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4年里，每隔几个月我都要经历一次急剧的视力下降。每当撞到家具、被人行道上的缝隙绊倒或是几乎没法看书时，我都犹如挨了重重的一击，难以自控。但我尽最大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生活习惯，走路更慢一些，凡事更专心一些，将电脑上的字体放大一些，慢慢习惯了眼中的模糊版世界，越来越像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浓雾天了。
每次我会说：“嗨，我能应付。只要视力不会变得更糟，我就没事。”然而几个月之后，我的视力再一次急剧下降。我再次进行自我调适：将电脑字体放大到视力表上最大的“E”那么大；练习拄着拐杖上下台阶，规避路障。我还专门了解了针对盲人的电脑新技术。朋友和同事们不断给我打气、出主意。只要读到任何相关治疗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消息，他们都会及时告知我。可惜我这种黄斑变性直到现在都无法医治。到了2004年，我的视力跌至谷底，我完全失去了中央视力。这可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不会出现比这更糟的情况了；也可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就是最糟的情况。
在黑暗而扭曲的世界里生活，让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处理斯坦福的教学工作。我一直在修订讲义，用大号字打印出来。随着视力的不断下降，讲义的字号也越来越大。但双眼失明后，我根本没法阅读讲义，更不用说看到学生的表情，揣摩他们的反应了。那段绝望的日子里，我相信自己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要求继续教学，于是就辞职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因为自那以后，我就开始训练自己讲课时不用讲义。
我仍旧能靠边缘视力看到一点东西，但25厘米以外的人就没法认出来了。我必须凑得很近才能看清楚是谁在跟我说话，偶尔会显得很失礼：本以为是一位朋友，猛然发现自己与一个陌生人面对面紧挨着，于是两人都带着窘迫迅速退后。当四个可爱的小孙女来家里时，这份无奈表现得最为厉害，我根本没法将她们区分开来，每每想到这件事便令我伤心不已。这样的体验，加上扭曲而陌生的环境带来的焦虑，似乎令我儿时腼腆的性格死灰复燃。可我原以为自己成年后已经成功克服了内向的毛病。
以前我把失明想得太简单，以为就是视力严重减退而已，事实远非如此。我不仅看不见眼前的事物，还常常看见不在眼前的事物。有几年，我眼前会无缘无故地浮现希伯来语单词，仿佛就印在我前方的一面墙上，而且还不是祈祷书上的普通式样，而是印在《托拉》上的华丽式样，就像精美的手写艺术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timshel，意思是“你可以”。直到今天，每隔两三分钟，就仿佛有一束强光射向我的眼睛。这恼人的视觉先兆需要富有创造力的应对技能。起先我尝试自嘲，假装自己被狗仔队盯上了，因此到处是闪光灯，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如果我已从哥哥贾森那里学有所得，此时就绝对不能抱怨这一手烂牌，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打好这副牌。我一直试图这样行事，既没有走向否认一切的极端，也没有迈向沉迷于自我怜悯的另一个极端。像我这样的“害羞之人”，若是在飞机场或不熟悉的城市迷了路，也不得不开口求助陌生人，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作为一个学者，不能浏览期刊论文，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也不好笑。但是幽默，混合着一点失调的减少，帮助我度过了最难挨的日子。一则古老的犹太笑话恰好能表达我的感受：
两位老朋友在街上相遇。“嘿，杰克，”索尔喊道，“得了关节炎和癌症以后，你感觉如何？”
“很可怕，但并不太糟。”
每次我的视力下降，自我调适的方法之一就是弱化无法再做之事的重要性（我才不喜欢参加鸡尾酒会，写期刊文章呢），同时关注自己能做之事，比如与朋友们交谈，聆听有声读物。在街上向陌生人求助对我来说已不是难事，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耐心而友好地帮助我。就算我再也没法接住棒球，甚至连球都看不到了，我还能跑。我可以一大早到海边的沙滩上去跑步，这样就不用担心会绊倒正在学步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