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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枭雄袁世凯大总统之路 为何没成中国的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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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的共和

任何事情都有其原本。事实上,早在1912年春,种种迹象便在身处万人之上的袁世凯身上表现了出来。南北和谈的确赋予了他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责任内阁制的束缚下,他却没有享受到权力的果实。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共和国施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没有最高权力。这部约法由孙中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二天颁布,其中因人设法的意图非常明确。

对一生都在攫取权力的袁氏而言,如此种种注定是难以忍受的安排。他不断在声明中陈述自己的挫折和不幸,其中最令他担忧的莫过于党派问题:“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而这份讲话,竟发表于其就职后五个月。

袁世凯所指的“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者,正是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国民党人,他们坚持己见,不断阻挠他的行政计划。1913年3月,以国民党主要筹建人宋教仁遇刺为导火索,南方各省在酝酿规模宏大的反袁运动。质疑和争吵到达了顶峰,但袁世凯并不打算屈服,他野心勃勃,准备一举借机铲除所有政治对手。

他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口号,那就是保持国家统一,更何况时局使人们相信,争论只能将国家带入动荡。1913年5月下旬,“二次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大陆报》记者弥勒询问对局面有何看法,袁世凯回答:“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当宣布对南方国民党进行讨伐之后,袁氏又立刻发表通电:“该暴徒等勾煽叛兵,僭窃土地,擅行宣布独立,破坏民国之统一,扰害地方之治安,此等行为,实为乱党,政府不得不依照国家法律以兵备警戒。”

对国民党人来说,以“革命”对抗袁世凯的“反革命”,无疑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项,尽管如此,过强的愿望有时只能换来适得其反的结果。“二次革命”用来去匆匆证明,政治上的冒进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得不偿失。正是这次内乱完全改变了袁世凯的心态,更不幸的是,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他已不再需要等待,制造舆论、清除异己、培养死党,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10月6日,在“公民团”的山呼万岁中,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总统权力很快压倒了一切,甚至制宪也不得不在最高意志的支配下运转。1913年夏,议员曾拟定过一份《天坛宪草》,但在解散国民党、国会停开等风波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0名成员中有28人被剥夺了议员席位,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所有的踌躇满志都化为泡影,原因非常简单——微弱的分权色彩触碰了当权者的禁忌。

袁世凯的有恃无恐,正是源于自身的实力雄厚,内阁成员是他的亲信,老部下段祺瑞掌握着最精锐的军队,议员们因收买和恫吓噤若寒蝉,大批军警和便衣在街头大肆搜捕异见人士。当又一个新春降临时,民国正无可救药地向一人之治的道路走去。

躁动的开端

1914年,国会和进步党内阁遭到解散,随后地方议会也以“扫清满清旧制”的理由被废止,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临时约法》事实上荡然无存。对商人、士绅和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变化不啻当头一棒。

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通过,这部事实上的“袁记约法”并没有限制总统的权力,反而将宣战、媾和、任免等诸多大权集于一身。“今试将全文中之大总统三字,代以大皇帝,则读之者方将疑为俄国之法!”当消息传到上海时,英文报纸《大陆报》不由瞠目结舌。

至此,袁世凯向独裁迈出了关键一步,和今天的想象不同,不是所有公众都在喟然长叹。共和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其实问题恰好源于自身。新政权的形式是移植的,组织是散漫的,甚至运转也步履维艰。梁启超在《国会之自杀》中写道:“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两旬不能举一议长,百日不能定一院法,法定人数之缺日有所闻,休会逃席之举成为故实……销此半日之光阴,则相率鸟兽散而已。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至于议员本身亦鱼龙混杂,尸位素餐者更比比皆是。

泥潭中的政府,注定无法用成绩回应公众,但袁世凯却找到机会,接纳了失魂落魄的人群。他们固然不是天生青睐专制,但拥戴共和的动机却是无比功利。“无识者流靡。然风从浸淫,而竟成一种舆论”,《申报》这样评论,甚至连曾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也不由哀叹,说宪法是“不祥之物”。

1914年冬至,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祭天仪式,在试图唤起拥戴的同时,也为他策划中的登基称帝做了又一次彩排。。

新气象?

将共和踩在脚下的袁世凯志得意满,他在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时即公开声明:“障碍已除,政治刷新,正在今日。苟国家之事计,无不猛进励行。”1914年的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气象,他理想中的统治固然充斥着个人主义,但也有高效、近代化和雷厉风行的特征。

1914年,政府的最大危机源自入不敷出。地方当局的各自为政,让整个中央几乎无米下锅:前一年,来自各省的款项只有260万元,但相对的开支却高达9000万之巨。财政专家杨汝梅后来回忆道:“当此破坏时代,一切维持费较之平时自增数倍,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持外债。”

事实的确如此,1913年的4.12亿收入中,超过50%来自借款,国家只能通过抵押国土资源进行偿还。在财政濒于崩溃的大前提下,袁世凯所掌控的,实际只有关税、盐税和厘金而已,其中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清偿债务占尽。后两者的征收则纷乱如麻,以盐税为例,1913年的收入仅1100万元,而中央政府从中几乎一无所得。

局势的窘迫让袁世凯痛下狠心,在英国人丁恩爵士的领导下,整顿工作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在1914年,盐税立刻跃升至6050万元,其中53%上交给北京政府。与此同时,财长梁士诒通过在外国银行存入偿债基金的方式,让政府债券首次获得了信用保证。最后一项措施意义更为深远,1914年初,袁世凯授意梁士诒改革货币体系,最终决定在引入银本位的同时,发行一种新货币,并用它作为今后所有货币的典范和标准——这就是袁世凯银元。其制造之精、流通之广近所罕见。

整顿税收、提高信用、发行新币,种种举措确保了财政稳定。如果不是名义上的统一,相关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开展,而整饬吏治的尝试,则让其地位更加稳定。《剑桥中华民国史》评论道:“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在民国时期)从未被超越。”也正是在此期间,民国初年的各自为政首次得到了遏制。

然而纵使势力遍及全国,统一政令也需要惊人的努力。作为第一步,大批地方官吏被精心挑选的官僚取代,同时,政府还宣布了一份各省巡按使的名单,其职责只限于民事——或许在袁世凯的印象中,武人可以征服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注定不能永远由武人来统治。

选拔和考核官员在1914年得到了极大关注,不仅如此,政府还致力于消除存在已久的官场腐化,而这场整顿,又是随着当年3月公布的《文官惩戒委员会编制令》开始的,期间平政院(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的职权得到了规范和完善,其下属的肃政厅专职进行检举纠察。作为肃贪行动的第一批成果:1914年10月底,京兆府尹王治馨因受贿被处决,从判决到执行未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可谓前所未有。

各失所望

结果好一切都好,天真的人们曾这样认为。然而,独裁带走了纷争,也让政治沦为大总统的个人表演。国人很快发现,正如外界提醒的那样,总统的决断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完美,以盐税改革为例,除山西税收略有减少外,其它地区反而逐年递增。利益受损的地方当局自然不甘寂寞,甚至学校、慈善团体亦设立盐卡,长芦盐价每百斤不过一角五分,运销两淮,所交税费相当于原价的3000%,唯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在“改革”中收获颇丰。

整肃官场的评价同样褒贬不一。面对着根治腐败和维护形象间的两难,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在不伤筋动骨的前提下,以温和的治理凸显法律的公正。正是因此,被惩办的官员都是精心挑选的,譬如首当其冲的王治馨,他落马的原因其实不是大肆索贿受贿,而是在宋教仁案中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换言之,当时精心酝酿的反贪风暴,更可能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内部扫除。

纵然上述问题算作白璧微瑕,动摇统治的隐患也在大量浮现,军人掌权的现状没有改变,政策与私利的纠缠不清则遭到了怀疑与谴责。至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则随着官僚做派的复活而日渐疏远,根据一份命令,官员被分为九等:三等卿、三等大夫和三等士。9月25日公布了尊孔的决定,深受自由主义熏陶的报人和士绅们自然愤愤不平。“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记者黄远庸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当袁世凯大张旗鼓地准备祭天的时候,流言蜚语更是不胫而走。事实上,甚至在剪掉辫子的那一刻,“中国的华盛顿”对共和依旧茫然无措。1912到1913年,当革命势力占上风时,他便自诩为民主的保护者,等到大权独揽后,他又重新忠于本心,对先前的立场断然弃之,因为构成其决策出发点的,并不是对共和的信仰,而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的形式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倾向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在众多举措取得阶段性成功后,袁世凯更执拗地向王座迈进,而1914年12月23日的祭天,让这种取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展现。古往今来,对天的崇拜是皇家的特权,因为只有天之子——皇帝,才能代表万民,向万物的最高主宰发声。“如果粮食歉收或颗粒无收,政府肯定要为全国的农民负责。祭天不一定会带来好收成,但它一定至少能使政府摆脱责任。”内务总长朱启钤向美国公使解释,就这样,在消弭了“国际友人”的质疑后,12月23日破晓,大总统身着元帅服出现在天坛的圜墙外。

袁世凯换上了皇家紫袍,紫袍上有十二章龙纹。在其它每个环节中,盛大的排场都让仪式宛如一场权力的表演:和明清时期的做法一样,前往天坛的道路上铺满了黄沙,官厅、商铺高挂国旗;身穿缀星蓝底长袍的两百多名乐师不停演奏,紧随其后的是浩荡的百官队伍,只有祝文中的“中华民国”提醒人们,东亚最大的共和国即将被一个王朝取代。

民初政局的紊乱,让很多人宁愿用善意来揣测险恶的意图,但即使最乐观的期待,也随着年底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颁布而渐渐消失。根据此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不仅连选连任毫无限制,而且可以传给子嗣,使袁世凯的地位无异于皇帝。《大公报》说:“此总统之所以尊于帝王欤?”《申报》说:“诚使以举国所以筹备祀天之经费,尽移之以赈济江皖、山东之灾民……吾民之受实惠当万万倍于虚文靡节之典重辉煌。”美国公使芮恩施更加直言不讳:“袁氏正在趋于僭取帝位。”袁世凯的1914年在躁动中开始,并在更加剧烈的躁动中缓缓落幕。

并非拿破仑

“愿公为华盛顿,毋为拿破仑”,革命党人曾在1912年发出这样的期待,但现在,所有人看到的,却是“华盛顿”沦为欲望的奴仆,至于他治下的国家不仅没有因此挣脱泥淖,反而走向了更剧烈的动荡与纷争。

历史的剧本有时上演两次,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接下来的场景我们耳熟能详,渴望成为拿破仑的袁世凯注定将在徒劳的模仿中头破血流——这不只是他没有取得过奥斯特里茨式的胜利,更重要的乃是正剧一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在正剧中,登场的力量没有丝毫的做作和扭捏,因为其背上自有时代的烙印;至于第二次上演,则分明是一种模仿,更何况彼时彼刻已没有了前一次的机缘巧合。

诚然,拿破仑和袁世凯的专制,都是保守主义、臣民情结和政局纷扰的产物,两者的结局也几无区别,只是后者的登台较前者短暂得多。在其中,也有各路人物粉墨登场,也一定严丝合缝地照前一次的剧本进行排练,只不过,模仿终究是模仿,必定要穿帮的,带给充当观众兼演员的人民的,也注定是捧腹而非心潮激荡。

也正是这场演出,让作为政客的袁世凯,将人生的不同侧面展现了出来,他或勤勉以至可敬,或贪婪到令人不齿,关于身后是非如何评述,学者们大可见仁见智,但学术领域的袁世凯不是公众眼中的袁世凯,因为公众的观念是简单且淳朴的:社会必须向前,至于其方向,又一定会以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作为参照;更何况10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复辟,没有带来好处。

1914年的故事当然不是剧目的全部,在经历了漫长的折磨之后,主角终于在1916年6月6日上午10点黯然从舞台上消失。有人哀伤他的故去,但更多的人是在欢庆。20天后,送葬的队伍离开北京,被紫袍包裹的尸首精心地安置在棺椁中,而这紫袍,又曾被他在1914年祭天时穿过,是那个多事之秋留给他的纪念,它将永远覆盖着那具尸骨,长眠在安阳北关坟冢的地宫里,并将在未来100年里,随着他的一切一起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