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高度紧张的程序里的暂时休息，让我有时间理解犯人1037愿意放弃他的报酬以获得假释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形式化，当作往后问每一个犯人的基本问题。我请卡罗问他：“如果你被假释，你是否愿意放弃你当犯人所赚得的钱？”
起初，卡罗用极端的方式发问：“你愿意给我们多少钱好让你离开这里？”犯人7258困惑地说，他不会付钱来取得释放。卡罗赶紧修正问题，问他是否愿意放弃他目前所赚得的钱。
“是的，长官，我愿意。”
犯人7258并没有表现得特别聪明或更高度的自我觉察。他也没有像其他犯人一样将他的情境看得很严重。他是所有人里头最年轻的，只有十八岁，态度和反应也相当不成熟。尽管如此，他的超脱和幽默感可以让他好好适应接下来一个星期里等在他和同侪前方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让每一个申请假释的犯人都回到假释会议室，回答同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否情愿以放弃报酬为假释的交换条件。犯人1037，造反的生日男孩肯定地回答，如果被假释他愿意放弃报酬。合作的犯人4325也是以肯定的方式回答。只有犯人3401，大胆的亚裔美国人，不希望因为假释而损失金钱，因为他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换句话说，四位年轻孩子中有三位迫切希望被假释，并且愿意放弃每天辛苦24小时当犯人工作所赚来的薪水。值得注意的是，问题陈述时用字遣词的力量。想当初，所有的志愿者的主要动机都是金钱，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可赚十五美元，学校秋天开学前，他们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收入来源。现在，尽管他们因为当犯人受尽苦楚，尽管他们遭受身心虐待——无止境的报数，在午夜中被叫醒；独裁威权的压制；狱警创造的邪恶，没有隐私权，关禁闭；全身赤裸；锁链加身；头戴纸袋；不干净的食物和常被没收的床垫——但是，多数的犯人仍愿意放弃报酬以求离开。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说完“金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事实之后，每一个犯人却还是被动地屈服于这个系统，屈服于伸手被戴上手铐，屈服于戴上纸袋，屈服于扣上脚上的锁链，然后像只绵羊一样，跟着警卫回到可怕的监狱地下室。在假释听证会的过程中，他们的身体离开了监狱，以百姓平民的身份出席，而不会直接和楼下痛苦的犯人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没有人说：“既然我不要钱，我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实验，而且要求现在就被释放。”然后，我们就得遵从他们的要求，然后马上终止。
没有人这么做。没有一个犯人在后来告诉我们，他曾经考虑过可以自行离开实验。实际上他们已经停止思考，他们觉得被限制在监狱里是被心理学家控制，而不是如同416所说的国家。决定他们去留的权力握在假释委员手上，并不是他们个人。如果他们是犯人，的确只有假释委员有权力释放他们，但如果他们事实上只是，也的确只是实验受试者，每一个学生随时都有权利选择留下或离开。很明显地，在他们的心里埋有一个心理开关，把他们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付费的实验志愿者，拥有所有的公民权利”转变成“现在的我，只是在可怜、不公平的权威系统下一个无助的犯人”。
事后委员们一一地讨论个案，以及他们所有的反应。大家都同意所有的犯人似乎很紧张且急躁、并且完全融入他们犯人的角色。普雷斯科特敏锐地分享他对犯人1037存有的一份牵挂。他准确地觉察到，1037在作为反叛的大首领后留下了深深的忧郁：“这只是一个感觉，我曾经有和试图逃狱、最后却上吊或割腕的人生活在一起的经验，这里有一个家伙，——进来就向我们充分地表现自己，但是最后他的回答却迟滞了。然后，最后一个进来的人，他很——致，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仍然谈论，、一个实验’，但是同时他也愿意坐下来谈论他的父亲，他的感觉，他对我而言很不真实，而我的根据只是一种感觉。第二个人，东方(亚裔美国人)犯人，他是一块石头。对我而言，他只像一块石头。”
最后，普雷斯科特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建议让一些犯人在不同时间点出去，让他们自己设法做点什么事情，好让他们可以顺利离开这里。同时，很快地释放少数几个犯人，可以给剩下的人一些希望，并且减缓他们绝望的感觉。”
他们达成要很快释放第一个犯人的共识——大个头的吉姆4325。排在后面的是三号，里奇1037，也许会被预备的犯人取代。要不要释放3401或7258，大家的意见就不大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