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已经进行了好一阵子了，地点是距离伦敦1小时车程的萨里郡（Surrey）肯利（Kenley），卡尔·波普尔的家。
正引领我进到批判马克思核心理论的波普尔站起身来，要我跟他到客厅去。我们绕着一架大钢琴走了一圈，上面放满了书，有些书还打开着。最笨重的书放置在金属架上。我随意浏览，想知道他最近在研究什么（《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家》《古巴导弹危机》）。
但是，波普尔扶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书房后侧；书架上的书，全都是马克思的相关作品；有19世纪英文、德文等不同的版本，有着烫金的书皮。这是书房中收藏古老书籍的角落，而这位89岁高龄的哲学家，则把他个人作品的各种语文版本，放在正对面。他给我看他从17岁开始研究的那套《资本论》（Capital），但这不是他离开桌旁把我带到这里的原因。他接着抽出《资本论》旁边，一册开本较小比较薄的书，英文版的《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913年出版。他飞快地翻着书页，要找什么显然心里有数，然后翻到第117页指给我看。“我们看看这上面写些什么。”这本书是马克思1847年在巴黎出版的，主要是批判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早些年的著作《贫困的哲学》（Philosophy of Poverty）。他想给我看的主题是：“解放被压迫阶级”（emancipation of oppressed class），意味着在无产阶级中“暗藏了缔造新社会的必要性”。为了这个理想，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已经获得的生产权力（productive powers）跟现存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切断，不让两者结合。……把所有革命的成分组合成一个阶级，应该意味着所有生产力将可在旧社会的羽翼下诞生、存在。
这段引介“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的著名段落，预言了对立终将结束，而波普尔要强调的却是其中一个重点——仿佛他见到了一道撕裂的闪光，仿佛当年的马克思在脑中突然想到一个可以推翻既有理论的关键。接下来他又念了下面一段话：“这意思是：在旧社会崩解之后，会有新的统治阶级兴起，最终累积成新的阶级势力吗？”
这个问题直指共产主义问题的核心：终结所有社会与政治冲突的想法，与民主互不相容，反对的自由以及相关设计，好像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但是，在这个问号之后，马克思的答案却很简单：“不会。”“你看嘛，”波普尔说，“这样重大的问题，却用一个简单的答案轻轻带过。然后呢？他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他只说‘不会’，却没有进一步地解释，甚至于不试图解释为什么（他至少应该试试看吧）。这么笃定的预测应该有些基础吧？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确定马克思的答案是错的。”
波普尔是马克思与共产主义的强劲对手，尖锐质疑依照历史法则（laws of history）设计出来的政治计划（political project）。这位开放社会的理论大师认为，1989年与1991年发生的事件，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正确无误。1919年，时年17岁的他，这套批判架构在他心中就已经规模粗具了。波普尔早些年曾沉溺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Bolshevik）革命所推出的和平计划（peace programme），这曾经把他引入他所谓的“捕鼠器”里。他在访谈中谈到早年的这一段，为他的自传补充了新资料[1]。他的批评已经在1945年首度出版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巨著中完整呈现，[2]意大利文初版于1974年，由阿尔曼多（Armando）独家发行。但是，今天大家对波普尔的政治想法依旧保持高度的兴趣，却不只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激烈攻击。我之所以到他家访谈的理由有两层：一个与历史有关，另一个则在于政治理论的层面。
第一个理由从1989年开始就在我的心头盘旋，我想跟一个在“十月革命”后就开始批评马克思主义，且至今政治光谱上所有人士都接受其政治想法的理论大师，好好谈一谈。共产党政权是在波普尔小时候诞生的，在他漫漫人生中发展茁壮，存在到他近90岁高龄。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直指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缺失，理论体系将近完成。我还想跟他谈谈他的人生，谈谈他过去的岁月，谈谈他见过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始终反对他的知识分子，他会有什么回应。毕竟，这是一个悠久的历史经验，基础源自对一个理论（马克思历史主义）优劣的掌握，而他也找到了解释的途径。[3]但我想问的是：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坚信不疑，会不会在他的心底种下了宿命主义（fatalism）与挫折感？最后，我也想知道了解过去的错误究竟有什么意义；错误，还会重演吗？
波普尔不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他再次讨论到历史主义的时候，稍微露出了点儿口风。事实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站在河岸看着敌人尸体漂过去的人。但是，这些比喻完全不适用于波普尔：敌人、尸体，特别是河流，都跟波普尔的理念无关。他一向认为非暴力是文明的基石，而尸体是他所嫌恶的。他也反对在政治或历史上，把敌友两极化（friend-enemy polarization），这个看法更是他痛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具。“河流”就更离谱了，因为波普尔认为，把历史当作一条河，有源头、有入海口的理念，其实犯下了许多恶行。
你可以随意研究历史，但是河流之类的名词只是隐喻罢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事。你研究的是过去的事情，如今已经结束了，你不能以为你可以沿着河流顺流直下，或是自己也跳下去载沉载浮。
与波普尔开放社会呼应的想法，是他的开放未来理论。我们可以从过去学到教训，但这并没有授予我们权力，任意把我们预期发生的事情，投射到未来去。一句“我们知道历史演进的下一步”，顿时让我们对现在没有道德责任，把我们矮化成被“命运”支配的人，被迫卷入终将会发生的事件中。波普尔猛烈批评历史主义。他认为所谓历史的“意义”、人类事务的“发展方向”之类的看法，将会导致“蠢不可言的错误”，也会让暴力与专制合理化——对人类来说，这是最不幸的结果。我们可以理解，波普尔为什么拒绝把自己放到“我就知道会这样”的位置上。他觉得的重点是：“顺着历史演进法则的方向前进”之类的想法，一旦冒出头来，就要尽快扑灭；不但在政治领域里如此，在其他的人类领域，甚至在艺术界中，都是如此。共产主义的信仰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就是认定历史“法则”、历史“目的论”，让他们有权力重新塑造社会脉络，废除现存的所有事务。然而，事实的另一面却是：尽管它是错的，却不能说反过来就是对的；批评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实现另外一种“真实的”历史法则。
为了支持我们称之为反必然论（anti-necessitarian）、反历史主义的思维，波普尔在访谈中谈到了两点值得深入省思的论点。第一，他认为苏联政权本可以维持很久，说不定永远不会崩溃；它之所以有今天，是某些特定的事件（许多活生生的人冒着危险做出的特定决定）导致苏联溃亡的，绝对不是什么法则、命运的必然结果。第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政权的建立，蕴含了反马克思主义与反共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所以，在两种“同样疯狂”的意识形态中，两大阵营在20世纪对峙了几十年之久。如果我们都同意，双方的意识形态都不免有些疯狂的成分（波普尔把责任归给马克思主义，是有争议的，但暂且按下不表），那么，根据马克思思想塑造的政权虽然崩溃，却不意味着主导权将转到敌对阵营的意识形态手上；至少不像对峙正值高峰的时候那般。虽说攻击左翼民主运动（他们跟共产主义其实有相当大的不同，但现在却轮到他们被批判）时，波普尔的理论曾经发挥过反动与保守的杀伤力（这还是反共时代的遗毒），但我们却要肯定一件事情：波普尔拾回了久违的自由思维，重新肯定了一种“十月革命”后就逐渐褪色的功能。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原因，我认为重新接触波普尔理论会有个好处：我们可以在他的自由理论中，找到解决政治与左派问题的大致方向。其实，在漫长的共产党政权经历中，暗藏了另外一条可能的道路，一个可以融合自由与社会解放的重大政治选择。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反共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的冲突中，却被激荡得烟消云散。也许左派与民主派的结合（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很乌托邦）能有实现的一天。
在波普尔的自传中，他与共产主义决裂之后，记下了这么一段话。
在我拒绝马克思主义之后，我还是当了好多年的社会主义信徒。如果社会主义能跟个人自由结合在一起，我想我还会是社会主义者。能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过着温和、简单、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只是个美梦罢了，自由比平等重要；为了实现平等，很可能会危害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在这群不自由的人群中，也不会有平等。[4]
也许波普尔至今还是同意他在1974年写下的这段话：融合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只是个美梦罢了。但是，从访谈中看起来，他言下之意并不排除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或许我们不应该只把注意力放在自由与平等的平衡上，应该多花点儿心思在市场与社会干预的平衡上。他的远景似乎离不干涉自由主义越来越远。有一点倒是很清楚：他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先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法治社会，然后才在莫斯科开办股票市场。他也有很明显的干预主义者倾向。谈到电视，他会动火，甚至要求当局管制大众传播媒体，要求他们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民众。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对国家与市场的平衡这个问题，已经流露出倾向于干预主义、民主渐进原则的征兆，但却没有见到如同访谈过程中如此旗帜鲜明的呼吁，要求外界设定他心目中的政治行动纲领。事实上，这种建议预设了目的导向的政府，甚至进到了国际级的层次（销毁核武器、人口管制、教育），不但与“开放社会”极不相容，甚至与致力于有限公共行动领域中的自由主义也是格格不入。我们可以从我们现今面对的问题本质，也可以从共产主义体系的问题中看出这种差异。
共产主义的重大挫折在公众生活与理念层次上，都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特别是在自由理论的广泛领域中，掀起了惊涛骇浪：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最近的访谈中看得出来。以赛亚·伯林的角色与波普尔颇为接近，他比波普尔小7岁，不一样的是：他不曾沉迷过马克思与共产主义。以赛亚·伯林小的时候，他的家人疯狂支持俄国的民主“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5]。但是，布尔什维克上台之后，却狠狠地泼了他们一桶冷水。在接受卢克斯（Steven Lukes）的访谈时，以赛亚·伯林重新解释他对马克思的态度，以及自己的政治思维演进过程。[6]在著名的《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一文中，这位精研理念的历史学家，首度说明了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与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之间的差异。[7]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批判依照积极自由建构的政治设计，避免它衍生出危险的后果。换句话说，他批评的是一种断言人类生存应该具备怎样特质与内容的态度。以赛亚·伯林主要的抨击目标当然是马克思的政治设计，竭力捍卫的则是消极自由；如果不计较细节，从逻辑上来推论，消极自由跟“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经济颇有神似之处。以赛亚·伯林在他的《自由四论》（Four Essays on Liberty）中说，平衡是建立在消极自由上，共产主义是主要根除的目标，而几乎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于积极自由。但如今以赛亚·伯林却表示：“我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儿，积极自由跟消极自由一样，都是高贵而基本的理想。”[8]以赛亚·伯林，这位19世纪自由主义的诠释者，也认为有必要将政治行动带进实质的目标与内容（这就是左派的标准取向），捍卫个人自由，抵御权力的予取予求。[9]
1989年在东欧发生的历史转折，对政治思想界造成更深远的影响。独裁政治体系与国有经济体系被时代淘汰，不再具有威胁性，连带使得侵入大多数自由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干预，变得没那么讨人厌。原先社会体系与资本体系对峙的态势，如今已经无法掩盖公/私两极化的争议。由西方社会主义与民主运动（大致说来就是左派）独立提出的社会与政治诉求，与东欧计划经济和执政共产党的政策，其实是两码事。许多要求扩大公共行动空间的诉求，被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于是，就算这些诉求有时必须放弃某些必须采行的政治决定，还是有人把它们归类成“权威主义”。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事实上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阴影，他们为了全面就业、保护劳工、实行社会保险，所推动的措施，非但有初期集权主义的威胁，也可能会钳制个人自主与个人自由。虽说，特殊的私人利益试图驯化这种组合，却没有明显的舒缓效果——在拓展福利国家与重新分配的举措时，好像始终无法摆脱“共产主义”阴影。在磁场中，存在着共产主义政权，基本上是相当扰人的（当然是跟理想的状况相比而言），钟摆始终得摆荡在公与私、政治行动与不行动、国家与市场、左派与右派之间。当然，这需要深究，敌对的势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力（弄清楚东方政权对西方国家政治的直接冲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欧劳工运动的鲜明角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迷思风行一时的史实）。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界定得较为宽松的自由思想看来比较容易向现存的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情势移转，甚至可能移到先前被视为危险的领域，但这是有益的发展。
波普尔在访谈中列出政治上的当务之急，然而这理想却需要为大家共同接受、携手合作才有可能实现，特别是教育民众非暴力的态度。我们已经知道，波普尔对此期望甚殷，甚至不惜要求当局审查媒体。虽然他诉诸政治的举措未必为大众所接受，[10]但是，他关切的问题的确相当严重，所以，虽然有此激烈的言论，却无损于他的“自由本质”。从波普尔的这番呼吁，我们可以发现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非但有权力保护国民不受暴力的侵害，也是共同扬弃、憎恶暴力的文明进程中必然的演进结果。而这引出了文化形成发展与伦理规范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就是人民究竟该怎么待人处世、怎么与他人交往、怎么养大孩子之类的事。对波普尔来说，法治具有绝对不容挑战的优先地位，如果破坏这普遍协议的人数上升到某种比例，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不单岌岌可危，甚至有“崩解”的危机。在社会中，暴力蔓延得越广，普遍协议就越无力铲除它，也就越必须以政治高压手段来解决。消弭暴力（波普尔认为是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基石）或许可以用政治高压手段来达成，但保护人们心中的良知，抚育人们心中的非暴力倾向，却是自由正统的观点。波普尔认为对媒体施以包括审查在内的强硬手段，是阻止人类持续堕落不可或缺的方法；同时，当然也要辅以支持法治的教育政策。
法治的概念因此必须囊括一种跨越世代、不同文化与伦理的“社会资源”（social substance）。在维护法治的诉求下，使得政治行动有足够的正当性，可以重组、更新足以捍卫法治的社会资源。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必须要问：法治的概念是否要延伸到文化过程的每个成分？政府不只是教育人民对社会关系要坚持非暴力的态度，还要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收入、文化、信息与公民精神，让他们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条件。支持法治，培育法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深化文化过程——也许可以指引出一条道路，重新界定政治行动的目标。左派的思维，追寻新的融合成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的功能；这种种努力，很可能有助于（至少在方法逻辑上有所帮助）波普尔发展他在书中描述的法治理念。[11]在社会乌托邦的理想破产之后，左派必须放弃他们重建社会的梦想。在过去，左派充分证明他们有能力以崭新的道德资源补给公共行动，激发人民改良社会的期望，以及鼓舞男男女女把眼光超脱眼前的利益，追寻更远大的目标。波普尔在访谈中，或是在别的时空情境里，一再思考这些问题，他的成就也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设定我们的目标。把他对法治的概念拿来跟左派的理念比一比，将会是促进权利的力量，培育与发展公民精神的契机。[12]
为了让读者更能了解波普尔的民主理念、对媒体的看法与迷你国家（mini-state）和父权国家（paternalist state）的区别，我们在这本书中，还选择了两篇以前未曾发表的波普尔演说稿：《民主政体理论与实务的省思》（“Considera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Democratic State”，1988）与《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Freedom and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1989）。波普尔在第一篇演说中，强烈批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理论，重拾他最著名的概念，分辨“该谁统治”与“政府该如何统治”之间的歧异：关怀的层面较访谈更加广泛。波普尔参考了康德的学说，在这篇讲稿中一再强调：必须在保护自由的消极概念与同意政府大幅介入的必要性之间，找出平衡点；想到我们一再重申的自由思想，波普尔这种态度格外值得重视。
但在这两种概念相互激荡的紧缩空间中，波普尔坚持一个明显的事实：在道德层次上，公共行动（public action）绝对不能限制国民自由。难就难在，“很不幸的，不管是原则上还是基于道德的理由，少了父权主义，事情好像就行不通了”。不管是强制驾驶者系上安全带，在公众场合禁止吸烟，为了国防与政治秩序规定种种限制，还是为了福利国家提高税率，政治行动无可避免地逐渐远离抽象界定的迷你化国家。我们主要关心的重点，因此转移到了如何控制这种向父权主义挺进的范围——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是不是该定个标准：“除了道德上的必要，不能有更多的父权主义。”把迷你化国家的乌托邦理想，当作“可以调整的原则”来保存是有必要的，这样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无法再坚持迷你国家的原则，不能硬说它比父权国家的道德诉求来得高明；结果发现，我们又回到过去那种国家与自由对立的局面，回到康德反独裁统治的诉求：除非必要，应该尽可能减少干预自由”。
在我们对波普尔的访谈中，苏联的解体与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在他转变为苏联激进民主运动的支持者以前）[13]所扮演的角色等内容，已经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辩论。[14]波普尔以他前所未见的激烈态度，猛力抨击这位前苏联科学家，与1981年他在纽约萨哈罗夫60大寿生日会上的盛赞，形成尖锐的对比。波普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诠释、赫鲁晓夫意图的推估，与萨哈罗夫超出核物理学家的本分而展现过度急切的侵略态度等问题的批评，都与历史学家及科学家的判断，有很大的出入。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件往事：波普尔在纽约的演说中，称赞萨哈罗夫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伟大的英雄，最重要的是：他始终率真，始终在追求真理”。在那个时候，萨哈罗夫参与氢弹研发的过去早就为人所知。但是，那时的波普尔还认为萨哈罗夫只是跟西方的《原子能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那批科学家一样，是基于对人道的自觉，而参与核武器的研发。至少，“从1957年开始”，波普尔辩称，“萨哈罗夫把他的生命，投注到任何可以减少威胁人类生命的活动上”。波普尔也还是觉得萨哈罗夫在1975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在道理上是说得通的。在他的眼里，萨哈罗夫是一个宽容也愿意承认错误的人；他“彻底反转态度”的能力，充分凸显他的心灵在“教条主义与自我批评”[15]中的激烈歧异。这种猛烈抨击自己的理论，不惜与昨日之我挑战的狂放态度是很少见的；据说，萨哈罗夫不但在科学领域中是如此，就连在社会与政治理论中也是一样。当时，波普尔显然不知道萨哈罗夫的自传《回忆录》[16]的内容，不清楚萨哈罗夫在辩论中的立场［可能比较类似美国的“鹰派”泰勒（Edward Teller），而不是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促使苏联做出制造“大炸弹”（big bomb）的决定[17]。
最后，我们不能免俗地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意大利文化，不管是左派、右派，对波普尔的思想都保持缄默，至少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译本于1974年在意大利问世之前都是如此。[18]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历史主义仍主宰着意大利学界，尽管波普尔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学者声嘶力竭地大加抨击，但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信守历史主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左派文化在意大利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一时之间，很难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沉重包袱。
贾恩卡洛·博塞蒂
[1] 见最新版K. Popper,Unended Quest,London:Routledge,1992。
[2] 见最新全一卷版K.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Routledge,1995。
[3] 见Popper,Unended Quest,p.35,文中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历史预言和一个隐隐约约的道德律：携手共创历史的必然！
[4] K. Popper,Unended Quest,p.36.
[5] “二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俄国彼得格勒发生群众示威、罢工兵变，结果导致沙皇政权垮台，由倾向自由主义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与工人、士兵代表联合执政。——译者注
[6] 刊载于佛罗伦萨期刊Iride。
[7] 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18-172.
[8] 见与Steven Lukes的访谈录。
[9] 在这里，“左派”的意思，见Giancarlo Bosetti,Il legno storto e altre cinque idee per ripensare la sinistra,Venice:Marsilio,1991。
[10] 然而，许多在美国所做的审查的确提供了精神上的食粮。见合集Big World,Small Screen:The Role of Television in American Societ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2。
[11] 参考K. Popper and K. Lorenz,Die Zukunft ist offen. Das Altenberger Gesprach,Munich:Pipor,1985，特别是在谈到人类的影响如何通过遭遇困难时所有之冒险及试验的方法而改变。“寻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被波普尔形容为生存冒险的一部分。“发现一个理想世界一直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希望、我们心目中的乌托邦。那样的想法似乎通过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深植吾人心中。”
[12] 我较支持近年来于意大利蓬勃发展的研究计划。参见Giovanna Zincona,Da sudditi a cittadini,Bologna:ⅡMulino,1992。
[13] 见“La superbomba del falco Sacharov”,L'Unità,5 December1991。
[14] 我记得其他人如博比奥（Norberto Bobbio）的反应，就认为波普尔今日的责难有些过度，而在1981年的演讲中又有了过多的赞美。博比奥亦惋惜波普尔的非难并未提到“防止”的概念，而那正是核武器错误余波荡漾时期防御战略的特质。参见访谈录“Difendo Sacharov.Non era un criminale”,in ,6 December 1991。
[15] K. Popper,“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Discussion. An Argument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Free Inquiry,vol.2,no.1,Winter 1981-1982,pp.7-8.
[16] A. Sakharov,Memoirs,London:Hutchinson,1990.
[17] 布尔拉茨基（Fedor Burlatsky）在此观点上极为坚持，参见Khrushchev and the First Russian Spring,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1,esp. pp.257-262。
[18] 在意大利唯一的例外是博比奥对《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英文版出版不久后极为仔细详实的评论。见 chiusa e aperta,ⅡPonte,no.12,December 1946,pp.1039-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