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全文在线阅读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阿布格莱布与斯坦福监狱的相似处

关灯直达底部

我们已经调查过奇普的工作环境,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奇普和他的狱卒同事们的心理状态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的相似性。由于个人和地方的匿名性所造成的去个人化效果显而易见,对囚犯的去人性化从以下几点可以明白看出:以号码称呼、强迫裸体、清一色的外观,再加上狱卒们无法了解他们的语言。一位值夜班的宪兵肯·戴维斯(Ken Davis)在之后一个电视纪录片中,描述去人性化如何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们思维中,“我们从来没受过当狱卒的训练,上面的人只说:‘用你们想象力。让他们乖乖招来。希望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招了。’我们一把囚犯带进来,他们的头上马上就被放上沙袋了。他们把犯人牢牢绑住、把他们摔在地上,还有些人的衣服会被剥光。他们跟所有人说,这些人只配当狗(似曾相识的用词?),于是你开始向人们散播这种想法,然后忽然间,你开始把这些人看成禽兽、开始对他们做出一些想都没想过的事。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很吓人。”

“沉闷”在这两个监狱环境中都起了作用,当事情都在控制之下时,长时间值夜的确会让人觉得很无聊。沉闷是采取行动一个强而有力动因,这样可以带来一些兴奋感、一些有节制的刺激感。这两组狱卒都是自动自发地决定要“找点事做”,决定让一些有趣好玩的事发生。

由于狱卒们在从事这项艰难复杂的工作前并未受过任务训练,实际执行时也没有管理人员督导,于是在不需要对谁负责的情况下,结果当然是全都玩过了头。在这两座监狱中,系统操作者都允许狱卒享有任意处置囚犯的权力。除此之外,狱卒们也都担心囚犯们脱逃或叛乱。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环境显然比斯坦福监狱要危险得多,后者的环境相对起来也良善许多。然而正如实验结果所示,每当夜晚时,狱卒的虐待行为以及他们对囚犯的侵略性即呈现上升趋势。阿布格莱布的1A层级院区一样如此,只是做法更邪恶、更极端。此外,两个案例中最糟的虐待行为均发生在夜间值班时间,这时狱卒们觉得最不受权威监督,所以可以不必遵守基本规定。

我必须澄清,这里描绘的情境力量并不是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那样直接刺激狱卒们干下坏事。事实上,只有一些民间讯问人员曾经鼓励他们“软化”被拘留者,目的是使他们变脆弱。在阿布格莱布——以及斯坦福监狱——中,情境力量创造出一种自由,是这种自由让狱卒们不再受到一般社会和道德观点对虐待行为的束缚限制。显然对这两组负责值夜班的狱卒来说,责任分散的结果是让他们以为可以逃避许多行为的禁忌,而当新出现的规范让一度难以想象的行为变成可接受时,就不会有人挑战他们了。这现象正是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也让人回想起戈尔丁的《蝇王》,当负责监督的成人缺席时,戴上面具的劫掠者就大肆作乱了。这现象应该也提醒了各位,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匿名性及侵略行为研究。

由詹姆斯·施莱辛格所带领的独立调查小组,比较了这两个监狱情境,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报告中指出斯坦福的模拟监狱环境和阿布格莱布这个完全真实环境之间的相似性。在长达三页的附录(G)中,报告描述了心理学的压力源、囚犯所受非人待遇的基础条件,以及当一般常人以非人性方式对待他者时所牵涉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基于对社会心理学原则的基础性理解,以及对众多已知环境风险因子的意识,根据这两者,完全是预料得到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生虐囚事件的潜在可能性。(大多数军中领导人不是不熟悉,就是蔑视对其士兵而言显而易见的风险因素。)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为所有军方拘留作业提供深具警示意义的教训,而故事发生的环境是相对良善的。对比之下,在军方拘留作业中,军人在充满压力的交战之下工作,面临的环境却是极为险恶。

心理学家已尝试了解平常表现出善良人性的个体及群体,在某些情况下却出现完全迥异的行径,这样的亨是如何发生、原因为何。

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除了指出有助解释虐待行为发生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之外,重要的是也纳入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敌意形象、群体迷思(groupthink)、道德脱钩、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等心理机制。这些过程我们已经在之前斯坦福监狱的篇章中全部讨论过了,除了“群体迷思”之外,它们也全都适用于阿布格莱布监狱。我不认为那种偏差的思考方式(促进形成与领导意见相符的群体共识)曾在夜班狱卒之间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并非以系统化的方式筹划虐待行为。

社会心理学者苏珊·菲斯克及其同僚在一份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独立分析中也支持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所采取的观点。他们做出一个结论:“造成阿布格莱布事件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寻常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异常的个人邪恶特质。”他们指出这些社会过程包括从众、社会化的服从权威、去人性化、情感性偏见、情境压力以及渐进升高虐待程度的严重性。

一位前驻伊拉克军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词,说明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用于了解伊拉克军事监狱中行为动态的适切性,以及强而有力的领导的重要性。

津巴多教授:

我是一名军人,来自于建立克罗珀尔拘留营(Camp Cropper)的单位,这个拘留营是复兴党政权垮台后美军在巴格达建立的第一个拘留中心。我可以肯定,在你的监狱研究和我的伊拉克观察心得之间有明确的关联。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曾经广泛接触宪兵人员以及被拘留者,亲眼目睹了许多你在研究中所描述过的情境实例。

然而和阿布格莱布的那些军人不同的是,我们的单位受到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事情从未恶化到那种程度。我们的领导者了解规则,也制定标准,并且确实监督以确保规则受到遵守。违规行为都会受到调查,一旦事证明确,违规者就会受到应有的处分。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拘留任务都是去人性化的任务。我认为我在开始的两周之后就开始麻木了。然而领导者的积极作为让我们没有忘掉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到伊拉克的原因。我十分高兴能阅读到你的实验摘要,它让我能够更清楚地思考这整件事。

心怡

泰伦斯·布拉奇亚斯(Terrence Plak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