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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国民性》第三篇 精英的小辫子 第13章有个性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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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社为屋,换了天地,男人对自己头上的辫子大起恐慌。一般来说,真正恐慌的往往是平头百姓,一些不乐意剪辫子的农民。任凭革命党下乡怎样宣传,都无法让他们相信应该剪去脑后的辫子。因为回到家里,媳妇都看着不顺眼,激烈的还要跳河。他们如果丢了辫子,百分之百都是被革命党强逼着给咔嚓的。城里住的人相对要开通些,不管是自愿还是半强迫,反正陆续没辫子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头上还有辫子,出门都感到丢人。人家都有的,你没有,不好意思;人家都没有的,你有,也不好意思。死活不肯剪辫子的,多半是老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偏远地方的老人。直到1949年之后,在穷乡僻壤还能依稀看到这样的古董。当然,在大都市居住也留辫子的人,也是有的,这些人多半是眷恋前朝的遗老。

在诸遗老中,王国维在前清其实没有什么官职,不过一介诸生(秀才),也就是说,前朝皇帝基本上没有什么深恩厚泽惠及他的头上。但是,偏他对清朝的感情最深,真挚得可怕,对头上的辫子也最为留恋。在上海居住的时候,平时最担心的事,就是出门不留神碰上革命党,把他的辫子给剪了,来一场羞辱,所以轻易不出门。其实,鼎革之后,革命党疯狂剪辫子的时候,王国维和罗振玉正在日本,等他们回国,革命党人早就没了当年的精气神。上海滩虽然洋气,但怎样拖辫子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了,遑论去剪?但他就是怕。怕,意味着他在乎这个劳什子。

其实,王国维当时在海内外是以学问著称的,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不问政治的。所以,好些慕名而来问学的外国人,都很奇怪他为何要拖一根辫子。一个日本的文学博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何不把这碍事的“障碍物”弄掉?问得王国维好生不高兴,在给别人的信里直发牢骚。到后来,连王国维的家人,他的夫人和女儿,都觉得老先生的辫子有点别扭了。每日给他梳理,也嫌麻烦,劝他剪,就是不剪。再问为何要留?答曰,留就是留了,没有道理。

跟王国维同样顽固的学者,是辜鸿铭。此老在北大任教,天天拖着一根又黄又小的辫子,别的不说,单论辫子的质量,的确比不上王国维。因为此老的辫子是后留的,在清朝的时候,他倒不在乎辫子,已经把辫子剪了,送给一个单相思的外国女人做了假发。然而到了民国,却偏要留起来。辜鸿铭不是个多头发的汉子,剪了再留,也留不长。没办法,只好雇一个留辫子的黄包车车夫,人家是原生态的辫子,又粗又长又黑。堤内损失堤外补,车夫拉起他来,后面一根小黄辫子在摆,前面一根黑粗辫子也在摆动。

其实,清朝逊位的皇帝溥仪早已把辫子剪了,这是受他的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他亲爹,做过摄政王的载沣,剪辫子剪得更早。主子都不要辫子了,为何做遗臣的人还非要死巴巴在乎那根辫子呢?胡适说,辜鸿铭是个喜欢立异的人,处处反潮流,潮流往东,他非往西不可:你们说西化好,我偏说东方好;你们说纳妾是陋习,我偏纳给你们看看;你们都剪辫子,我就是要留。王国维没这么大精神头较劲,但头上的辫子也是他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他在最后几年,入宫给溥仪做过南书房上行走。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没了江山的万岁爷已经没了辫子,而且也根本就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但他就是要留住自己的这根辫子。

王国维很少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政治性意见,但他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意见。他赞成复辟,但却不肯参与,或者参与复辟的诸公,也不想让他参与。他外语不错,对西方文化也有相当的了解,但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一直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的原因,倒不是他对这些制度有多了解,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是“党人”弄进来的。终其一生,王国维对党人都深恶痛绝。不仅对发动辛亥革命的党人没有好印象,对后来发动国民革命的党人更是又恨又怕。觉得他们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扫荡传统,扫荡文化,如洪水猛兽一般。他的自沉昆明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被党人发动的大革命吓的。有资料证明,湖南劣绅叶德辉被农民协会处死,给了王国维很大的刺激,毕竟叶德辉不管有多劣,还是一个著名的读书种子。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意思来,在某些人身上,表达的是个性,也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