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是一种以人际互动障碍、语言发育迟滞以及重复性行为和特殊兴趣爱好为特征的一种发展性精神疾病。对于一些外表看起来完全正常，但是不与任何人进行交流的自闭症儿童来说，他们的父母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是自闭症患者这个事实。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这些孩子的父母听说一种源于澳大利亚的技术能够让之前完全不能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自闭症儿童可以正常与他人沟通时，他们的兴奋和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这种技术被称为“辅助沟通”，声称可以帮助没有语言沟通能力的自闭症患者恢复沟通能力。有几家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媒体对这种疗法进行了不加批判的大幅报道，比如《新闻60分》、《游行杂志》和《华盛顿邮报》等。这些报道声称，一位性情温和的“辅助者”把自己的手和胳膊与那些因自闭症或其他发展性障碍而无法进行语言沟通的儿童的手一起放在打字机上时，儿童可以用键盘打出极具文采的文字信息。当那些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只言片语的自闭症儿童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语言能力时，他们的父母无一例外地倍感振奋，不免重新燃起对孩子未来的希望。报道还宣称，这种技术对于那些智力严重低下且语言能力受损的儿童也有效。我们可以理解患儿父母的激动之心，他们熊熊燃起的希望之火着实令看者动容。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故事并非像所有人期望的那样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20世纪90年代，行为科学研究者在恐怖的预期中展开了对这种疗法的研究工作，这就好像以慢动作观看一起车祸一样，一场可以预见的悲剧慢慢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这起悲剧之所以是可以预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试图弥补这个心智程序缺陷（以教学为手段），使得这场悲剧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
此处的心智程序缺陷源于缺乏科学性思维，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实验过程中没有通过设置对照组的方式对备择假设进行检验。在使用对照组被试对结论进行进一步检验之前，有关方面就将关于“辅助沟通”神奇作用的消息散布给了那些心怀希望的家长。在这个研究中，由于观察到的现象实际上可以有多种可能的解释，因此，开展进一步的对照组研究是非常必需的。研究中的“辅助者”通常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并且发自内心希望孩子成功克服沟通障碍的人，在研究中，他们有无数的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患儿的手向着正确的按键上引导。一些实验观察记录佐证了患儿有可能受到“辅助者”引导这一事实，研究者观察到，患儿有时在眼睛没有看键盘的情况下，也可以敲打出复杂的信息。另外，一些还没有开始学习ABC的患儿，在实验中也打出了美妙的英语散文。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研究者设计开展了很多设计巧妙又严密的对照研究，以检验辅助沟通法的有效性[1]。这些研究无一不揭示了这样的事实：自闭症儿童在打字方面的优异表现，有赖于辅助者提供的触觉线索。有的实验是这样操作的：辅助者和患儿分别看到一张静物素描画，两人互相不能看到对方所看到的画。当辅助者和患儿看到的是同一幅画时，患儿可以在打字机上正确打出该静物的名称，而当两人看到的是不同的画时，患儿打出的是辅助者看到的静物名称，而非自己看到的静物。也就是说，打字机打出的内容是由辅助者决定的，而非患儿。毫不夸张地说，辅助沟通法确实导致了一些悲剧的出现。例如，在有的儿童训练中心，自闭症儿童在辅助者的“帮助”下，通过打字的方式叙述自己曾遭到父母的性侵犯。这些患儿随后就被强制带离了他们的父母家，直至后来法院判断这项指控无效，患儿才重返父母身边。
在这场由辅助沟通导致的悲剧中，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临床医生并非是愚蠢的笨蛋。然而，他们的信念和行为都是非理性的。由于他们存在心智程序缺陷而导致了很多伤害的发生。他们缺少可以防止妄下因果推论的批判性思维策略。他们是由于存在心智程序缺陷而表现愚蠢的聪明人。
另一起因心智程序缺陷导致的悲剧发生于2003年。英国律师萨利·克拉克曾因谋杀自己的两个婴儿而被捕入狱，2003年，她的判决被推翻而释放出狱。5个月后，英格兰梅登黑德的药剂师特鲁珀提·帕特尔谋杀亲生子女的案件也得以昭雪[2]。克拉克夫人和帕特尔夫人的案件存在很多共同点。她们的家中都不只一次发生过婴儿死亡事件；她们都被指控谋杀自己亲生的婴儿；用以给她们定罪的证据含混不清。最后一点，她们之所以被判有罪，都是由于法官、陪审团尤其是专家证人的心智程序缺陷。
在两起案件中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是一名儿科医生。据他推测，两位母亲都患有“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具体症状是父母亲让健康的子女接受没有必要的医学治疗，这是一种很残忍的儿童虐待方式。比儿科医生的说辞更能打动陪审团的，是这位儿科医生作证时出示的一组概率数据。这位儿科医生作证说，同一个家庭中两个婴儿都死于“摇篮猝死症”的概率是1/73000000。这个夸张的数据让陪审团印象深刻，使得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在非人为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这位儿科医生在计算概率时误用了一条最基本的规则。他只是简单地把发生一次摇篮猝死的概率进行了平方，进而得到了1/73000000这个数据。但是，在进行概率计算时，只有当两起事件完全独立时，才可以使用这种算法。而在婴儿猝死的案例中，并不满足两起事件完全独立的假设，已有很多研究表明，由于共享很多基因和环境因素，在发生过婴儿猝死的家庭中再次出现婴儿猝死症病例的概率会升高。
就在克拉克夫人被定罪不久，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因数据错误而定罪？》的文章，指出了儿科医生的法庭证词中出现的概率逻辑错误。就某种意义来说，儿科医生所犯的错误，是一个很小的概率推理错误。一旦被指出来，多数人都可以理解他错在哪里。相信所有的概率入门课程老师在讲授“概率平方”的使用规则时，都会强调事件独立性是它的基本使用原则。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小错误又是一个大问题。关于基本概率理论的心智程序并非人人具备，这位儿科医生没有，法官、陪审团成员也都不知道。多数人在高中毕业时搞不懂概率的操作规则，只有少数选修了统计相关课程的大学生才有机会获取这一类知识。智力测验更是不会对这些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心理学家发现，当处理这一类概率信息时，人们并不能通过自然思维倾向（认知吝啬鬼即依赖于此）得出正确的估计[3]。多数人的心智程序中并没有存储一些重要的概率理论规则，因为这些知识无法通过基础教育获得。简而言之，缺乏概率理论知识是一种心智程序缺陷，也是很多非理性思维和行为的根源。
通过这两个例子（辅助沟通和由不恰当使用概率而导致的误判），我试图向大家说明心智程序缺失如何导致非理性的决策和行为。我所展示的这两类心智程序缺失（分别是科学性思维规则的缺失和概率思维规则的缺失）是经过我精心挑选的。因为这两类缺失现象可以用来解释很多非理性思维和行为。这两类心智程序的存在与否，决定了人们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由于较少面对此类情境，或缺乏这方面的指导，这些心智程序在高智商人群中也会常常会缺失，这是导致理性障碍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智力测验并不对概率推理能力进行测量，因此，很多高智商个体依然会受到非理性概率决策的困扰。虽然很多智力测验都对个体的事实类信息（比如词汇量）掌握情况进行了测量，但并没有对科学化思维方式和概率的心智程序进行检测。如果加入这两部分的内容，人们的智力测试结果会大不相同。我们也许会发现，有些高智商个体并没有之前认为的那么聪明，而有些之前被认为是低智商的个体，也许并不愚蠢。
[1] 很多文献介绍了辅助沟通的历史（Dillon 1993；Gardner，2001；Jacobson，Mulick，and Schwartz，1995；Spitz，1997；Twachtman-Cullen，1997），时至今日，已有很多研究证明了这种疗法是伪科学（Burgess，Kirsch，Shane，Niederauer，Graham，and Bacon，1998；Cummins and Prior，1992；Hudson，Melita，and Arnold，1993；Jacobson，Foxx，and Mulick，2004；Mostert，2001；Wegner，Fuller，and Sparrow，2003）。关于自闭症，请参考巴伦等人的文章（Baron-Cohen，2005；Frith，2003）。
[2] 我对这两起案件的了解来自《经济学人》（2004年1月24日）、《每日邮报》（2003年6月12日）、《泰晤士报》（2003年6月12日）以及沃特金斯的文章（Watkins，2000）。
[3] 关于启发式和思维偏差的文献中包含了很多类似的例子（Baron，2000；Evans，2007；Gilovich et al.，2002；Johnson-Laird，2006；Kahneman and Tversky，2000；Koehler and Harvey，2004；Nickerson，2004；Shafir，2003；Sunstein，2002；Tversky and Kahneman，1974，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