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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林徽因与凌叔华为何争相保管徐志摩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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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报道中说:“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遇难司机为王冠一、梁璧堂,乘客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之友……”

报道中殉难的乘客就是诗人徐志摩。英年早逝的徐志摩,他留与人间一卷诗,也留与人间一段情。当噩耗传到陆小曼耳中时,她感到“天垮了,地陷了,世界进入一片黑暗”。而林徽因在得知消息后,也两眼发黑,双腿一下软了下来。然后她和丈夫梁思成流着泪,编了个小花圈,中间嵌着志摩的照片,敬悼于志摩的灵前。至于前妻张幼仪,在听到噩耗时,她对儿子徐积锴说:“你爸爸上天了,快随你舅舅去接灵吧!”而才女凌叔华也没有忘记他,她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文中说道:“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我就不信,志摩,像你这样一个人肯在这时候撇下我们走了的。平空飞落下来,解脱得这般轻灵,直像一朵红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辞了枝杈,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许你会选择这一个,可是,不该是这时候!莫非你(我在骗不过自己时,也曾这样胡想)在云端里真的遇到了上帝,那个我们不肯承认他是万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为不忍甩下我们这群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动,像久米仙人那样跌落下来了?我猜对了吧,志摩?”在同一时间里,四个女人在为他“唱悲伤的歌”,为何如此?只为志摩曾经有过的深情,他是“爱”,是“暖”,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徐志摩的猝逝,他的生前好友为他在各地举办了追悼会,其中以北平和上海两处规模最大。追悼之余,由胡适领头,组成编辑委员会,拟将徐志摩已发表的作品和未发表的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以尽对亡友的责任。这在同年12月5日沈从文给王际真的信中就提到:“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志摩活时是一个喜欢写信的人,你处若还有他的信件,可以找出来寄给我。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何以是由凌叔华来保管呢?原来徐志摩曾经追求过凌叔华,凌叔华可说是徐志摩的“红粉知己”。这在徐志摩1923年与1924年间写给凌叔华的信(后来经凌叔华曾发表在《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上,但收信者名字却被涂掉)中,可看出端倪。徐志摩日后曾对陆小曼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意思是她是那种能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的朋友。凌叔华也不只一次说过,志摩与她情同手足,他的私事也坦白相告。志摩写信时,是把凌叔华作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因此可以没有顾虑地袒露自己,“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志摩说他写的是些“半疯半梦”的话,“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学者梁锡华就指出:“从年月可见,徐志摩写这些亲昵到近乎情书的私柬给凌叔华,是在失落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巧得很,妍慧多才的凌叔华近在眼前而又属云英未嫁,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

凌叔华

基于对凌叔华的信任,1925年3月,当徐志摩决定欧游时(按:除赴泰戈尔之约,更重要的是为他与陆小曼的绯闻,而去躲避风头的),临行之前他把一个装有“天堂和地狱”案件的小皮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小皮箱就是后来大家通称的“八宝箱”。箱子放有什么东西?据推测,有徐志摩的书信及平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散文或诗歌的手犒,最重要的有两本英文日记,那是1921与1922年间他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日记,通称《康桥(Cambridge)日记》。据林徽因给胡适的信,谈及还有《雪池时代日记》(按:那是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到北京,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苦追林徽因不得的失恋日记)。

1925年7月底,徐志摩欧游归来,他与陆小曼的感情热度并没有递减,反而急骤升温,徐志摩下定决心,不管有多少阻拦,他都要争取这番恋爱的成功。不久双方各自顺利解除婚约,徐、陆两人终于在1926年8月10日,也就是阴历的七夕情人节,订婚了,紧接着在10月3日——阴历的孔子诞辰日,他们在北京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此时徐志摩忙得无暇顾及那个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八宝箱”。到了婚后,他们移居浙江硖石及上海后,又顾及到箱子里有不宜陆小曼看到的日记、书信等,因此徐志摩也就没有急着把箱子索回。而在这期间凌叔华也经历了与陈西滢结婚等人生大事(1926年7月)及后来(1927年10月)与夫婿同赴日本旅居的景况,“八宝箱”就一直存放于凌叔华在北京的家中。

1928年6月,徐志摩再度欧游(此次是由于婚后生活的窒息,他渴望借此旅行来激发久已枯涩的诗情,也同时希望因此“小别”能让与小曼的情爱“胜新婚”)。12月,他回到北京探望老师梁启超的病。他见着很多旧日的朋友,但此时凌叔华与陈西滢已从日本返国,并在两个月前与陈西滢(同年10月,陈西滢应聘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移家武昌,因此徐志摩此行并未见着凌叔华,人在武昌的凌叔华显然没有机会将“八宝箱”当面交与徐志摩。因此才有后来(1931年12月10日)她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去日本时,他也不要,后来我去武昌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之句。

凌叔华说她通过卞之琳,将“八宝箱”转交给徐志摩。为此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80年代曾写信问过卞之琳,据卞之琳的回信说:“凌叔华致胡适信,说曾把徐‘文字因缘箱’交与我,是她记错了,我从未闻此事,不知她究竟交给了谁。”笔者就时间推论,1928年10月凌叔华离京之前,卞之琳还在上海私立浦东中学念高中,直到1929年夏天,他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而认识徐志摩则更晚了,那要等到1931年初徐志摩到北大教英诗及翻译课时,卞之琳呈上习作请徐志摩指教,徐志摩将卞诗带回上海,跟沈从文一起读,并把卞诗发表在上海的新月《诗刊》及南京的《创作月刊》《文艺月刊》上,这都是后来的事。因此凌叔华不可能将如此重要的“八宝箱”交予一个从未与徐志摩谋面的人,这也难怪卞之琳在1994年1月1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长文,认为凌叔华的种种说法,是一笔糊涂账。

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来“八宝箱”怎会又在凌叔华的手中呢,那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从上海到北平,据他给小曼的信说:“……第一看奚若,第二看丽琳、叔华(按:凌叔华已离开武昌回到北平任北平古物陈列所专门委员)。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个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6月12日,凌叔华和徐志摩、罗隆基、沈从文等一同去看望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6月13日中午,凌叔华请徐志摩等吃鲥鱼蜜酒。6月14日,在陈衡哲家吃饭,有凌叔华、冰心、杨振声、沈性仁等人。6月16日晚在北海聚会,有杨振声、邓以蛰、凌叔华、沈性仁,徐志摩说“风光的美,不言而喻”。6月25日给小曼的信说:“我这人大约一生就为朋友忙!来此两星期,说也惭愧,除了考试改卷算是天大正事,此外都是朋友,永远是朋友。杨振声忙了我不少时间,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

在他与沈从文的接触期间,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因为后来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珰女士》,发表在9月份的《新月》杂志上,当然沈从文也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成小说,所以凌叔华在同年12月1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徐志摩是把“八宝箱”提来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在同年12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适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因此沈从文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去青岛),在你楼上(按: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平看。”但沈从文后来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件事是没错的。

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在辗转于硖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间,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给胡适的信中说:“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按:陆小曼说一本,而凌叔华说两本),那是写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之后,因此肯定不会是在徐志摩欧游前交给凌叔华箱子前放进去的。还有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途中所写的几篇稿件、徐志摩写于1925年及1926年的两本日记——《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

而据后来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箱子后(按:徐志摩死后,胡适向凌叔华施压而拿到的),打开看的结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后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

至于胡适从箱子里拿出那些东西,我们从1994年12月黄山书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为徐志摩的大半书信,该是箱子里的旧物,计有:1928年12月4日沈从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册),梁启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启超写赠徐志摩《饮冰室读书记》十页(按:梁启超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1931年6月16日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1929年5月13日蒋复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一册)。还有因为1931年夏秋间箱子存放在凌叔华处,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难的前六天)沈从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11月11日及其后的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当时徐志摩住在胡适家中,因此遇难后,这些信札并没有放入“八宝箱”中,就直接为胡适所收存了。至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还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张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张慰慈、梦绿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则有可能是胡适在徐志摩亡故后,为编书信集,而从当事人手中征集得来的信函。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原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据林徽因次年元旦给胡适的信说: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徐志摩的学生)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按:据林徽因信中言,凌叔华在11月26日,开如何追悼志摩的讨论会的那一晚,约叶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桥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凌叔华原本兴冲冲地要去征集志摩的书信的,没想到林徽因不但不给她志摩的信,还因十天前出于胡适之助,而得到徐志摩的“八宝箱”,并要求要看已被凌叔华从“八宝箱”拿出后自己私藏的部分《康桥日记》,林徽因得了便宜又卖乖,凌叔华当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的。或许是因为太想得到《康桥日记》,或许为了让凌叔华心理平衡点,她让凌叔华带走陆小曼的两册日记。这在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有说“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及“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的字句。在凌叔华临走前,林徽因说要到凌叔华家取《康桥日记》,凌叔华说她下午不在,林徽因说她本想同凌叔华回去,但却又不敢开口,于是约定星期三(12月9日)派人到凌叔华家取。

12月9日上午11点半,林徽因亲自到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只留了一封信,说:“昨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仍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栈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林徽因知道凌叔华是有意躲着她,不愿将日记交出,林徽因把这字条交给胡适看了。而当天林徽因也留下字条,说日记中有关于自己的部分,所以想迫切读到,希望凌叔华能够体谅。

12月10日,凌叔华给胡适写信,信中说:“昨日起,知道说也太迟了,不过我想还是说了舒服些……现在木已成舟,也不必说了。只是我觉得我没有早想到说出,有点对志摩不住。现在从文信上又提到‘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说也是白说,东西已经看了。”信中虽有强调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的原因,但凌叔华没想到她原本是遗物的保管人,如今却落得空无一物,她有些不甘,她写这信是在试探胡适对此事的态度。胡适如何响应,目前无从知晓,但他是比较偏向林徽因的,因此他才会把箱子交给林徽因。但支持凌叔华的自始至终有沈从文,除了12月5日给王际真的信中提到该交由凌叔华保管外,12月12日他给胡适的信也反对将这“八宝箱”交给林徽因,他说:“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所以我盼望我说这话时间还不过迟。若一切已全给了她,那羊已走去,补牢也不必了。”

凌叔华没有得到胡适的支持,而她手中握有《康桥日记》,叶公超都看过,再不拿出来恐怕说不过去。因此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华便将日记送到林徽因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凌叔华也留了个字条说“怕你急,赶早送来”的话。林徽因收到一百二十八页的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发现与自己手上的志摩日记衔接不上,这半本日记的最后一句是“计划很糟”,“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也就是这后面还缺了一大段。林徽因当时是气急败坏的,后来她又去找胡适求助,于是胡适在12月28日写信给凌叔华说:“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

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胡适的话说得委婉而有力,处处都替凌叔华设想到,但又处处进逼,让凌叔华无法回绝。凌叔华接信后当曾立即向胡适响应,因此胡适也向林徽因要求解释,如此才有1932年元旦林徽因下午及晚上一连写了两封长信给胡适的举动,在晚上的那封信中道:“……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地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林徽因说她急着要《康桥日记》(完整的),只是要回味那些往事,她把话说得很轻松,其实是因为那有着她和徐志摩的私情,她不愿这日记落到别人手中,加上“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的缘故。

胡适从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他再次向凌叔华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记。之后,胡适到南方去了一段时间,回到北平后他收到凌叔华送来的日记,胡适在1932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说:“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平闹得满城风雨,闹得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胡适的日记粘贴着凌叔华归还日记的信: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

林徽因

胡适得到凌叔华送来的《康桥日记》,无疑转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在这之后的一封给胡适的信中说:“……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总括筹个办法……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青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林徽因在信中明白地表示,这些日记在当时是不宜出版的,也不急着用这些材料作传,目前“只是收储保存”。后来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谈到这批日记的去向时说:“但据陈从周说,后由林徽因保管。”而卞之琳在晚年也说:“我1982年为一卷本《徐志摩选集》写序,仅就听说林徽因当年争到的一部分而言,说过物是人非(她于1955年病逝),确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终于消失了,倒并不是出于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我当时特向金岳霖打听到的下落。”卞之琳的话说得很含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爱情的潘多拉”一直保留在林徽因的手中,直到她过世后,确是“有人有意”让它消失于人间了。

陆小曼在为徐志摩编全集时,就不无幽怨地说:“其他日记(即除了已编辑出版的《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等之外)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很多。”而与陆小曼合编《徐志摩全集》的赵家璧也说:“小曼当时就告诉我,有几本志摩的和她自己的日记留在北平的凌叔华和林徽因处,应设法弄到,以便编入全集。”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说过一些关于《徐志摩全集》难产的原因,他说:“听说,志摩有一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

后来《徐志摩全集》虽然印出来了,而且还有两三套之多,但这“爱情潘多拉”,是永远付之阙如,人间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