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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司马光为何在资治通鉴中给唐高宗戴宅男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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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到底是不是宅男?不消说了,肯定不是。翻开唐书,有这样一句话:“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永徽是唐高宗的年号,史学家能够将其跟贞观之治放在一起给与评价,怎么样?够给面的吧。事实上,唐高宗的政绩,可以简单概括为“夺权、宽律、征战”六个字,说他是宅男,有点冤。

那么,唐高宗的宅男帽子最早是谁给戴上的?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唐高宗,用了“昏懦”一词,恐怕是始作俑者。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宅男”并非就一定“昏懦”,但在中古时期,一个大男人若被人称为“昏懦”,和敝在家里不出门大概意思也差不多。其后,无论是正史、野史,还是民间传说、影视戏说,对唐高宗的宅男之评大多来源于老司。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许多历史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原因就在于某些历史被后来人为服务当时当事而加以篡改了。是故,阅读和考证历史绝不能单凭某个史家的记录,而应该结合不同时期史家的记录加以综合分析,以辨其真伪。就唐高宗来说,司马光给其戴宅男帽子,性质是一样的,时代需要,政治需要,个人需要。

唐高宗最被后人所诟病的是与庶母武则天通奸,并放纵武则天擅权。这在强调人伦正统的司马光等人眼里,是绝对不以为然的。特别是武则天擅权此节,他在《资治通鉴》里举了两个例子,一是麟德元年(664年),每逢上朝,武则天都垂帘于后。无论政事大小,高宗都会与她商议,中外谓之“二圣”。二是上元元年(674年)以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此来武断地认为唐高宗太“宅男”,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此时距高宗撒手人寰还有约十年,这种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维清晰之时有意而为的。北宋是个道学萌生并逐渐流布的时代,加上司马光亲身经历过刘太后(宋真宗后)、高太后(宋英宗后)的临朝称制,自然要不遗余力地丑化武则天,警示执政的太后们不要妄想当宋代的“武则天”,连带着就不能不矮化唐高宗:不争气的儿子,懦弱的丈夫。所谓“资治通鉴”之名,就来自于“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其用意不言自明:时代需要也。

矮化唐高宗的第二个原因,可能跟长孙无忌被贬有关。长孙无忌是永徽之初的一代权臣,还是唐高宗的亲舅舅。我们知道,唐宋这两个朝代,经常发生皇权与相权之争,不是西风压倒对方,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唐代尤甚,宋代要好一些。唐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属于此列,最终,长孙无忌失败了,被贬至外地,后自杀而亡。司马光等宋代士大夫站在为臣子的立场,自然希望皇帝最好是个摆设,好让大臣一展抱负,实现“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所以要矮化唐高宗,说他是“昏君”,意在为长孙无忌鸣不平,实际上,这也是说给宋代皇帝与太后听的。他在“元祐更化”中主持国政的所作所为,几乎和长孙无忌拥有的权力一个样。

第三个原因,可能就是嫉妒了。倒不是司马光自己嫉妒,而是准确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北宋皇帝们的嫉妒心理,通过矮化唐高宗,好让皇帝们心理平衡一些。司马光服务过四个皇帝,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这四个皇帝在军事上都不怎么样。唐高宗的军事成就就不同了,灭了西突厥与高句丽,顺带还压制了日本的气焰,换来了中日千年和平。单从征伐高句丽的战果来说,太宗李世民曾亲征却徒劳无功,后来高宗先后派大将苏定方、李绩(即李世绩)、刘仁轨以及薛仁贵经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灭了高句丽,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显然,唐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而宋仁宗之后的几个皇帝可没有完成太祖、太宗的梦想,不嫉妒也难。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百般矮化唐高宗的同时,在善于纳谏这一条上却尽情地赞扬了唐高宗。比如,他记载了这样两件事,颇值得玩味。第一件事:有一次,唐高宗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唐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第二件事,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