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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山八年》I Do基金,感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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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由于当时信号中断,所以直到15日,很多人才看到震后画面,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孩子们从废墟中被挖掘出后的嚎哭,动人心魄。我看了不到三分钟,就做出一个决定:捐款2000万给汶川。

事后想来,这纯粹是一个感性的本能决定。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没有进行任何理性的分析,而是那些灾后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催生了我的决定。

心学大师王阳明说,所谓致良知,无非就是你面对一件事情时,不经任何思考而做出的直接反应,就如同条件反射一样。如果你面对一件事时有了思考的能力,那说明你的良知纯度不高,因为任何事情经过思考、分析和琢磨后,就不是良知的本体,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

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感性或者说是良知,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时光流逝,我越来越对当初那个感性决定感到骄傲。

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当天我就和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见面。他出其不意地问我:“你想怎么把这2000万捐出去?”

我一愣,心想,捐款而已,难道还需要什么方式吗?

会长告诉我,捐款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把钱捐出去,什么都不管了;一种方式是成立个基金,长期做慈善。

我脱口而出:那肯定长期做慈善。

会长语重心长地说:“长期做慈善说得容易,做起来可是很难的。你要考虑清楚。”

我说:“我考虑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长期做慈善比转山还不容易,你成立个基金就等于有了公益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必须要有人专门专心去做这件事,找基金资助的公益项目,并对整个项目进行监督,还要有其他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

当时有人曾问我,面对汶川,没有人不会动心,捐款也在意料之中,可即使比你有钱的人,也很少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下定决心捐2000万,你当时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吗?

我不诧异于朋友的提问。当我们在做一个相对大的决策后,外人会很惊讶,其实我们本人是心平气和的,因为这个决策背后已经有了积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2008年决定成立I Do基金之前,我和我的公司已在慈善的路上。我们先后捐助了多所图书馆和小学,捐助各基金会和组织倡导的很多公益行动。

然而,在成立I Do基金之前,无论是哪种慈善,其实都是零零散散。成立I Do基金后,我才真正把慈善当成一个专门的事业来做。如果说做慈善在成立I Do基金之前和之后有什么区别,那么我可以说,之前,我做的是捐款的慈善;之后,我做的则是亲力亲为的慈善。

基金成立一天后,我就决定去汶川。出发前一晚,有朋友从汶川打来电话说,如果你来汶川,就请带点人血清蛋白来,因为伤者太多,急需人血清蛋白。

我连夜联系了所有朋友,发动了全部社会关系,终于在第二天中午,获得了20支人血清蛋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我们终于在当天晚上9点抵达绵阳520医院。

到了医院,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人血清蛋白原来是一种为截肢患者及重病患者,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候使用的,我的心马上揪起来了。当我看到被人血清蛋白救助的两位重症儿童时,也是我在地震后第一次真正见到身上写满了地震痕迹的孩子!

两个都是女孩,蜷在雪白床单里面,一个失去了左臂和右腿,一个非常伟大,本来已经逃出,却因为再次返回营救同学截掉了双腿。正是这次送药,让我知道了背后更加震撼人心的故事,北川中学整整一个班的同学,都被埋在地下,整整70多个小时,他们喝墨水,啃课本,维持着体力,对十几岁的孩子,重创的身体和巨大的恐惧,消磨着意志,有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自杀,有人被救回后,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再也没有好转。

40多个孩子,只有6人挺了过来,居然是靠了周华健的一首《朋友》和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出去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其实,我这个人,最看不得孩子受罪,永远没办法对孩子说“NO”。在地震之后,幸存下来的孩子在一年之内经历了无数次大手术。每次大手术后,孩子们都会因为疼痛失去继续坚持的勇气,这时候我会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第一时间冲到医院去陪她们,听她们发泄痛苦,疏导她们的情绪,用耐心和爱让她们平静,让她们看到康复的希望。

我对孩子们的关爱,也由最初的冲动变为责任,最终转化成一种亲情。我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亲力亲为的慈善所带给我的感动。当我看到她们小小的身体里竟然蕴藏了那么坚韧、强大的力量。看到她们坚持过来,并且战胜了那么多的心理阴影,从心底真正地站起来,真正地快乐起来,我的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

正是这种责任感、成就感,支撑着我在未来的慈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与李亚鹏一起看望两个经历汶川大地震后康复的女孩。

在阿里参加I Do基金的慈善活动时与孩子们在一起。

孩子们的笑容让我们心里暖暖的,我们带去的物资也许很重要,但带去的希望则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