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们常常将认知能力与心理技能（智力的心理基础）画等号。然而，这个等式是错误的。
——罗伯特·斯滕伯格，《智慧、智力、创造力》，2003b
我非常认同本章引言中罗伯特·斯滕伯格的观点。当前，“智力即认知能力的总和”这种观点大行其道，让我们错失了一些重要信息。10年前，我提出了“理性障碍”这个概念，希望引起大家对智力测试所忽视的重要认知领域（理性思维）的重视。智力测试无法全面衡量人类能力，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广义智力理论家近些年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1]。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停止高估MAMBIT（智力测试测量的心智能力）批评家阵营”中的一员。但是，我迎战MAMBIT的策略与阵营中的其他盟友不同。比如霍华德·加德纳和罗伯特·斯滕伯格[2]，他们试图拓展智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提出了实操智力、身体运动智力等），以此来说明MAMBIT并非智力的全貌。虽然我赞同这些批评家的部分目标，但我认为他们挑战传统智力理论的策略是错误的，原因如下。
智力的概念与内涵在广义理论家的“鼓吹”下越来越丰富。之所以称之为“鼓吹”，是因为他们将智力测试没有涉及的能力也统统划入“智力”的概念内涵中。当前最流行的做法是：在“智力”二字前加一个形容词，这样就把新提出的智力概念与传统的“智力”区分开来了。比如，斯滕伯格和加德纳作为广义智力理论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提出了实践智力、创造性智力、人际智力、身体运动智力等概念。按照他们的说法，“智力”的意思就是“擅长某一领域”。例如，在斯滕伯格看来，高实践智力可以理解为擅长实践操作；高身体运动智力是指在身体运动领域有上佳的表现。“智力”这个词实则成了花架子。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只不过给原本就存疑的领域加了一个状态定语。换句话说，可以这样来理解他们的做法：智力是一种宝贵的特质，我们希望身体运动天赋也升级为一种宝贵的特质。将“智力”和“身体运动天赋”融合在一起，变成了“身体运动智力”，这样一来，可以给“身体运动天赋”增值不少。这也是教育者们如此热衷于“多元智力”理念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者们看重的并非是这种理念的科学价值，而是把它用作一种激励工具向世人宣告：“每个人都是某个领域的天才！”同理，提出“情绪智力”和“社会智力”概念也是基于相似的考量[3]。
这种策略却带来一些意料之外却又极具讽刺意味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的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到。将不同的心理元素冠以相同的名称，其实是在为广义智力理论家的批评对象摇旗呐喊，反而助长了MAMBIT的志气。在某种意义上说，广义智力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打破了结构效度的规则，违背了基本的常识：有着相同名字的概念应该归于一类。如果这些心理属性具有本质性区别，我们希望强调它们的独立性和差异性，那么，就不应该将它们统统称为“某某智力”。广义智力理论家致力于将智力从智力概念中分离开来，只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品质（其他重要的认知品质还包括空间能力、创造力、操作能力等），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对“智力”概念的滥用，使得这一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人们会不断地提出各类研究假设，声称MAMBIT与很多认知能力有关系[4]。
广义智力理论家的目标是区分“智力”与“智力测验所测量的智力”之间的不同，并削减后者的影响力。然而，通过不断地鼓吹“智力”概念，并将“智力”与越来越多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联系起来，广义智力理论家成功地向着自己目标的反方向一路狂奔。如果“智力”的概念不断扩张，那么与“智力”相关的概念势必会跟着膨胀起来。心理测验100余年的积累与发展，成就了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与“智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非“智力测验评估的智力”莫属。
[1] 广义智力理论包括日常用语中“智力”二字所包含的所有心智功能，而不仅限于智力测验所测量的范畴（Ceci，1996；Gardner，1983，2006a；Perkins，1995；Sternberg，1985，1988，1997a，2003b）。与之相对应，狭义智力理论把智力概念的范畴限定于智力测验评估的心理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狭义智力和广义智力并非是二元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对广义智力的概念尚存分歧。比如，加德纳（1999）曾经说过：“我和斯滕伯格对现有的智力理论都持批评态度，但我们就智力理论未来的理论发展方向并未达成共识。”
[2] 例如，斯滕伯格认为要打破社会对MAMBIT的过度关注（1988，1997a，2003b），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但是，我们为了达到该目标所采取的策略完全不同。他提倡通过扩展“智力”概念内涵的方式以降低社会公众对MAMBIT的重视度，而我的观点是将“智力”的概念内涵限定于智力测试所评估的能力范围内，以此来突出那些在大众心理学中本已存在的概念，防止他们被忽视甚至消失。由于我们两个人对传统智力概念的批判策略存在本质性差异，因此，我们对智力的概念内涵依然存在争议（Stanovich，1993a，1993b，1994b；Sternberg，1993，1994）。然而，斯滕伯格提出的实践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智慧等概念与我强调的“理性”概念所涉及的心智属性有很多重合之处（参见Stanovich，2001b；Sternberg，2001，2003b）。认知心理学家的关注点一直以来只聚焦于算法心智，直至近期才开始稍稍垂青反省心智。包括斯滕伯格在内的少数心理学家（例如Ackerman and Heggestad，1997；Baron，1982，1985；Keating，1990；Moshman，1994，2004；Perkins，1995；Perkins，Jay，and Tishman，1993；Perkins and Ritchhart，2004；Stanovich，1999）强调“思维倾向”的概念（Sternberg，1997c；Sternberg and Grigorenko，1997；Sternberg and Ruzgis，1994）。总的来说，心理测量工具（比如智力测试）只对认知能力进行了评估，而忽视了对认知风格、思维倾向和智慧等进行评估。巴伦（Baron，1988）提出，由于智力测试忽视了对思维倾向的测量，因此智商的概念“扭曲了人们对思维的理解，使人们认为影响优质思维的决定性因素是能力。这种态度导致了对一般性思维倾向的忽视”。斯滕伯格在自己的论著中也多次提到类似的观点（例如，Sternberg，1997c，2001，2003b）。
[3] 将智力概念作为动机性工具的做法参见贝莱德、克莱恩和威林厄姆的著述（Bereiter，2002；Klein，1997；Willingha，2004）。社会智力、情绪智力和实践智力等概念的一致性在很多文献中依然存在争论（Brody，2003，2004；Cherness，Extein，Goleman，and Weissberg，2006；Gardner and Moran，2006；Goleman，1995，2006；Keating，1978；Kihlstrom and Cantor，2000；Klein，1997，2003；Matthew et al.，2002；Sternberg，2003a，2006；Visser，Ashton，and Vernon，2006；Waterhouse，2006）。
[4] 当然，加德纳（1983，1999）的初衷并非如此，他关注的是不同“智力”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立性，比如逻辑数学智力高的人，并不意味着他的音乐智力也高。加德纳（1999）还强调了智力的不可替代性，一种优势智力并不能弥补另一种智力的不足。不过，威灵厄姆（Willingham，2004）认为，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力”理论所收到的成效，恰恰与他的目的适得其反。“有些读者会认为，不同的智力之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这种看法完全可以理解。试想，没有人会期望一个音乐天才也擅长数学。当我们提到有音乐天赋的孩子时，对他在数学方面的要求自然就低了很多，认为他在数学方面的缺陷可以被音乐天分弥补。不管是数学还是音乐，它们都是‘智力’嘛。”（Willingham，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