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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走的路2:勇敢地面对谎言》不在压抑中死亡,就在压抑中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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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压迫可使有智慧的人疯狂!”

比利的家庭真可谓疯狂:一个儿子举枪自杀,一个儿子偷车被抓,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比利的父母居然把哥哥自杀用的枪当做圣诞礼物又送给了比利。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个家庭变得如此疯狂呢?

第二天,我见到了比利的父母。我得知,他们都是为生活而辛苦打拼的上班族。爸爸是专业的机械师,专门打造刀具与模具,他为自己精湛的技艺而沾沾自喜;妈妈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秘书,她很骄傲于自己能将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去教堂做礼拜。爸爸习惯在周末喝适量的啤酒,妈妈则爱在周四晚上去打保龄球。他们夫妇二人中等身材,相貌平平,属于蓝领的中上阶层——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脚踏实地。他们对于家中近年来接连不断的悲剧——史都华自杀、比利偷车,似乎感到很迷惑,不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派克医生,我都快崩溃了。”母亲说。

“是史都华的死吓到你们了吗?”我问。

“这对我们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父亲答道,“事实上,他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在学校里的表现也很好,并且他还加入了童子军团。他喜欢在屋后的田野里捉土拨鼠。他虽然总是沉默寡言,但他很讨大家的喜欢。”

“那么,自杀前,他看上去是不是郁郁寡欢?”

“一点也不。相反,他跟往常没两样。当然,他不爱说话,即使有很多心事,他也不会和我们说。”

“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没有。”

“你们双方的家属中,有没有人曾经得过心理疾病或者严重的忧郁症,甚至自杀?”

“我的家族里没有这样的人。”父亲回答,“但是,我的父母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所以德国那边的亲戚中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不敢断言。”

“我的祖母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必须住院。但除此之外,我们家族也不曾有人得过心理疾病,当然更不用说有人会去自杀了!咦?医生,你该不会说,我们的比利也有可能……可能会对自己做傻事吧?”母亲问道。

“是的。”我回答,“我想,十之八九有这样的可能。”

“啊!天哪!这样我可真是承受不了!”母亲抽泣道,“那你的意思是,诸如此类自我伤害的事,是家族性的遗传吗?”

“这是肯定的。统计资料显示,如果兄弟姐妹中曾有人自杀,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有自杀倾向的比例就很高。”

“老天!”母亲又再度啜泣,“你是说,比利也可能步他哥哥的后尘?”

“难道你们都不曾想过,比利的情况很危险吗?”我问。

“没有。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想过。”父亲说。

“但据我所知,比利的低落情绪已经持续一段日子了!难道你们不会担心吗?”我问道。

“当然会担心咯!”父亲回答,“对于他哥哥的死,他会伤心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都以为,过一阵子,他自然就会没事了。”

“那你们都未曾想过,带他去接受心理治疗吗?”我继续问。

“当然不曾想过!”父亲又答道,这一次他似乎有一点愤怒了,“不是都说了吗?我们以为他很快就会恢复的,谁也不会晓得,事情竟会演变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我得知,开学以来,比利在学校的成绩一落千丈。”我说。

“是啊,真是丢脸!但他以前绝对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母亲答道。

“学校那边一定会有些担心吧!他们有没有和你们取得联络,帮你们找出问题?”

母亲看起来略显不安。“学校曾经找过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很担心。我甚至还特意请假,去参加了学校专门召开的会议,一起商量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必要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允许我与学校那边聊一聊比利的事。因为,这么做的话,可能对比利的病情大有帮助。”

“当然可以。”

“在那次会议中,学校方面有没有人提议过,让比利去接受心理辅导?”我问。

“没有。不过,校方确实有人建议过,比利应该接受辅导,但那不是让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意思。如果校方真的要比利去看医生,我们也会照做的。”母亲很镇定地回答我。我甚至不确定,几分钟前的她是否惶恐不安过。

“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父亲补充道,“但是,因为他们说的仅仅只是‘辅导’,我们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可能是学业上的辅导。可实际上,我们并不会强迫孩子去读书。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他的成绩,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对小孩的管教不应该太严,你认为呢,医生?”

“我不能确定你的说法——带比利接受辅导就等于是在逼他。”我表示。

“医生,这是两回事。”母亲辩驳道,“对我们而言,在假日以外的工作日,带着比利到处参加辅导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辅导员都是周末休息,而我们又只是普通的上班族,不可能每天都请假离开公司。我们还得赚钱过日子。”

我发现,与比利的父母争辩——能否在晚上或是周末,找到仍然开业的辅导机构——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决定将话题转向梅琳达姨妈,我说:“我和诊断医生都认为,比利可能需要留院观察一阵子——他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来彻底转换自己生长的环境。我想知道,有没有哪一位亲戚,可以让比利寄住在家里的?”

“恐怕是没有。”父亲很快答道,“我想,没有任何人会喜欢把青春期的孩子带在身旁。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

“可是,比利曾向我提过他的梅琳达姨妈。或许,她愿意帮忙也说不定。”

母亲突然追问道:“是不是比利跟你说了什么?他是不是说不想和我们住在一起了?”

“不是,我们没有谈到过这个话题。而我之所以会这么说,只是因为我想尝试一切可行的方法。这位梅琳达姨妈是什么人?”

“她是我的姐姐。”母亲回答,“但是她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她家离这儿,至少有几百英里远。”

“不远呀!但我这仅仅是针对比利转换环境这件事而言的。实际上,这样的距离恰到好处:近到他随时可以回来看你们,远到他可以摆脱哥哥自杀的伤心地。或许,这样的距离,还能够帮助他远离现在所面临的其他压力。”

“我只是认为,这并不一定行得通。”母亲说。

“噢?”

“梅琳达和我的关系并不亲密。不对,应该说,一点儿也不亲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关系一直都不好。她总是一副高傲的样子,她和她的老公只不过拥有一家规模很小的房屋清洁公司,而她也不过是个清洁女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凭什么就这么狂妄自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你们俩相处得不好了。”我表示道,“那么,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适合与比利同住的?”

“没有。”

“好吧,可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虽然你不喜欢你的姐姐,但是比利似乎对她颇有好感。”

“医生,”父亲终于插嘴了,“我不知道你在影射些什么?你似乎自以为是警察,然后随意地盘问他人。但实际上,我们并没做错什么。如果你一味地坚持要让比利离开我们,那我告诉你,你无权这么做!从小到大,我们为那孩子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一直都是尽职尽责的好父母。”

我感到很可笑,说道:“但是,你们送给比利的圣诞礼物,让我很担心。”

“圣诞礼物?”他们一愣。

“对!据我所知,你们送给了比利一把枪。”

“没错。”

“可那是比利想要的礼物吗?”

“我怎么知道他想要什么礼物!”父亲愤怒道。但刹那间,他的神态又转变为哀愁。“我并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礼物。你也知道,这一年来,我们遭遇了太多的变故。对我们而言,这一切就仿佛晴天霹雳一般。”

“我相信你们的艰难。”我说,“可是,我仍然不解,你们为什么要送他一把枪呢?”

“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没理由不送呀!对大多数与他年龄相仿的男孩而言,枪代表着成年。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份好礼物。”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从容地说道,“你们的大儿子是举枪自杀的,按理来说,他不应该对枪抱有这样的好感。”

“你是反枪人士吧?”父亲再次略带挑衅地问道,“其实这也没关系,你有权反枪,我本身也不是什么枪支的追捧者。但我认为,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原因不在枪,而在持枪的人。”

“没错,就某些方面而言,我确实同意你的观点。”我说,“史都华的确不是因为有枪才自杀的,这其中一定还存在着其他更重大的原因。你们知道可能是因为什么吗?”

“不知道。不是已经说过吗?甚至连史都华的情绪低落,我们都不曾察觉。”

“没错,史都华确实情绪低落。只有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的人,才会想到要自杀。你们连史都华的苦闷、忧郁都不曾察觉,那就更没有理由会去担心他的身上有枪。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你们已经知道比利的情绪低落了!早在圣诞节,你们把枪当作礼物送给他之前,就已经对他的情绪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拜托,医生,你好像没有搞清楚。”母亲接过话茬儿,跟丈夫同一个腔调,“我们真的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只是单纯地以为,比利是因为他哥哥的死而心烦意乱的。”

“就因为这样,你们不送别的,唯独把哥哥自杀用的枪送给了比利?”

父亲又抢先开口:“因为我们买不起新枪送给他!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你总是一直在挑我们的毛病?我们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对我们而言,挣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钱也不是长在树上,或凭空掉下来的。我们已经很努力地想将最好的礼物送给比利。事实上,我们本可以卖了那把枪,把它兑换成现金的,但我们没有这么做。相反,我们把它保留了下来,并将它作为礼物送给比利。”

“可是,你们觉得比利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问。

“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将他哥哥自杀用的凶器,送给了比利,不就等于要他去步史都华的后尘,一样去自杀吗?”

“我们可没有这么想过!”

“你们当然不会这么想。但是你们敢保证比利不会往这方面想吗?”

“我们认为他不会。派克医生,我们不像你,受过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我们只是实实在在的工人阶层,不可能做到凡事都想得很周全。”

“也许这是个恰当的理由,但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因为这些事事关重大,你们不能不想。”

我们对视了很久,从他们的表情中,我能清晰地看见,比利的父母在不遗余力地逃避罪恶感。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因为逃避罪恶感,就足以说明他们不愿去正视自己的问题,一味地用谎言在掩饰。一开始,他们还为比利的命运担心,但是,当问题触及到他们自身时,他们却百般狡辩,找各种理由推脱,似乎大儿子的自杀与比利的抑郁症跟他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们说逃避罪恶感的人,会变得邪恶,因为他们为了逃避良心谴责所带来的痛苦,会不择手段,采取一切措施。我试图去了解他们的感受,究竟是生气、害怕,内疚,还是苦恼?但我不得而知!他们用谎言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让我很难看到真相。唯一能够确认的是,他们很排斥我。这一点让我感到很累。其实,我很清楚他们之所以排斥我,是因为我想让他们去面对自己,接受良心的谴责,承认自己的问题,与其说他们排斥我,不如说他们排斥的是他们真实的自己。

我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可以签名,同意我与比利的姨妈梅琳达聊一聊比利,以及比利的现状。”

“我不签。”父亲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不会同意你把这件事告诉外人的。你可真是自恃高大、自以为是的人物。”

“恰恰相反,”我冷静理智地解释道,“我现在正是尽可能地让影响最小化,只让你们家族之内的人知道。现在,对于比利的情况,只有你们知,比利知,还有我知。但是一旦情况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就不敢保证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借助梅琳达姨妈的力量,至少我得确定她是不是真的可以帮上忙。如果你们坚持反对我这么做,那我也别无选择,只能一五一十地向领导反映这种情况。我想,到那个时候,商议后的决定一定是认为,我们有义务将比利的案子送交‘州儿童保护局’受理。但我觉得,现在的情形还不至于严重到那种地步。如果梅琳达姨妈能够提供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去麻烦州政府。不过,归根到底,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你们二位的手中,就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完全同意让我和梅琳达谈一谈。”

“噢!医生,对不起,我们刚才只是一时糊涂。”比利的妈妈瞬间转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道,“得知我们的孩子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偶尔会心烦意乱、急躁不安,希望你能够谅解。其次,我们从未和你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交谈过,所以难免会有些不习惯。这份同意书,我们当然要签。而且,我们也不会反对请梅琳达帮忙。总之,只要是对比利有益的事,我们就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做。”

签完了同意书,他们夫妇就离去了。当晚,我和太太参加了一个同事聚会,聚会上,我也比平常多喝了一点酒。

第二天,我联络了梅琳达姨妈,她和她先生得知这样的情况,立即赶来找我。见面后,他们详细地了解了事情的始末,看上去,他们似乎对这件事颇为关心。虽然都得工作,但是他们还是表态,只要不用负担比利心理治疗的费用,他们倒是很愿意比利暂时寄住在家里。很幸运的是,由于他们的尽心尽力,梅琳达所在镇上最权威的心理医生,同意接手比利的案例,在我与他进行了简单的交接工作后,他开始了对比利的长期心理治疗。但是对比利本人,我只是告诉他,我做了一个对他有益的安排。比利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必须要与梅琳达夫妇同住,因为,我觉得他还不具备面对真相的能力。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就是比利的父母是伪善的恶人。

伪善的恶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承认自己不善。拒绝承认不善,人就会走向恶;承认自己不善,人就会变善。对于正常的父母,如果由于自己的疏忽,没有注意到史都华自杀前情绪的变化,一定会为自己的粗心而产生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会让他们接受教训,进行深刻的反省,避免情况再次出现。与此同时,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把枪送给比利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时,也一定会深深地自责。显然,比利的父母不是正常的父母,他们不愿意承受良心谴责所带来的痛苦,极力通过狡辩来逃避罪恶感,甚至把送枪给比利这样邪恶的事情,也说得振振有词。

穷凶极恶的人没有罪恶感,所以,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同样,伪善的人为了逃避罪恶感,什么邪恶的事情都会去干。我曾经说过,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不敢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是人格失调症的表现,但伪善之人不仅不承担自己的责任,还会以毁灭别人的方式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常常通过寻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问题,逃避良心的谴责。而这些替罪羊往往就是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例如,一个 6 岁的 男 孩 问 父 亲:“ 爸 爸,你 为 什 么 叫 外 婆 ‘ 贱人’?”父亲听后恼羞成怒,大吼道:“我告诉过你,不要来烦我!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要来管,我现在就要狠狠地教训你,这是你自找的!我要用肥皂水漱你的口,让你受到教训,看看以后别人叫你闭嘴、不要说脏话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再说了!”于是,父亲拖着孩子来到洗手间,假借“适当管教”的名义,却干出了邪恶的事情。显然,这位父亲大动肝火,是因为儿子让他看见了自己身上的“污秽”,他害怕面对自己的“污秽”,极力逃避,所以就把儿子当成替罪羊痛打一顿。在这位父亲的潜意识里是这样说的:“谁让你指出我的错误的,我不愿意面对错误,可你偏偏要揭我的短,因为你揭了我的短,让我感到很痛苦,颜面扫尽,所以我要狠狠教训你。”

伪善的父母与孩子发生分歧时,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错,他们会把一切错误归咎于孩子,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压力。从比利父母极力逃避罪恶感的一言一行中,我分明看清了比利和他哥哥遭受的压抑和摧残。比如,当比利和哥哥有正常的情感需求时,父母总会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明明是父母自己的错误,他们却会轻易将责任推给孩子;明明孩子遭到了漠视,父母却声称自己非常爱孩子。父母永远正确,孩子的压力就会无边。在无边的压力下,孩子怎能体会到生命的快乐呢?孩子体会不到生的快乐,选择死便容易理解了。不在压抑中死亡,就在压抑中疯狂。比利的哥哥史都华不堪父母的压抑,选择了自杀,而比利不堪父母的压抑则选择了疯狂——偷车。如果把人比喻为一管牙膏,遭受到压力,就一定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正常的释放渠道是牙膏的管口。但关闭管口,遭受压力之后,牙膏就会从别的地方被挤出。比利去偷车,就是在通过非正常的渠道释放压力。圣诞节时,他本来想要的礼物是网球拍,但却收到了哥哥自杀的枪。面对常有理的父母,他能说什么呢?父母送他这把枪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要自己像哥哥一样自杀吗?这把枪给比利带来了强大的压力,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偷车,实际上就是发泄这些情绪的一种方式。所以,要彻底解救比利,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让他远离自己的父母。

事实上,比利在几天之内就适应了环境的改变。通过梅琳达姨妈对他的帮助以及护士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比利在新的生活环境中,病情恢复得很迅速。三周后,比利就出院了,搬到了梅琳达的家里居住,那个时候,比利双手及手臂上的伤口都已经结痂,他甚至还可以和工作人员开玩笑了。六个月之后,梅琳达告诉我,比利现在过得很好,学习成绩又迎头赶上了。比利的心理医生告诉我,他对治疗很有信心,但是对于比利父母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看待自己的态度,他还止于开始探求的阶段。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打听比利的情况了。至于比利的父母,在比利住院期间,我又见过他们两次,但每一次都只有短短几分钟,而且每一次都是不得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