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栖霞山下来后的第二年，即1570年，袁了凡终于考上了举人。
这是孔老先生第一次失算，也可以说，这是袁了凡命运的拐点，他的命运从这里拐弯，开始新的旅程。
袁了凡现在与范进同学一样都是举人了。
不过，袁了凡这个举人与范进同学那个举人很不一样。
范进是五十四岁才考上秀才，中举应该快六十岁了，袁了凡中举时才三十七岁。
袁了凡中举不是命中具有的，更不是靠别人施舍的，是他自己争取的。
范进同学的中举却很奇葩。
范进同学的文章写得很烂，就如同他的烂衣服一样，不过，烂文章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烂衣服却改变了他的人生。
范进考试时的主考官是省教育厅（学政）的周进厅长，范进可能是很多题做不上来，就先交了卷。周厅长没事拿起卷子一看，这是什么呀，狗屁不通，连起码的主谓宾都没搞清楚，就想把试卷往废纸篓里扔，不过，好奇心突然涌现，他想看一看究竟是谁这么有胆量，写这么烂的文章居然敢来参加考试，说实话，周厅长很佩服这个人的勇气。
这一看不打紧，周厅长看见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裤，垂手站在门前，就像一个乞丐在要饭：“大人，行行好，给我一口吃的吧，我已经饿了三天三夜了。”
顿时，周厅长的好奇心转变成怜悯心——多可怜的人儿呀！
再一想，自己曾经也跟这个人一样，六十多岁才中举，那其中所经历的酸楚，所遭遇的嘲笑和屈辱，至今历历在目。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不说，关键是别人还不肯借米，谁都可以骂你，谁都可以欺负你，连患脑血栓的吴老二都敢嘲笑你，更别说岳父岳母了。
这样一想，怜悯心又变成了自怜心。
范进的处境勾起周进的苦水，两个苦瓜一根藤，范进的苦就是周进的苦，周进的痛就是范进的痛。谁让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进”字呢，同“名”相怜。
周厅长想，录取眼前这个人，就是录取自己。
自己参加考试，自己又是主考官，不录取自己录取谁呢？
屁股决定脑袋。
于是，范进同学没有经过开会讨论，就被周进老师点招成了举人（纪检部门还查不出来，因为没有行贿受贿）。
……
几百年来，范进同学的奇葩经历默默激励了很多人，到今天已经演变成一种广泛使用的招数，比如很多人在选秀节目中，先述说自己的生活多么凄惨，一上来就把范进那身烂衣服亮出来，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孔，要多惨有多惨，然后再开始唱。
那些评委也有过很惨的时候，一想起自己没成名在地下室泡方便面时，或者被戴袖标的大妈盘问时，眼泪就忍不住往外流，屁股情不自禁地挪到像范进的那个歌手一边。
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的屁股能坐正呢？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太把考试当一回事，考试考的不是本事，是屁股。
……
但是，袁了凡中举靠的却是真本事。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证明命运完全可以靠自己改变。
1571年，袁了凡又将向新的高峰发起冲锋，他要一鼓作气，去北京考进士。
意气风发的他与浙江嘉善县的考生一同乘船北上，站在船头上，两岸的青山、稻田、农舍慢慢后退，自己一路向前。
他想起若干年前，自己与通判大人同船视察嘉善的防务，不过，那时他的心是浑浊的、迷糊的，现在，他心明眼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他已经学会了读心术，不仅能读自己的心，也能读别人的心。
嘉善的考生很多，有白胡子的老举人，也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袁了凡在这群人中，用读心术仔细观察，看他们谁能考上进士。
袁了凡的读心术与孔老先生的算命、看相不同，更具科学性，有深厚的心理学基础，一点都不神秘，类似于美国FBI读心术，通过人脸部的表情、说话的语气和内容，以及身体语言来判断人的心性，即高考前的心理咨询。
袁了凡发现在这群人中，有一个名叫丁敬宇的人，岁数最小，比袁了凡小十岁，却很谦虚。他想自己如果在那个年纪中举去考进士，一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大有李白的范儿——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但丁敬宇不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敬”是恭敬，“宇”是寰宇。
“敬宇”就是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充满敬畏和恭敬之心。
他敬畏天，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恭敬地，恭敬大地的养育之情。
人有了敬畏之心，自己就会变得谦卑。
而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在本应该张狂的时候，却变得如此谦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上天还会把更大的担子交给他去挑。
袁了凡悄悄把自己读心的结果告诉同学费锦坡：“丁敬宇这位仁兄，今年一定能金榜题名！”（《了凡四训》中提到的所有人都是真名实姓，历史上确有其人，没有一丝虚构）
费锦坡十分不解，大家都瞧不起这个丁敬宇，你为什么独独说他能中进士呢？
袁了凡说：“只有虚怀若谷的人，才可以承受福报。老兄你看我们这群人当中，论厚重朴实，有谁能超过丁敬宇，有人出一个题目，大家都抢先回答，急着显摆自己多么有学问，只有丁兄稳重踏实，什么事情都不敢抢到人前。论恭敬谦逊，又有谁能超过他呢？更难能可贵的是，别人受到嘲笑和羞辱的时候，不是极力辩解，就是猛烈回击，有谁像丁兄那样，受侮辱时不吭声，遭到诽谤时，不辩解。人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是天地鬼神都会保佑他，哪有不发达的道理呢？”
袁了凡的读心术朴实无华，果然与孔老先生的算命术不同。孔老先生的算命术很神秘，让人捉摸不透，而袁了凡的读心术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
孔老先生说他的算命术来自《易经》，那么袁了凡的读心术又来自哪里呢？同样来自《易经》。
同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得出的东西却大不一样。
《易经》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天的法则是，充盈就意味着衰减，譬如月亮，圆的时候，即是残缺的开始。
地的法则是，满了，就会流走，譬如水往低处流。
魔界的法则是，谁牛×，谁就会挨揍。
人间的法则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管仙界、人界，还是魔界，其法则都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在《易经》六十四卦中，每一卦都有凶有吉，唯有“谦”卦，每一爻都是吉，没有凶。
“谦”卦，上面是一个“坤”卦，象征着地，下面是一个“艮”卦，象征着山。山在下面，地在上面，意思是人有山一样的才华和功绩，却像地一样低调。
这样的人无往而不胜。
听完袁了凡的读心分析后，费锦坡半信半疑，其他人更认为袁了凡在胡诌。
什么？丁敬宇？
就他那傻了吧唧的样子，还能考上进士？！
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
二
等到发榜那天，嘉善十多个考生，包括袁了凡在内，全部落榜，唯有丁敬宇的名字赫然在榜单上。
很多人愤愤不平，认为主考官有眼不识金镶玉，没录取自己还好说，居然录取了丁敬宇。
说实话，一般人很难瞧得起丁敬宇，就拿这次考上进士来说吧。
过去，凡是考上进士的人都要去拜访主考官，丁敬宇也不例外，他去拜访主考官王锡爵时，主考官对他说：“你现在已经考上进士了，应该看一些古文。”（韩愈、欧阳修等发起的古文运动）
丁敬宇问：“什么是古文？”（一个进士居然不知道古文，活该被别人骂，人家不服气也是有道理的）
主考官说：“就是韩柳欧苏的文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
韩柳欧苏？丁敬宇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想这是什么名字呀，怎么四个字呢？是韩国名字吗？不像！是日本名字吗？也不像。难道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名字？
丁敬宇很晕！
一般人这时都会就此打住，回家后自己赶紧翻字典，或者上网猛查一通。
可是，丁敬宇偏不，他继续问：“韩柳欧苏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
主考官觉得再谈这个话题很尴尬，就想转移话题，随口说：“也可以读一读《二十一史》！”
谁知丁敬宇又愣头愣脑地说：“什么？《二十一史》？一个人怎么能写那么多东西呢？”
弄得主考官哭笑不得，心想，我怎么录取了他呢？
……
大家对丁敬宇很不服气，对袁了凡却很服气，认为他有眼光，能未卜先知。
许多人赶忙邀请袁了凡吃饭：“袁兄，今天北京烤鸭，我请客！”
袁了凡笑着回绝：“不好意思，我吃素！”
这时丁敬宇来了，他已经听说了船上的事情。
看见丁敬宇走过来，袁了凡忙着道喜：“恭喜敬宇兄，贺喜敬宇兄！”
丁敬宇有些不好意思：“了凡兄，我想请您吃饭！”
“好呀！”袁了凡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的袁了凡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虽然自己明白应该怎么做，但是现在自己的德行还不够，还没有能力做到。于是他把这次落榜当成一次磨炼自己的机会，不像其他的落榜生心中充满抱怨和愤恨。
他们来到一家素食馆，相谈甚欢。
袁了凡说：“敬宇兄忠厚谦卑，言若讷讷，实则蕴含大智慧！”
丁敬宇说：“了凡兄大才，只不过暂时委屈，而我侥幸而已！”
袁了凡诚恳地说：“兄以至柔而胜天下之至刚，以无为而胜天下之有为，前途无量！”（相互吹捧，共同提高）
这一顿饭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袁了凡把自己遇见云谷禅师的事情说给他听。
丁敬宇听后十分感慨。
丁敬宇把自己做的一个梦说给袁了凡听，说自己梦见一个天神模样的人对他说：“你当官之后，务必把赈灾和扶贫放在首位。”
袁了凡听后惊讶不已，也把自己功过格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是一次心灵与心灵的交谈。
从此，丁敬宇与袁了凡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干着同一件事情——积善成德。
不久，丁敬宇被授予江苏句容县的县令。在赴任之前，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为官一方，戴乌纱帽的（官）说你好，我不信；戴吏巾的（吏）说你好，我更加不相信；即使是穿青衿的（秀才）说你好，我也不信；只有戴瓜皮帽的（老百姓）说你好，我才相信。”
丁敬宇的父亲可不是一般人，不仅是当地的富豪，更是一位高人。（从他给儿子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
丁敬宇怀着一颗赤诚谦卑的心，废寝忘食，在句容一干就是六年，只要是百姓有困难，即使刮风下雨，他也会亲自去办。
丁敬宇虽然木讷，但记忆力很好，过去用它背四书五经，现在他用这超强的记忆力来了解全县的田产、税收和牲畜。凡是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即使村夫野民也过目不忘，数年之后仍能直呼其名。
他在任期间抚恤妇婴鳏寡，修筑仓舍，兴修水利，但凡兴利之举，无所不为。
离任之时，百姓建起生祠，纪念其德泽，更称句容的县令只有嘉靖年间的廉官徐九思才能与其相称。
当了六年县令后，丁敬宇入朝觐见皇帝，接受朝廷的考核，并拜会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
张居正对丁敬宇说：“听说你在句容的政绩很好。”
一般人听到这话后，都会顺着杆往上爬，说些感谢大人栽培呀，或者希望能挑起更重的担子呀，再往上升一步呀什么的，抑或一个劲儿表忠心，暗示对方“我是你的人，愿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可是，丁敬宇的回答却很奇葩，他回答说：“要是再给三年时间，我可以做得更好。”
张居正觉得丁敬宇实在是傻，居然没有对他表忠心，还想回去再干三年，当官的哪个不想往上升呢？这样的傻帽自己能用吗？
其实，丁敬宇早就表过忠心了，不过不是对张居正，是对心中的神，对自己的良心。
丁敬宇做官的目的与别人也不同，就是想干点实事。
丁敬宇的心，张居正有点看不懂，他直觉这个人不一定会紧跟自己。
张居正是何许人也，一点也没看错。
丁敬宇升任御史之后，张居正派他去调查刘台的案子，实际上，这是一次考验，通过这次考验，张居正满意了，丁敬宇就能飞黄腾达；通不过，就会受到张居正的压制。
刘台原来是张居正的学生，后来任辽东巡按御史，几年前因弹劾张居正而被下狱，后削籍为民。
学生弹劾老师，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是叛徒呀，人们最恨的就是叛徒，所以，张居正耿耿于怀，一直想置他于死地。
现在辽东巡抚张学颜诬告刘台贪污，张居正暗想，这正是整死他的一个好机会。
张居正派丁敬宇去收拾刘台，真是妙极了。
首先丁敬宇是一个新上任的御史，对朝廷中的派系斗争不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几乎没有瑕疵，他的话能堵住许多人的嘴。
可是，丁敬宇木讷，但并不傻，用袁了凡的话说，他是大智若愚。
说别人傻的人，往往自己很傻。
张居正这回就犯傻了，你想呀，一个正直的人会去蹚你那一滩浑水吗？（一个良家妇女会去当妓女吗）
丁敬宇谦和，袁了凡说他像水一样，上善若水。
但是，水不仅仅只会风平浪静，也有惊涛拍岸的时候，这一回丁敬宇便做出了惊人之举——辞官。
我想做事情，你让我去害人，没办法，自己只有辞官。
就这样，丁敬宇回到家乡。
中国历史上正直的文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不过，真正正直的人从来就不会寂寞，后来丁敬宇官复原职，并一步一步做到了尚书这个位置，更被朝廷加以太子太保的荣衔，官至极品。
丁敬宇做官不是为了捞钱，他家里有得是钱，只是为了做事。
他甚至还散尽家财，救济百姓。
也许，丁敬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裸捐的人。
万历十五年（1587），嘉善大饥荒，因丁敬宇的救助，数万人得以存活。
万历三十六年（1608），嘉善又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丁敬宇令侄子丁铉率家人代为赈济乡里。
天启二年（1622），他捐良田百亩给嘉善学宫，作为膳养造士之费。
天启五年（1625），他又捐粟三千石以赈贫民，捐银三千两代贫户缴纳赋税。
据后来的陈龙正统计，丁敬宇一生为做善事，前后捐银达三万余两，几乎散尽了祖宗留下的全部家财。
崇祯四年辛未（1631），八十九岁的丁敬宇告老回乡，又把一生的积蓄在家乡丁栅建造了五座桥梁：东来桥、南安桥、西成桥、北睦桥、丁宅桥。
旅游达人徐霞客在日记中写道：“崇祯十年（1637）九月廿五日夜泊丁家宅。”
丁家宅，就是丁敬宇旧居。
这时，丁敬宇已去世四年，享年九十一岁。
真应了那句话：仁者寿！
三
袁了凡没有考上进士，但就是以举人的身份，他现在也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比如，落榜的举子找他做心理咨询的越来越多，他乘机可以普及积善成德的三观。
……
这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
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只有十岁的朱翊钧继位，史称万历皇帝。
万历登基还不到四个月，也许是在旅途中，也许是在家中的那棵石榴树下，抑或是在那一弯清水边，一天晚上，袁了凡看见西北方向的天空上，一颗巨大的超新星，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在夜空中闪烁，令人不寒而栗。
人们看到这一天文奇观，惊叫着，奔跑着，内心充满恐惧和不安。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笃信天人感应，认为人间有什么动静，天宫会先有反应，比如考上状元，是文曲星下凡，骂谁谁谁给自己带来厄运，会说你是个扫帚星。
这颗诡异之星的出现，一定预示着灾难。
因为它突然出现在天宫中，比别的星星都亮，抢夺了主星的光芒，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反常必为妖。
这颗妖星越大越明亮，预示着人间的灾难越深重。
袁了凡的心中很是不安：究竟会是什么灾难呢？
当然，更加惶恐不安的，并不是袁了凡，是另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住在紫禁城里的儿童皇帝朱翊钧。
其实，惶恐的也不是朱翊钧，一个小屁孩懂什么，只是觉得好玩，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就像一盏明亮的灯。
真正惶恐的是朱翊钧的娘——慈圣皇太后，以及辅佐他的首辅张居正。
他们的惶恐不安导致了朱翊钧的惶恐不安，不过，儿童朱翊钧更多的也许是困惑：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人们都慌慌张张、神神秘秘的。
一个惶恐的女人把一个不安的男人叫来。
“首辅张先生，你怎么看？”女人问道。
“启禀太后，唯有励精图治，小心谨慎，好好辅佐皇帝。”男人回答。
“好，那就好好教导皇上吧，首辅张先生，全拜托你了。”女人托付道。
现在的张居正不仅是首辅还是帝师。
张居正，又名张白圭，号太岳。
“朱元璋”的名字中有一个“璋”，是一种锋利的玉器。
“张白圭”的名字中有一个“圭”，也是一种玉器，这种玉器上面尖锐，下面方正。有意思的是从张居正的画像中可以看到，他的长相也很像一块玉圭，只不过调了个个儿，上面方正，下面尖锐。
玉器，是古代贵族朝聘、祭祀或丧葬时用的礼器。
有这种东西的人不是普通人，一定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这个名字是谁给他取的呢？
他的曾祖父。
当张居正在湖北荆州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做了一个梦：月亮落进自己家的水缸里，不一会儿，一只白龟从水中浮了起来。
曾祖父没有思考，下意识地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白圭”。
“圭”与“龟”同音，寓意那个吉祥的梦。
“圭”又是玉器，象征着这个孩子将来是拿着笏板在朝廷中行走的人。
有了这个名字后，这个孩子果然不同凡响，聪明过人，很小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神童——五岁能识字，七岁能通六经大义，十二岁考上秀才。
荆州知府见到他时喜欢得要命，并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张居正。意思是要他胸怀大志，把屁股坐正，腰杆挺直，坐如钟，站如松，不偏不歪，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
十三岁时，张居正去考举人，湖广巡抚顾璘故意为难，没有录取他。
为难他不是因为讨厌他，是太喜欢他，希望他再历练一下，是真心为他好。
过了三年，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少年举人。
依然还是湖广巡抚的顾璘对他十分赏识，解下犀带赠与张居正，并对他说：“希望你将来树立远大的理想，做伊尹、颜渊那样的人，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
伊尹是厨师这一行的祖师爷，做得一手好菜，色香味俱全，舌尖上的中国始于伊尹。
只会做饭也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伊尹还能够把做饭的道理运用到治理国家上，触类旁通，深刻领悟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最后辅佐成汤获得天下，成为千古名相，那个白胡子老头姜子牙与他相比，只不过是徒子徒孙。
颜渊即颜回，孔子最牛的弟子，就是那个人——吃一点点饭菜，喝一大瓢凉水，住在乱哄哄的大杂院内，别人都觉得拥挤不堪，盼着拆迁，整天为房子忧愁，他却跟没事人似的，其乐融融。
颜渊之所以能够这样，也是因为名字取得好。“渊”，是回水，水流到这里暂时停留下来，开始回旋。这说明什么？说明水深不可测。
“渊”和“回”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这个人有很深的内涵。
前面我们说，享洪福的人需要勇气，享清福的人需要智慧。
颜回就是一个有智慧，可以忍受清贫，享清福的人。
顾璘之所以对张居正说这番话，是因为他看出这个孩子具有将相之才。
看来，懂读心术的不止袁了凡一人，封建官场上的必修课就是读心、玩心。
能读心，走遍天下；不能读心，寸步难行。
二十三岁时，张居正考上进士，入选翰林院的庶吉士，开始一步一步接近权力中心。
那么，张居正是如何登上权力宝座的呢？
他的读心本领又如何呢？
四
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十分严谨，刚开始时朱元璋设有宰相的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是，宰相的这个“宰”字，在明朝有特殊的含义，不仅是主宰别人，更有自己挨宰的意思。朱元璋前后三个宰相都被宰了，分别是李善长、胡惟庸和汪广洋。
这三个人都很牛。
李善长智勇双全，德高望重。
胡惟庸小心谨慎，很有才干，擅长读心术，更会耍心眼。
汪广洋素有智多星的美名，朱元璋称他是诸葛亮再世，能神机妙算。
然而，就是这么牛的三个人，一旦沾上“宰相”这个名称，便露出了一副挨宰的面相。
好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
坏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
权力这东西就像硫酸，沾上一点皮肤就会变烂，泼到脸上就会破相，原本是当宰相的面相，泼了硫酸后，就变成囚徒的面相。
朱元璋想，这样下去不行，得改制度。
从此，他废掉宰相这个职位，设置内阁。
内阁成员叫大学士，标准配置是六个。
明朝的内阁不同于现在西方国家的内阁制，西方国家的内阁制为议会负责，明朝的内阁为皇帝一个人负责，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说白了，就是把过去的一个宰相分成六个，相互牵制，防止一家独大。
一家独大，最后就会威胁到皇帝。
对于像朱元璋和朱棣这样精明能干的皇帝来说，他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的，能够抓大放小，内阁成员只是跑腿打杂的。
但是后来的儿孙皇帝却不行，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精力没有祖上旺盛，内心也不澄明，内阁呈上来的奏章曲里拐弯，很难看懂，还暗藏猫腻，稍不注意，就让内阁钻了空子。就像今天很多雇员拿一些假发票去找老板报销一样，没有火眼金睛，很容易被糊弄。
而且那些大学士们饱读诗书，很多东西不直接写，喜欢拐弯抹角。比如，臣近日精神恍惚，恶寒怕冷，四肢无力，头痛欲裂，深感风烛残年……皇帝看了半天才弄明白，他这是感冒了，想请假休息几天。
皇帝自己看奏章费劲，很累，很烦，怎么办呢？
请人来看！请谁呢？
当然是请那些与内阁成员不是一伙的人，最好是自己信得过的人。最信得过的人自然是身边的人——太监。
太监没文化怎么办？补习呀！
从明宣宗开始，皇帝便鼓励太监学习，还设置了太监学堂，太监们也像秀才举人们一样，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老师都是翰林院的翰林，毕业后可以逐步升迁。一些学习好的太监，其才华并不亚于那些大学士，绝非等闲之辈，他们帮助皇上看奏章，分析奏章，拿主意。
这类太监有一个名称，叫司礼监秉笔太监。
明朝的最高权力机制分为“票拟”与“批红”两个部分，两权分离。
票拟是内阁成员先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比如谁谁谁嫖娼被抓了，谁谁谁又吸毒了，应该如何处置，票拟用蓝笔书写。
然后，再呈上，请皇帝审核批准，皇帝审批用红笔，叫“批红”。
可是，一个皇帝怎么能够对付得了六个猴精的大学士呢？
于是就请秉笔太监代劳，皇帝口授，他们拿笔批红。
秉笔太监的标配也是六个，与内阁大学士的编制一样。
秉笔太监仔细研究各种题本奏本，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花费大量的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早上，皇帝睡好觉之后，精神抖擞，秉笔太监捞干的汇报，皇帝作出最高指示，秉笔太监批红。
有时，比如皇帝正在打麻将，秉笔太监问这个事情怎么回复，由于皇帝马上要和一条龙了，不耐烦地说，你们就看着办吧。
时间一长，“批红”的大权就落到了秉笔太监的手中。
虽然秉笔太监很牛，却还没有最后的决定权，最后的决定权在司礼监掌印太监手上，秉笔太监“批红”之后，还要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审核。
通过了，盖上公章，返回内阁，由内阁最后下发六部，即管官员的吏部，管钱财的户部，管文化宣传教育的礼部，管抓人放人的刑部，管军队的兵部，管工程的工部。
通不过，对不起，秉笔太监拿回去重来。
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宫廷内最牛的太监。
虽然秉笔太监的权力比六部尚书还大，掌印太监比内阁首辅还威风，但是有一条规则死死地限制了他们：只能在紫禁城牛，不准在外面去牛，与文官永远隔离，任免全由皇上一个人说了算，只对皇上一个人负责。
这种制度如果执行得好，皇帝可以兼听则明，如同你去逛批发市场，问这个商品多少钱？商贩狡猾地说250元，由于你不懂行情，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是贵呢，还是不贵。怎么办？你可以去另一家打听，另一家说200元。你就回去对第一个商贩说，别人家是200元，你为什么是250元呢？这个商贩一听别人家降价了，马上就会继续降价。
这样一来二去，两家的水分都挤干了，你也就明白了这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可是，如果这两个商贩联合起来欺骗你，那你就惨了。
所以，他们的权力应该分离，相互制约。
在明朝权力制度中，还设有一个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里的官员叫御史，俗称“言官”。
“言官”的官服上绣着一种特殊的动物图案，名叫獬豸。
獬豸是一种想象中的独角兽，很有智慧，能读心，能分辨是非曲直，看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獬豸怒目圆睁，发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独角把他顶倒，吃进肚子里，相当可怕。
“言官”实际的级别不高，但说话的权力很大，可以“闻风议事”，即说什么都不犯法，没有根据也可以随便说，造谣也可以。当然御史一般会选那些品行端正的读书人，不会选那些不靠谱的大炮。
御史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弹劾官员，再大的官都可以弹劾，很多时候，还可以骂皇帝。
明朝的皇帝是经常挨骂的，骂得很厉害，比如海瑞骂嘉靖。
所以，“言官”又叫骂官。
与此同时，在六部还设有六科，巡视监察六部。
六科的官员叫给事中，工作内容是监督、稽查、举报六部各司、各处，以及各个科室的工作情况，纠察那些违法乱纪的人。
有时，我会天真地幻想，如果这时有一批人能够将皇帝的决策权、内阁六部的执行权、御史给事中的监督权分离开来，做到三权分立，中国的历史将是什么光景呢？
不过，这是梦呓。
还是回到现实吧！
在这套严密的权力之网中，四十三岁的张居正就已进入内阁。
不过，在六名大学士中排在末尾。
这时的张居正早已磨掉了神童的锐气，就像河沟里的一块鹅卵石，变得溜光圆润，手摸上去，令人很舒服，但内心却很硬。
他潜伏在内阁里，暗地里狂读身边每个人的心，他先是读首辅徐阶的心，后又读首辅高拱的心，更重要的是随时都在读掌印太监和皇帝的心。
在读心的时候，张居正惊讶地发现，身边的这些人都很了不起，徐阶绝顶聪明，善于抓机会，常常攻其不备。高拱也是一个神童，五岁就擅长对句，八岁时就能够背诵千字文，十五岁就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的庶吉士。
张居正牛，但这里是牛人的集结地。
就如同一些学生在县上是第一名，在市上也是第一名，在省上还是第一名，觉得自己很牛，天下无敌，可是一进入清华北大，才发现这里全是各省的第一名，你牛，比你牛的人多的是。
很多学生，这时便开始变得抑郁，跳楼的都有。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楼，他还想更上一层楼。
他不露声色地等待一个机会，一个一举成为首辅的机会，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1572年，隆庆皇帝驾崩时，张居正四十七岁，已入阁四年，排名已经上升到第二名。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了。
隆庆皇帝驾崩时，首辅是大名鼎鼎的高拱。
高拱与隆庆皇帝的关系不一般，也颇有政绩，开创了著名的“隆庆新政”，不仅治理好了黄河，稳定了边疆，还与蒙古鞑靼热火朝天搞起了边贸，用贸易代替了从朱元璋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战争，这不能不说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拱还想打破几百年奉行的禁海令，大规模开展海上贸易。如果真能如此，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明朝说不定会有另一番景象。
不仅如此，高拱还是一个打不倒的人，曾经被徐阶赶出内阁，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胡汉三又回来了，竟然还过五关斩六将，成为首辅。
但这一次高拱的对手不是别人，是张居正。
虽然这时高拱比张居正大一轮，可谓老谋深算，对老皇帝的心思了如指掌，但是张居正比他年轻，对儿童皇帝和儿童皇帝母亲的心思却洞若观火。
这一回，高拱输就输在倚老卖老。
隆庆皇帝死后，留下孤儿寡母，无依无靠。
这时母子的内心是最脆弱的，他们害怕被别人欺负，害怕被人架空，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这时大臣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微表情，都会让他们惊恐万分，并做出强烈的反应。
张居正就是根据自己读心的结论，轻而易举搞掉了高拱。
新皇帝继位没几天，有事派太监去询问高拱的意见。也许，高拱心中正在忧虑，随口对太监说道：“唉，一个十岁的孩子，如何管理天下呢？”（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其实，高拱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担心。
可是，这句大实话经过添油加醋之后，却变了味。
中国的语言很丰富，同样的话，稍微变一变，意思就不一样了。
比如，没参加工作前，同学聚会，有一位同学久等不来，饭菜都凉了，大家都很着急，我会说：“咱们不等了，先吃！”
工作以后，经历了一些事情，同学再聚会，同样有一位同学久等不来，我会说：“咱们边吃边等吧！”
实际内容完全一样，但第一种说法，后来的那个同学知道后会生气，第二种说法，后来的同学知道后不会有被轻视的感觉。
语言就像药酒，可以调成补酒，喝了滋阴壮阳嘴不臭，也可以调成毒酒，喝了让人一命呜呼，关键要看谁来调剂。
高拱这句话的调剂师是谁呢？
冯保，东厂掌印太监。
冯保对高拱恨之入骨，原因是高拱阻扰了他登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
高拱那句话经过冯保调剂后，就变成了高拱肆无忌惮地对太监说：“你自称是奉了皇帝的圣旨，可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孩子，你怎么让我相信他能够治理天下呢？”
太后和皇上听完冯保绘声绘色的汇报后，孤儿寡母顿觉自己被藐视了，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后刚死了丈夫，皇帝刚死了爹。母子俩孤苦伶仃，抱头痛哭，那情景真是令人心碎。哭完之后，在冯保的暗示下，母子俩想出一个办法，快去请张居正来！
站在一边的冯保心中一阵狂喜，飞快跑去请张居正。
原来张居正早就与冯保暗中勾结，他们要同心协力拱倒高拱。
就这样，万历皇帝登基没几天，6月16日，高拱兴冲冲地拿着笏板去早朝的时候，却发现半道上一个宦官手执黄纸文书，朗声道：“高拱接旨！”
高拱心中还在窃喜，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得到张居正和另外一位大学士的支持，可以继续大展宏图，把“隆庆新政”扩大成“万历新政”。
但他却并不知道张居正早就与他貌合神离。还是丘吉尔说的对，天下没有永久的友谊，只有永久的利益。你高拱想搞“隆庆新政”，我张居正也想搞“万历新政”，不搞倒你，我如何搞自己的新政。
更让高拱没想到的是，那道圣旨口气十二分地严厉：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这是两位皇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
这道圣旨中高拱有没有专权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两位皇太后和皇帝的内心确实很恐惧，很害怕，惊惧不宁。惊惧不宁的人会率先采取行动，绝不留情。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高拱听完这道圣旨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瘫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
这时有一个人上前扶起了他。
这个人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干的这件事似乎与他的名字不相符，不仅没有居正，还有点邪。
一个正能量的名字，使出这样的邪招，将来会怎样呢？
这时的张居正根本顾不了那些，他马上就要大权在握了。
从此以后，张居正就成了比皇帝还有权的人，因为他是首辅，还是皇帝的老师。
五
孔子说，天下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孔子之所以说这句话，很可能是因为小孩和女性都是弱势群体，缺乏安全感，整天诚惶诚恐。
朱翊钧是小孩，慈圣皇太后是个女子，还守了寡，母子俩整天提心吊胆，害怕被别人算计。高拱被赶走了，他们稍微喘息了一下。
可是，没过几天，天空中的那颗超新星又让他们恐惧不安起来。
张居正精通读心术，在他的耐心安抚下，皇太后的心安静了下来，并积极配合元辅张先生教育自己的儿子。
取得了慈圣皇太后的认同之后，张居正一本正经地对自己的学生朱翊钧说，看见了吗？天上的那颗星星是对你的一种警告，说明你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或者玩的时间太多，抑或不节俭，太浪费了……你应该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改正自己的错误，以消除天心的不高兴。
与此同时，一本专门培养小皇帝的教科书出现了，名叫《帝鉴图说》。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就是一本连环画。
但是这本连环画可不像今天的儿童读物那么好看，比如《哈利·波特》、《魔戒》和《喜羊羊与灰太狼》等，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十分适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特征。
《帝鉴图说》讲的都是皇帝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一本成人才能够理解的书，只不过借助了儿童的表达方式。
这本书虽然配有插图，但是内容都是酸腐的道德说教。
张居正试图用这种方式让朱翊钧从小就拥有正能量，以至于将来能压住天空中那颗妖星的邪气。
坦率地说，张居正可能是杰出的政治家，却并不是一位合格的儿童心理学家或教育家，《帝鉴图说》也不是一本适合儿童阅读的书。
还不止这些，由于那颗妖星的出现，虽然朱翊钧的娘和张居正没有明说，但心照不宣，都害怕那颗妖星会应在朱翊钧身上，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帝失德，丢掉皇位。
所以，他们对朱翊钧的管教尤其严格，内外夹击，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朱翊钧的娘是宫女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更不懂儿童心理学，只相信虎妈狼爸那一套。
结果，儿童朱翊钧在最需要爱和温暖的时候，却偏偏缺失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从登基之后，他与亲娘之间就被各种各样的礼仪隔离开来，再也感受不到从前的母爱。
比如，为了讨娘的欢心，朱翊钧下令给娘装修了宫室，这时正常人家的娘都应该抚摸着儿子的头说：“乖儿子，真孝顺！”
儿子也应该乘机在娘的身边撒撒娇。
但是，朱翊钧的这些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母子之间的感情必须通过一套程序来表达，儿子事先要请大学士写一篇文章，文字都是文言文，内容大致是儿子如何孝顺母亲之类，全是套话，自己真心想表达的东西一点都没有。
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朱翊钧还必须下跪，逐句诵读那篇文章。
本来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儿子感觉很累，成了一种负担。更何况那些文言文朗读起来很拗口，稍不小心，读错了，还会当众出丑，真可谓压力山大。
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这套程序就像拍戏一样，是假的，不是真的，观众不仅仅是当时在场的那些人，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以及后来的人。因为他诵读的那篇文章最后要昭告天下，成为头条新闻，对全国臣民起到表率和感化作用。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会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对后世产生影响。
父亲不在了，母亲又无法依恋，怎么办呢？
自己想办法，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干吧。
撒尿和泥，肯定不让；滚铁环，不许；爬树掏鸟蛋，严格禁止。
想来想去，朱翊钧喜欢上了写大字，还真写得不错。
一次，年龄只有十岁的他居然可以挥毫写出一尺大的字来，还是当着很多大学士和张居正的面。写完后，大家啧啧称奇，他还很自豪地把这些字赏赐给了他们。
就在朱翊钧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一点童年乐趣，并获得一点自信的时候，第二天，老师张居正却启奏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可以了，不要再练了，毕竟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不应该浪费太多精力。
张居正还拿《帝鉴图说》来说事，说书中的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等，都是音乐家、书法家、画家和诗人，最后却因为沉迷于艺术，以至于朝政不修，国家衰败，有的甚至还成了亡国之君。
张老师说得振振有词，学生不敢不听，兼有母亲在一旁敲边鼓。
万般无奈，朱翊钧只能放弃书法课，强迫自己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经史子集。
朱翊钧贵为皇帝，却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吃饭睡觉有人看着，走路有人跟着，上厕所有人盯着，就如同一个被“双规”的人。
还不止这些，“双规”的人有思想的自由，朱翊钧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了。
他本来想问，天上的那颗星星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它，我是我。刚要开口，就被母亲用严厉的眼神制止了，就像戳到她的痛处。
他本来想问，我是我娘和我爹的儿子，怎么会是天的儿子呢？话一出口，身边的“大伴”冯保就上来捂住他的嘴，皇上千万不要说。
这哪里是陪他玩的“大伴”，简直是母亲安置的一根“大棒”。
……
朱翊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锦衣玉食，但在心灵上却缺乏关心和爱，没有童年。
心理学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小时候缺失的情感，注定会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求弥补，而且这种寻求弥补的方式是非理性的、荒唐的，甚至是残暴的。比如有的人会酗酒，有的人会吸毒，有的人会沉溺于女色。
因此，要彻底消除犯罪，应该从尊重孩子开始，尊重孩子的情感，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
六
当那颗巨大光亮的星星悬挂在天际之时，远在欧洲的一个人也观察到了它。
这个人就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他在1572年11月11日首度观察到了这颗星，并命名为第谷超新星，又名“SN 1572”。
根据他的记录，当时这颗星比金星还要光亮，其大如盏，光芒烛地，有时候白天也能看见，随着亮度转暗，直到1574年3 月，才无法再用肉眼看见。
超新星的爆发如同太空中的“昙花一现”。
在井然有序的星座之间，有时会突然出现一颗异常明亮的外来客，甚至在白天也能见到。但是好景不长，不过几个月，它又渐渐暗下来，最终悄然逝去，音讯全无。当然，有时候也长达一两年。
超新星并不是新出生的星，恰恰是恒星垂死时的回光返照，也可以说是它最后的辉煌的“葬礼”。一些大质量的恒星，内部引力极强，当内部燃料耗尽，燃烧停止时，星球不是慢慢地收缩，而是突然地坍塌。
这种坍塌犹如一颗超级原子弹爆炸一样，会向外放射出极大的能量，闪耀出异常明亮的光芒。于是，一颗本来很暗或根本看不见的恒星，亮度会一下子提高17个星等以上，成为一颗亮星。
一颗垂死的恒星经过超新星爆发后，就彻底解体了，大部分物质化为一股云烟和许多碎片，飘散到太空中，剩下的物质则迅速坍缩为很小的中子星和黑洞。
……
今天来看，这颗超新星的出现，的确预示了一件事情，就是明朝由鼎盛走向衰败。
不！
甚至预示着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由盛到衰。
因为从1433年7月22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回国之后，当年强大的郑和舰队，已经没有财力再继续折腾了，那些世界一流的舰船停泊在船坞里，慢慢腐烂。
这时西方却蠢蠢欲动，开始了波澜壮阔的航海。
1492年哥伦布的远航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1498年达·伽马的远航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南部大港口卡利卡特，开通了西欧到印度的贸易航线。
卡利卡特港，实际上就是九十多年前，郑和舰队停泊和经过的古里。
不过，九十多年后的明朝继续禁海，闭关锁国，就像那些舰船一样慢慢衰败。
1557年，明朝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大举进入澳门，正式登陆澳门。
葡萄牙，一个蕞尔小国，就像《黔之驴》中的那只老虎，静静地躺在澳门，耐心观察明朝的动静，看这只庞然大物有什么能耐，自己可不可以一口一口吃掉它，就像吃掉大国巴西一样。
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明朝的衰败始于万历年间。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什么偏偏要写《万历十五年》？就是因为中国封建制度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就在这个时候。
……
过去，郑和庞大的舰队出海，两百条船，近三万人，浩浩荡荡，可是这种壮观的景象就如同那颗超新星，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现在，开始远航时只有几条破船、一二百人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舰队，却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厉害，到处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称霸世界。
为什么郑和的舰队只能显赫一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蕞尔小国却能称霸世界呢？
因为制度！
这时西方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资本主义悄然兴起，并蓬勃发展。
郑和的舰队再庞大，也是在旧制度上开出来的昙花。
这种昙花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开放，今天皇帝想航海，昙花就怒放在航海上，明天皇帝想修长城，昙花就开放在长城上，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皇权的体现，一种面子工程。
所以，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长久，难以为继。
当皇帝没有了兴趣，或者换了一位皇帝，抑或财力不济，这些行动就会戛然而止。
但新兴的资本主义不同，它追逐利润，重视合同，哥伦布、达·伽马的远航都是为了发财，也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签有合同，国王投资，个人经营，利润分成，谁都不能违背，这种契约精神已经根深蒂固。
明朝是没有合同，缺乏契约精神的，个人敢跟皇帝签合同，显然是不要命了。
还记得那个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吗？他有钱，朱元璋有权，最后有权的朱元璋把有钱的沈万三杀了，沈万三的钱就变成了朱元璋的钱。
资本主义是在一定的规则下追求利润，没有利润的事情不干。
郑和的航行是在皇权的支持下宣扬国威，是赔本的买卖。
葡萄牙达·伽马一次航行带来的商业回报是总航行费用的六十倍。
六十倍呀，比贩毒的利润高多了，很多人嫉妒得眼睛都变绿了，跃跃欲试。（难怪老外都是金发碧眼）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这只是绕着地球转半圈。
所以，这样的行为前仆后继，死了佩雷斯，还有路易斯，一拨接一拨，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
很多历史学家都说明朝有资本主义萌芽，黄仁宇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重视商业，重视合同，重视契约和法律，明朝重视的是农业，并不重视商业和物流。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当时朱元璋很有意思，他让农民以实物交税，还不是交给税务局，而是直接交给那些服兵役的人。
朱元璋是个要饭的，他知道中间环节有很多人揩油，比如一块猪油，经过张三的手揩一道油，变少了一点，经过李四的手再揩一道油，又变少了。他不愿意被别人揩油（也许是要饭时深受其害），所以要省去其他中间环节，于是就变成了吴老二是农民，种的是土豆，王老五是当兵的，需要兵饷，那么每年吴老二背上一麻袋土豆交给王老五：“给，看好了，这就是今年我交的税！”
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不用再给王老五军饷，那一麻袋土豆就是军饷。
这种方法一两户实行起来，很简单，也很方便，吴老二不仅省掉了卖土豆换银子的麻烦，也省掉了去税务所排队交税的时间。而王老五也省掉了买土豆的麻烦，直接就可以做土豆泥，炒土豆丝，或者炸土豆条了。
殊不知，人口一多，就容易乱，赋税还不均，到底应该交多少土豆呢？何况张家庄交的是四季豆，李家庄交的是西红柿，高老庄交的是猪肉，这怎么算？
统计起来非常困难，还会造成税率参差不一。
更重要的是，省掉中间环节，省掉税务部门，省掉服务业，省掉物流，结果到处都是短距离的直接供应线，不仅交通和通讯得不到发展，银行（钱庄、票号）和金融业得不到发展，商业得不到发展，资本主义也根本无法发展。
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意发展商业和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葡萄牙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却无法到葡萄牙去？
恐怕原因正在于此。
短距离的供应线，无法支撑长途的奔袭，土豆、西红柿时间一长容易坏，还不好携带。通讯不发达，信息不通畅，容易迷路走散，更别说情报的准确性了，这一点后来袁了凡在抗日援朝战争中深有体会。
那么，在这样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如何才能保证王朝的稳定和运转呢？
这就要靠其庞大的文官制度。
明帝国是以无数文人管理着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农民。
文官制度的基础是科举，秀才举人们学习的不是法律，是道德——人之初，性本善。
这意味着，明朝是以道德代替法律。
那些朝廷文官大都是进士出身，张口闭口，说的都是孔孟之道、四书五经。
法律虽然有，但作用并不大。
一个没有法律作为依据的国家，常常是随心所欲的。
一个只依靠道德来治理的国家，总是令人不安的。
就拿丁敬宇来说吧，他应该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不依照法律的程序来办事，也会弄出一些冤假错案。
一次丁敬宇路过一家饭馆，看见门口的招牌，就对手下人说，去把那个老板找来。由于事情很多，丁敬宇很忙，抬轿的人跑得又快，这件事情丁敬宇就忘记了。
过了很多天，一个手下才对丁县长说：“大人，您要抓的那个人抓住了，已经在牢里关了很多天，要不您老升堂审一审！”（没有搜查令，更没有拘捕令，就凭一句话就把人关起来）
什么人？丁县长莫名其妙。
就是那个饭馆的老板。
胡说什么，他那个饭馆的招牌上有一个错别字，我想给他指出来，让他改一改，没别的事情。
人在哪里？
在牢里！
快请！
当丁县长看见这个老板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要不是他老婆花了不少银子，破了财，恐怕屈死在牢房，丁敬宇也不知道。（他真的是忘了，不知道手下人会这样去干）
还不赶快把人给放了！
老板感激涕零。那时没有行政诉讼法，也没有赔偿法，不杀他就算是清官了，哪还敢要赔偿。
估计后来，给丁敬宇建生祠的时候，这个老板还会捐不少钱，因为他碰见的的确是清官，要是碰到一个不肯认错的昏官，将错就错，把他杀了，就如同杀死一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