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脑所遵循的准则是：能不用，则不用，该用脑时也不用。
——大卫·赫尔，《科学与选择：生物进化与科学哲学论文集》，2001
请大家先来看一道思考题，这个问题是由赫克托·莱维斯克（Hector Levesque）提出的，我们的研究团队围绕着这个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
杰克正看着安妮，而安妮正看着乔治。杰克已婚，乔治未婚。请问是否有一位已婚人士正在看着一位未婚人士？
A.是
B.不是
C.无法确定
在继续往下读之前，请先给出你的答案：A、B还是C？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这道题目上的错误率高达80%（超过80%的人给出的答案都是错误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C（无法确定），而正确答案其实应该是A（是）。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完全析取推理（fully disjunctive reasoning）[1]，当我们了解并使用这种推理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时，答案就显而易见了。完全析取推理是指面临诸多选项做出决策时，或是在推理任务中选出最佳问题解决方案时，对所有可能性及其结果进行分析、采择的思维过程。析取推理是一种系统性且速度较慢的信息处理方式，是前面几章中介绍过的类型二加工的一种。
如果想正确解答上述问题，就有必要对安妮所有可能的婚姻状态进行考量。如果安妮已婚，那么答案将是“A.是”，因为她正在看着乔治，而乔治是未婚的。如果安妮未婚，那么答案依然是“A.是”，因为已婚的杰克正在看着未婚的她。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完全析取推理策略）后可以得知，无论安妮婚否，我们都可得出“一位已婚人士正在看着一位未婚人士”的结论。该问题的题干中未提及安妮的婚姻状况，让我们觉得这道题目因为信息不足而无法得出结论。这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但是，不好意思，这却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认知吝啬鬼”是以肤浅著称的类型一加工的显著特点。换句话说，人们倾向于寻找显而易见的表面信息，而不愿意对已有信息进行加工推论，进而得出更全面准确的信息。这种认知加工特点是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给出“无法确定”答案的主要原因。人们往往会根据已知信息进行最简单的（错误的）推理，而不愿进行稍复杂但是能够得出正确答案的完全析取推理。
进行完全析取推理要求人们克服成为“认知吝啬鬼”的冲动，也就是说，避免在对信息进行肤浅加工的基础上给出答案。实际上，在被告知需要进行完全析取推理时（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然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在遇到问题时都不会自动进行完全析取推理。我们也许会认为高智商群体在这一类需要使用析取推理的问题上会表现得优秀很多，其实，在没有明确告知需要使用析取推理的情况下，高智商人群采用这种推理方式的可能性和普通人相差无几。本章开始时提到的安妮问题就没有给出明确的线索让解题者使用析取推理。我的研究小组发现，高智商人群在解决安妮问题及其他相似问题时的正确率和普通人相仿。如果在解题时给予提示，请答题者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那么高智商人群的反应会更快，更有效率。不过，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使用简单的认知方式去解决问题。如同其他所有人一样，高智商人群也是认知吝啬鬼。智商与自动使用析取推理之间并无关联。
在启用完全析取推理失败时（没有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我们通常对此毫无察觉，原因在于类型一加工迅速启动并取代了完全析取推理。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肖恩·弗莱德里克（Shane Frederick）在一项研究中让被试解答下面这个问题[2]：
球和球拍的总价是1.1美元，已知球拍比球贵1美元。请问球的价格是多少？
许多人会脱口而出那个即刻进入脑海的答案：0.1美元，而不去仔细思考这个答案的正确与否。试想，如果球的价格是0.1美元的话，那么球拍比球贵1美元，即1.1美元，球和球拍的总价则为1.2美元，而非题目中的1.1美元。只需稍作思考，即可知道0.1美元这个答案是错误的。然而，在卡尼曼的研究中，即使是就读于世界顶尖大学的学生，也常常会给出错误的答案，并且不假思索地开始做后面的题目，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因为使用了肤浅的信息加工方式而犯了错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臣服于类型一信息加工，未能采用类型二加工。弗莱德里克的研究发现，大量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天之骄子，与研究中的其他普通人一样，都是认知吝啬鬼。
[1] 莱维斯克在1986、1989年的论文中对安妮难题及与之类似的其他难题进行了讨论（Levesque，1986，1989）。我们的相关研究工作参见：Toplak and Stanovich，2002。关于完全析取推理，参见约翰逊-莱尔德、沙佛等人的研究（Johnson-Laird，1994；Tplak and Stanovich，2002）。默认采取简单计算加工过程的倾向不仅限于简单问题，在解决复杂难题时也会出现（参见Evans，2007；Kahneman，2003a；Stanovich，1999，2004；Taleb，2007）。
[2] 球与球拍难题在卡尼曼和弗雷德里克的合作研究以及弗雷德里克以MIT、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都有所涉及（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