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税收政策的主张仅仅会因为措辞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这充分说明了个人的自主性会在认知吝啬鬼的淫威下缴械投降。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有权选择“框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决定。
研究者对决策领域中的“平等启发式”进行了深入探索[1]。该领域有一个经典实验，研究者对两组被试的行为表现进行了批判性比较。在情境一中，被试面临的问题是分配某公司的利润给各位合伙人。在这家公司，每位合伙人为公司创造的年度总收入各不相同，有些人为公司赚得的收入远高于其他人。这组被试最常采取的分配策略是将利润平均分配给所有合伙人。之所以采取平均分配方式，多数人给出的理性解释是“他们在一起共事”。
然而，从情境二被试的表现来看，这种分配依据实际上毫无理性可言。在情境二中，被试也被要求为一家合伙人年度总收入各不相同的公司制定分配政策，只不过这一次分配的不是利润，而是分配当年的支出（包括房租、员工薪水等）。这一组被试在进行分配时，多数也采用平均分配原则，也就是说认为每位合伙人的支出都相同。毫无疑问，在年度收入不同的情况下，合伙人的支出相同必然导致利润不同（利润＝收入-支出）。第一组被试将利润平均分配给合伙人的同时，即意味着各位合伙人的支出不同，因为在年度收入不同的情况下，支出和利润不可能同时相同。有趣的是，第二组中对支出进行平均分配的被试，他们给出的解释与第一组平均分配利润的被试完全相同——“他们在一起共事”。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无论在决定利润分配（情境一）还是在决定固定支出是否公平（情境二）时，都未经过理性审慎的思考，而是选择采用占用较少认知资源的“平等即公平”启发式加工。被试在研究中一味寻求“平等”，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中存在多个维度，而这几个维度不可能同时相等。被试在问题框架的影响下，仅仅注意到了问题的其中一个维度，并将其进行了平等化处理。
毋庸置疑的是，那些使用“均分”启发式的人会自认为他们做出的社会决策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基于上述研究的设计逻辑，被试的行为结果表明，人们根本没有做出富有道德感的判断。仅仅是问题措辞上发生细微的变化，就能够让人由一个平均主义者（情境一）变成《华尔街日报》社论专栏的坚定支持者（情境二）。这些研究结果再度支持了我先前提出的警告，框架效应（以及其他认知吝啬鬼思维倾向）是对个人自主性的巨大威胁。该实验以及麦卡弗里和巴伦的其他研究结论提示我们，那些提出问题的人，也就是设置框架的人，才是实际控制你的政治经济行为的一方。
人们的选择偏好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那些有权力塑造环境，或是决定问题措辞方式的人），而非基于个体内部的心理特征及偏好，这个一直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问题着实让人不安。由于绝大多数情境都可以基于多个框架，这意味着与其说人们有着稳定的个体偏好，不如说是环境的引导方式不同，引导过程决定了所谓的个体偏好！
医学教授彼得·尤贝尔（Peter Ubel）研究了分配稀缺医疗资源时由于过度使用平等启发式加工（equality heuristic）而产生的非理性框架效应。研究者让被试将100个活体肾脏分配给200个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患病儿童[2]。如果将200名患儿平均分成两组，每组100人，那么，绝大多数被试会将100个活体肾脏平均分配到两组中，每组50个。平等启发式用于此处看似是合乎情理的。虽然研究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每组儿童的特征，但有理由认为两组儿童来自于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医院、不同性别等，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属性上存在差异。在尤贝尔与乔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平等启发式加工似乎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研究发现，在两组患儿的诊断结果不同的情况下，被试依然会使用平等启发式加工。研究中A组患儿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后的生存率为80%，而B组患儿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后的生存率仅为20%。在尤贝尔的研究中，超过1/4的被试仍然将活体肾脏平均分配到两组，A组50个，B组50个。这个决策将导致30个无辜患儿的死亡（如将100个肾脏全部分配给A组，则将有80名患儿治愈生还；如果使用平等启发式加工，则只能救活50名患儿）。
在我们开始谴责平等启发式之前，或许应该先听听实验中的被试是怎么想的，没准他们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呢？也许除了获救患儿数字之外，他们还受到其他准则的约束呢？事实上，许多被试在解释自己为何进行平均分配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为平等启发式加工辩护的常见理由有“哪怕机会渺小，也应得到希望”“无论生存概率是多少，只要患者有需要，就应该得到器官移植的机会”。这些听起来有理有据的辩词不禁让我们疑惑，这些辩词究竟代表了被试的理性思考，还是仅仅是为他们使用平等启发式加工寻求一个合理化解释？尤贝尔为此设计了一个实验进行进一步的探索，研究结论支持了后者。研究者将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按照病情的严重程度从1到200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列出患者个体的名单，而不是将其分成两组），被试很乐意将器官分给排名前100位的患者……但是，如果将排名前100的患者称为1组，而将排名后100的患者称之为2组，很少有人愿意彻底“放弃”2组。从该研究中我们发现，仅仅是“组”这个字即可触发某些被试的平等启发式加工。这个研究结果也暗示被试之前所说的“哪怕机会渺小，也应得到希望”实际上不过是将自己行为合理化的一个幌子罢了，因为当那些“机会渺小”的患者没有被分为一组时，被试压根没有想到“渺小与希望”的伟大道理。总之，启发式的问题在于，它让我们的行为、观点和态度屈从于他人设定的框架，个体的立场会因框架的变化而发生剧变。
[1] 关于平等启发式的重要文献请参考：Frederick，2002；Harris and Joyce，1980；Messick，1999；Messick and Schell，1992。
[2] 器官移植研究详见：Ubel，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