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我进入心理治疗这一行，当时怀有怎样的动机，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当然，我相信自己志在助人。其他医学门类也有助于人类健康，但在我看来，其治疗程序过于机械化，我难以适应。我觉得与患者深入沟通，比起把手放到患者身上摸来摸去地检查病情要有趣得多。人类心智的成熟过程，也比肉体或病毒的变化更吸引我。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多数心理医生如何帮助他人。我只是设想他们会使用某种符咒或魔术，神奇地解开患者的心结，我也一直渴望成为这样的魔法师。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工作不仅关乎患者心智的成熟，与我自己心智的成熟也有关系。
在实习前十个月，我负责照顾病情严重的住院患者。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药物、电磁治疗以及专业护理，而我的作用不值一提。不过，我还是学会了传统意义上的“符咒”——与患者进行心理互动的技巧。此后不久，我开始接待第一个患者，这里暂且称她为马西娅。马西娅每周看病三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她进行的治疗，一直令我感到难受。不管我要求她谈什么，她基本上缄口不言。她也不肯照我提供的方式，说出更多的心里话，甚至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大相径庭。经过一再努力，她多少做出了调整，我也采取了更多样的治疗方式。可是，尽管我掌握各种治疗技巧，却不能给马西娅带来更大的帮助。经过一段治疗，她还是恶习不改：像过去一样，她总是放纵地与多个男人交往。几个月以来，她始终向我炫耀有增无减的恶劣行为，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无药可救了？”
对于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只是含糊地问：“你似乎是想知道我对你为人的看法？”
她说，她正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我该说什么呢？应该采用哪一种符咒呢？难道我应该回答：“你为什么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你觉得我对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或者“马西娅，我如何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自己。”归根到底，我没有做出这些避重就轻、不痛不痒的回答，它们只不过是逃避性的遁词。马西娅在长达一年时间里，坚持每周看病三次，我有理由给予她诚实的答案。但是，对于她的问题如何回答，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先例，也没有哪位教授告诉过我，如何当着患者的面，如实说出对对方人品和人格的看法。我在以前的医学教育中，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别的医生同样没有。我相信说出心里话，就很可能陷入被动。我紧张地思考着，感觉心怦怦直跳。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冒险。我说：“马西娅，你来看病有一年了。说实话，我们的关系不是很顺畅，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抗，这使我们都感到无聊、紧张和恼怒。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你，在这一年里，你能够忍受不便，一周接一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来看病，表现出很强的毅力。如果你不是自尊自爱、追求成长的人，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努力追求上进，怎么可能是无药可救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并不是无药可救。你也有资格得到我的尊重。”
不久，马西娅就从几十个关系暧昧的男人当中，选择了最适合的一位，并和对方认真交往。他们后来结了婚，生活幸福。她再也不是那个自暴自弃、过于放纵的女孩子了。自从我们那次谈话以后，她开始更多地敞开心扉，除了缺点，她还会说起自己的优点。我们无谓的对抗也消失了。治疗越来越顺利，她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我采取了冒险的治疗方式，不仅使她态度逆转，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而且对她没有任何伤害，既保证了治疗的质量，也成为治疗过程的转折点。
上面的事例，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心理治疗者是否总是应该开诚布公，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患者？当然不见得。心理医生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治疗手段，而且要基于一个基本前提：医生必须诚实地对待患者，而且要始终如一。作为医生，我尊重而且喜欢马西娅，这也完全是出自真心。而且，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对于她有着特殊意义，尤其是在我们相识已久，治疗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治疗出现转折，与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无关，而是与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出现进展有关。
在治疗另一位患者期间（姑且称她为海伦），也出现过类似的戏剧化的转折。海伦每周看病两次，过了九个月，病情仍没有起色，我对她本人也缺乏好感。相处了很长时间，她还是戴着厚厚的面具。我不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陷入了迷惑和懊恼之中，连续几个晚上研究她的病例，却没有任何收获。我唯一知道的是，海伦不信任我，她抱怨我不关心她，甚至说我只关心她的钱。九个月后的一天，她在接受治疗时说：“派克大夫，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沮丧。你不关心我，也不在乎我的感觉，你让我怎么和你沟通呢？”
我回答说：“海伦，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沮丧。我不知道，你听了我的话会怎么想，但是说实话，我从业10年来，你是最让我头痛的患者。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患者接触了这么长时间，在治疗上却毫无进展。或许你觉得我不是适合你的医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愿意半途而废，可你的确让我感到困惑。我想不通我们之间的合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海伦突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那么看起来，你还是关心我的。”她说。
“呃？”我问。
“要是你不关心我，也就不至于感到沮丧了。”
下一次见面时，海伦完全变了样。她过去对很多事情避而不谈，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她原原本本地把她以前的经历和感受告诉我。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找到了她的症结，并且迅速确立了理想的治疗方案。
我在治疗中的反应，对海伦有着特别的意义。我做出恰当反应的前提，在于我们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在于我们都为治疗付出了努力。心理治疗不是依靠单纯的激励，不是借助于任何“符咒”或采取特殊治疗方式，而是依靠医生与患者对治疗过程的共同投入。治疗者必须为了患者的成长而进行自我完善，承受没有退路的风险。他们要始终如一地关心患者，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精力。换句话说，真正的爱，是让心理治疗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
如今，西方的心理学著作，其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却大都忽视了“爱”这一话题。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印度教派的智者指出，爱是力量的来源。然而在西方心理学著作中，只有个别分析心理治疗成败得失的文章，才偶尔提到爱的问题。而且，它们顶多是提到“亲切感”、“同情心”等特质对心理治疗的帮助。“爱”这个题目，似乎令心理学家们感到尴尬，以致极少提起。这种情形有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常常把真正的爱与浪漫的爱情混为一谈。此外，我们偏重于所谓“科学治疗”，认为它更加理性，更加具体，是可以测量的一种治疗方式，而心理治疗当然也应属于科学治疗的范畴。相对而言，爱是抽象的事物，是难以测量、超乎理性的事物，因此不能归入科学治疗之列。
专家们对爱闭口不谈，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医生应同患者保持距离，这种传统的治疗观念根深蒂固。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这一观念的信奉程度，甚至有甚于弗洛伊德本人。根据他们的观点，患者对医生的爱都属于“移情”，医生对患者的爱则属于“反移情”，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们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应该竭力避免。
我认为这种观点很荒谬。移情一向被视为一种不恰当的情感反应，但是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能连续几个小时倾听患者的心里话，既不随意打断患者，也决不妄下断言，他们能够给予患者从未有过的关心，大幅度减轻患者身心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爱上医生，完全是正常的反应。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移情的本质，决定了它可以阻止患者真正爱上医生。毕竟，移情只是短暂的心理现象，可以使患者初次感受到情感的力量，从而更容易使治疗产生效果。有的患者配合治疗，听从医生的建议，并借助治疗使心智得到成熟，医生对这样的患者具有好感乃至产生爱意，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治疗中掺入亲情成分，可使治疗更有起色，此时心理医生对患者的爱，就如称职的父母给予子女的爱。
许多人产生心理疾病，都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爱，或者得到的是畸形的爱。医生给予患者更多的爱和关心，才能够使他们的心理得到补偿，使疾病更快地得到治愈。心理医生不能真心地去爱患者，就无法使治疗产生疗效，更不要说立竿见影了。不管心理医生受过多么好的训练，没有真正的爱，或者缺少自我完善，心理治疗只会以失败收场。
由于爱和性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不妨对医生和患者的性行为略作探讨。心理治疗具有“爱”和“亲密”的元素，因此，患者和医生容易彼此产生性的吸引力，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跟着增加。有的心理学同行，对那些跟患者发生性行为的心理医生大加痛斥，其实他们未必真正了解其中原因。坦率地说，假如我经过细致的权衡，判定要使患者的心智得到成熟，就必须和其产生亲密的关系（包括性行为在内），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方式。不过，在我15年的从医生涯中，至今还未出现过这种特殊情形，我也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形。
正如前面所述，称职的心理医生扮演的角色，基本类似于称职的父母的角色。显而易见，称职的父母不可能跟孩子发生性行为。父母的职责在于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利用孩子满足自己的欲望。有责任感的心理医生会尽可能地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而不是通过患者满足自己的需要。父母应该鼓励孩子追求独立，这也是医生对患者承担的责任。在没有这种责任感作为前提的情况下，假如某个心理医生宣称，他跟患者发生性行为，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为了鼓励患者走向独立，那么他的话就必然是一派胡言，无法叫人信服。
当然，有的患者的确有性引诱倾向，容易把自己同心理医生的关系转化为某种性关系，这只会妨碍他们的自由和成长。现存的一些理论以及为数不多的证据证明，医生与这样的患者发生性行为，只能使患者的心理变得更加依赖，妨碍他们心智的成熟。即便医生和患者没有发展到性行为阶段，只是谈情说爱，也是有害无益的事情。我在前面说过，如果陷入情网，自我界限会出现崩溃，其独立性又会出现大幅度倒退。
如果医生同患者陷入情网，就无法客观面对患者的状况，也无法区分各自的需要。医生如果爱患者，就不该轻易同患者谈情说爱。医生必须尊重被爱者独立的人格，区分自己和患者的角色。有的心理医生甚至认为，除了治疗以外，其他时间不可以同患者私下接触。我尊重这一观点的出发点，不过，我觉得不必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当然，我过去在这方面有过失败的经验：我私下里同一位患者接触，对于其治疗却没有多少帮助。与此同时，我和别的患者私下交往，结果彼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我也曾为几个好友进行心理分析和治疗，而且都取得了成功。通常说来，即便治疗成功告一段落，医生也应该冷静而谨慎，保证自己与患者的私下接触绝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
既然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敢于一反传统，把心理治疗界定为真正的爱的历程，那么反过来说，真正的爱能否使心理治疗更有成效呢？如果我们真心去爱自己的伴侣、父母、子女、朋友，我们能为促进他们的心智成熟而进行自我完善，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是在对其进行心理治疗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我的妻子、儿女、父母或朋友出现了心理疾病，整天不是胡思乱想，就是自我欺骗，或不幸处于其他困境之中，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与他们密切沟通，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此过程中，我会忍受痛苦，遵循规矩行事，从而实现自我完善。我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如同我对待那些付钱找我看病的患者一样。我从来都不曾设想过把职业生活同私人生活一分为二。我不可能因为家人朋友没跟我签署过保证书，没有付给我任何医疗费，就对他们置之不理。假如我不肯把握每一个机会，运用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去帮助我所爱的人，努力促进他们的心智成熟，我又如何算得上是个好朋友、好父亲、好丈夫和好儿子呢？而且，我相信我的朋友和家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帮助我解决各种问题。尽管有时候，我的孩子们对我的批评过于坦率，他们提出的所谓“忠告”也不见得有多么成熟，但毕竟使我得到不少的启示。我的妻子给我的帮助，也绝不少于我给她的帮助。同样，假如朋友对我的个人问题视而不见，从未给过我任何出自真心的关怀，我也不可能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朋友。事实上，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指导和帮助，我的成长与进步就会大大滞后。所有建立在真爱之上的情感关系，其实都是互相勉励、共同促进的心理治疗关系。
当然，我并非一直是这样看待上述问题的。过去，我对妻子给予我的赞美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她对我的批评；我对她的依赖性的培养和扶植，绝不亚于我对她的独立性的支持和鼓励。作为父亲和丈夫，我仅把自己看作是家庭的衣食提供者，我的责任就是给家里带回火腿和熏肉，而我理想中的家庭，应该是个气氛温馨而不是充满挑战的地方。我曾认为，心理医生在职业生涯之外，经常对朋友和家庭成员进行心理实践，不仅是危险而有害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除了对滥用职业能力的恐惧以外，懒惰也助长了我的上述意识。给家人提供心理治疗当然也是一种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显然比工作8小时更辛苦。医生也常常怀有这种心理：他们喜欢那些怀着希冀和渴望，主动涉足你的专业领域，主动寻求你的帮助，想借助你的智慧而获得支持的人；他们喜欢那些愿意付费给你，让你为他（她）诊断和治疗，而且每次都限制在50分钟以内的人；他们不太喜欢那些把你的关怀视为应尽的义务，随意对你提出各种要求的人；他们也不太喜欢那些从不把你当成权威人物，也不会恳求你给予指导的人。
事实上，对家人或朋友进行心理治疗，照样需要自律，其强度绝不亚于在办公室里的工作，甚至要付出更多的爱和努力。在我看来，一个人坚持不懈，跋涉在心灵成长的道路上，爱的能力就会不断增长。假如心理医生被外界因素过多地限制，就不应超出自己爱的能力范围，勉强尝试职业之外的心理治疗。缺少爱的心理治疗，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还会带来危害。如果你每天能“爱”6个小时，那么你应当感到满意，因为你的爱的能力，已经强于大多数人了。心智成熟的旅途是漫长的，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自我完善，使自己具备更强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对朋友和家人进行心理治疗。在所有时间都能去爱别人——这是一种理想，一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可能最终实现的目标，在短时间内，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是外行，只要他们富有爱心，即使没有接受过严格训练，也能够进行心理治疗。换句话说，对朋友和家庭进行心理治疗，不仅适用于职业心理医生，也适用于一般人。
有时候别人会问我治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告诉他们：“当你自己成为不错的心理医生的时候。”这一结论其实更适用于团体治疗的成员。许多患者不喜欢这种回答，有人说：“这太难了！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我和别人交往时，一直都要处在思考中。我不想那么辛苦，只想活得快乐些。”我则提醒他们，人际交往是彼此学习和教育的机会，也是给予治疗和接受治疗的机会。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既不能学到什么，也不能教给别人什么。即便如此，患者们还是会感到紧张和畏惧。他们说的是心里话，他们不想追求过高的目标，不想让人生过于辛苦。因此，即便是接受最有经验、最具爱心的心理医生的治疗，大多数患者也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他们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匆匆结束治疗。他们或许能够咬紧牙关，踏上短暂的心智成熟之路，甚至走过相当长的距离，但终归难以走完全程。心灵之旅过于艰难，使他们只满足于做普通人，而不想接近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