是丰富的,因为他们都是法政学家,可以一挥而就,我却是门外汉,可是他们有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也把我拉进了这个会里去了。

  在编辑杂志的时候(雷继兴主编的),他们一定要我写一点东西,可是我一个跑龙套,跑龙套照例是不唱的,我能写些什么呢?小说是用不着的,政论又怕不合意旨,在日本报上东翻西翻,翻着一篇“俄罗斯新宪法”。那个时候,俄罗斯还在沙皇时代,“苏联”两字尚未出现,大概也是国内革命党闹得不可开交,所以不得不颁布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也是和日本一样的钦定宪法吧?现在上海一班维新党,主张君主立宪,也足以供参考,我就“瞎猫拖死鼠”的,以此塞责了。不过,这个宪政杂志,没有出到半年,也就停刊了,大概是沉闷不过,难以引起人家的兴趣吧。什么叫做立宪,也有许多人,怕还是老不明白呢?

  对于地方自治,也有很多人加以研究。那些到息楼来的朋友们,以上海本地人很多,目覩租界里一切地方行政,都操在外国人手里,中国人无从问津。中外有什么交涉,老是中国人吃亏,喧宾夺主,就是上海本地人,也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此刻在租界外的地方,如南市、闸北以及浦东等,也渐渐繁荣起来了,极思有所振作。即使在租界里,纳税者也都是中国人,不能放弃这个权利,当时倒没有在租界当一个大亨的思想。谁知后来,却出了许多土豪地棍,靠着洋人,恃势作恶,以此为巢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