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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国民性》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8章避讳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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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是个礼仪社会,社会上层交往,彼此的称谓大有讲究。虽然有名有姓,但平辈之间直呼其名还是不行的。所以每个人都要有字,称字不称名,是谓有礼。而名字,是给长辈叫的。民国时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之所以跟蒋介石闹翻脸,就是因为蒋见面直呼其名。平辈尚且不能直呼其名,长辈的名讳就更不能呼来道去,于是,就有了避讳这回事。

所谓的避讳,当然是上流社会的事儿,平头百姓,阿猫阿狗地叫着,基本上没什么讲究。即使自己本家,也大抵如此,年纪大了,顶多在阿猫后面加个爹爹或者爷什么的,就算尊称了。但是,这样的平头百姓,一旦读了书,有了功名,进入缙绅行列,就必须讲究,不讲究,就是自绝于士大夫。讲究之一,就是避讳。无论什么场合,自家祖父和父亲的名讳是必须回避的。当然,在公共场合不提父祖的名字,以示尊重,可以理解。但是,讲究厉害的人,凡是碰到跟自家父祖名讳相同的字,甚至谐音,都绕着走。如果赶巧聊天的同伴不留神提到了,赶巧父祖又过世了,矫情的,就是可以放声大哭,弄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欢而散。

这种讲究,唐朝中叶之后最为过分,过分到了影响了士大夫们的仕途和政务。裴德融的父亲名皋,他参加进士考试,主考恰好姓高,“高”与“皋”谐音,结果害得裴及第之后,一直就不敢提自己座师的名字。唐朝科举,以诗为胜,诗人李贺的诗天下独步,但只因为他的父亲名晋肃,进士的“进”和“晋”谐音,他就一直不敢考进士。韩愈看着可惜,还写了文章替他说话,也没有用。士大夫不能考科举,或者考上了不敢提座师的大名,对自己都属于自毁前程的事儿,但还仅仅是因为讲究而害了自己。最过分的事发生在卢文纪身上,他做了工部尚书,下属有个名叫于邺的前来参见。卢居然以自己父亲名字为嗣业,拒而不见。于邺一时想不开,竟然一根绳子吊死了,活活害死一条人命。

讲究避讳,都是为了孝道。真的对娘老子好是不好,都是关上门的事儿,但在外面,孝与不孝都得讲究形式。不讲究,人家就会说你不好。弄大发了,不仅仕途有麻烦,连脑袋都可能搬家。所以,像避讳这种面上的事,大家只能比着讲究,谁讲究得厉害,好像就意味自己德行好。即使有才如李贺,也不能免俗。

从孝道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忠君。所以,皇帝的名讳必须得避开。汉高祖叫刘邦,所以《史记》《汉书》上的“邦”,都变成了“国”。汉文帝叫刘恒,所以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连殷朝人微子启都要改名作微子开。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史书,凡是提到“世”的时候,都改成“代”,提到“民”的地方,都变成了“人”。如“治民”变成“治人”,“生民”变成“生人”。古籍里的“天生烝民”,活生生变成“天生烝人”。当然,在唐以前,这种帝王的避讳还主要见于史籍,官员们在平时的政务公务中,还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一讲究,就难免因词意不准而误事。只是有些衙门或者官衔要跟着改,比如六部中的民部因李世民的缘故,改成户部。五代时吴国杨行密父亲叫杨怤,音与“夫”同,结果吴国的大夫都改成了大卿,连御史大夫也不能幸免,变成御史大卿。但是,凡是讲究,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越来越讲究,越讲究越精致。现实的奏章,也要避皇帝的讳。所以,为了避免误事,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凡是碰到皇帝的名讳字样,又不能不写的时候,就“敬缺末笔”,害得后人读古书,老是看见错别字。

避讳从孝走到忠,已经有点马屁的意思了。忠是忠君,但把忠移到官场,效忠上司,更加实惠。长官的名讳自然大家都知道,但聪明的下属,在新上司上任之前,连长官父亲的名讳,甚至连长官太太的名讳和生日都一并打探清楚,不止及时送礼孝敬,同时在往来中刻意避开这些该避开的字眼。不用说,这样做好处大大的。反过来,如果做下属的不讲究这个,即使再恪尽职守,恐怕也难讨上司的喜欢,因此把乌纱帽丢了,也不是不可能。宋朝的权相蔡京气焰熏天之时,下属公文中连“京”字字样都不敢提,地名京西,京东,也一律改成畿西、畿东。

避讳从礼貌变成马屁,也就走到头了。现代人不讲究这个,马屁少了一种形式,但马屁还是在的,而且愈出愈奇。跟冯骥才说辫子一样,辫子没有了,但辫子的神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