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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精读:大师笔下最美诗词品鉴》[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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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销]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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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边几章的积淀之后,本章集中探讨隔与不隔的话题,这是《人间词话》继境界说之后的第二个重要主题。对于隔与不隔之别,王国维并不曾做任何理论上的分析,而是以若干例证在感性上使人明了。

让我们先看第一组对比:“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陶渊明、谢灵运是不隔的典范,颜延之(字延年)则是隔的典范。陶渊明、谢灵运是山水田园诗的祖师,主要以赋体写作,直截了当。但两人的风格其实很不相同,诗品的差异完全反映出人品的差异。

陶渊明的诗歌质朴散淡,抑扬爽朗,字句尽在田园农耕,思虑却高蹈于天下大道,隐隐有豪情溢于言表。所以,若仅仅说陶渊明是田园诗人,这实在看低了他。朱熹率先揭橥,说人人皆说陶诗平淡,但在我看来,其本质其实是豪放,只是那份豪放每每隐伏而不发,只有《咏荆轲》一篇露出本相,平淡的人如何说得出这等言语。(《朱子语类》)

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舟中读陶诗》三首,也道出了陶诗豪放的真相:

其一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71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其二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72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73

其三

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74

历代论陶渊明诗,见地高者莫过于龚自珍这三首绝句。我们领略陶诗的风格,亦当从《咏荆轲》入手: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75。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76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77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78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79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80惜哉剑术疏,81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有豪情为根底,陶渊明写起田园生活便自有一番脱略不群的气象,如他的名篇《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几乎纯属白描,只有“虚室有余闲”暗用《庄子》“虚室生白”之语,虚静的不仅仅是居室,也是诗人的内心,体道的光明正从这虚静中油然生出。诗语没有半点滞涩,一路贯穿下来,有大开大合、所向披靡的感觉。

再如《归园田居》第三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虽然自幼贫苦,但毕竟是世家子弟出身,又一向以读书为业,自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农夫,所以躬耕归隐的日子并不易过。在南山下种豆,结果稗草丛生,豆苗没长出几株,但诗人不以为意,清晨便去锄草,入夜才荷锄归家。劳动虽然辛苦,诗人的心境却好,所以才会以玩赏的心态写出“带月荷锄归”的句子。这一路上,道路狭窄,草木杂生,露水打湿了衣裳。衣裳湿了倒不必惋惜,“但使愿无违”,只要不违背自己的节操就好。

八句诗明白如话,诗人的生涯与操守皆如在读者目前。这样的诗,自然称得上“不隔”。何止不隔,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专论五言古诗,其中有盛赞说:《归园田居》五首诗成为楷模,后世各大名家无不受其孕育;它们应当与《诗经》同列为经,岂止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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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与陶渊明的人生轨迹几乎可以说判然两途。

谢灵运出身于真正的名门望族,是最有资格为“旧时王谢堂前燕”生出感怀的人。谢灵运的祖父就是指挥淝水之战的东晋名将谢玄,于是爵位、人脉、家世,一切令人艳羡的政治资本仿佛一股脑地强塞给他似的,优异的遗传基因竟然还给了他盖世的才华,使他比今天的韩剧男主角还要完美无瑕。这样一个人不早早地自恋成狂,简直是没可能的事情。

谢灵运就是发光到这样的程度,就连自恋也给我们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他说天下才华共有一石,已故的建安诗人曹植分去其中八斗,自己分得一斗,天下名人共分剩下的一斗。这便是“才高八斗”一语的来历。可想而知,曹植如果和谢灵运生活在同一时代,后者断然不会这样慷慨大度。再自恋的人也不会忌妒古人,对古人的推崇甚至也是他们表达自恋的一种曲折委婉的方式。

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十八岁的谢灵运袭封康乐公,这是古代五等爵中最高的一级爵位。义熙元年(405),谢灵运出任琅琊大司马行参军,年仅二十岁的他既是达官,又是显贵。若不是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大事件,真不知道还有什么缘故能够让这位青年才俊稍稍低调一点呢。

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篡晋称帝,改国号为宋。统战工作是必需的,前朝遗老遗少都要有一些或升或降的安置。谢灵运从康乐公被降为康乐侯,这对他而言真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刘裕是个很聪明的人,深知对于那些根深蒂固又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既要拉拢之,又要削弱之。谢灵运没有陶渊明那样的气节,很愿意为五斗米折腰,无奈新朝的权要岗位总要留给新贵,这真令他愤愤不已。而他的心态既然出了问题,刘宋王朝对他的猜忌自然也就一天重于一天了。谢灵运终于被贬出中央,外放为永嘉太守。

赴任之时,有邻里相送,谢灵运写有一首《邻里相送至方山》,很有一点以诗明志的意思: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82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

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

各勉日新83志,音尘慰寂蔑。

这首诗先是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然后夫子自道“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意思是说我一直都在生病,身体不好,所以对生活也没什么谋虑了,幸好我清心寡欲,倒也不觉得有任何缺憾。

我们并不能断言谢灵运这番话完全出于伪饰,但我们至少可以因此而想象一位亿万富翁在遭受财政挫折之时的豁达之语:“哪怕只让我做一份年薪两三千万的闲职,我也可以安贫乐道,波澜不惊。”是的,谢灵运从此不理政务,整日带着数百名宾客、随从游山玩水。这样的一种“甘于平淡”,一天的开销恐怕就抵得上陶渊明一生的用度。人类天然的心理定式是,比起对自己还剩下什么,更在意自己被剥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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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毕竟是从魏晋风流里走出来的,很知道作为一名当世顶尖的才智之士,一定要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才好,切不可露出半点颓丧的气色让那些庄子与佛陀的信徒嘲笑。所以,我们读到了谢灵运满是高风亮节的《七里濑》: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84既秉上皇心,85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86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七里濑在浙江桐庐富春江上,下游数里之外便是严陵濑,东汉隐士严子陵隐居垂钓的所在。诗意是说自己途经七里濑与严陵濑,从眼前的风光遥想严子陵山高水长的绝代风范,于是不以迁谪为恨,愿与古圣先贤同调。

一番豪言壮语之后,心情却还在患得患失中纠结不安。谢灵运最有名的作品《登池上楼》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出来的: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这首诗是谢灵运在永嘉任所病起登楼而作,首联“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就已经体现出一种进退两难的纠结:潜龙深隐,鸿雁高飞,都是自得其所,自己却“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退失据,无论俯仰皆有愧于心。让我们比较陶渊明表达同样意思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隔与不隔的差别便一目了然。王国维以陶渊明、谢灵运同为不隔之范例,若非贬低了前者,便是高估了后者。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做官不能进德修业,有补于世,退隐又没有耕田种粮的本事。其实陶渊明又何尝学过耕地种粮,人家却能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笨拙当中一路摸索下来。谢灵运好在诚实了一回:“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为了挣得俸禄,只有委屈自己到穷乡僻壤做官,但上任之后一直卧病,也没有处理什么公务。

永嘉即今天的浙江温州,当时虽不像今天这般繁华,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穷乡僻壤。谢灵运讲这样的话,只是不甘心离开权力中心,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罢了。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卧病太久,连季节的变换也搞不清了,如今身体好转了一些,这才拉开窗帘,推开窗扉,看看外边的风景。“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仔细听听流水的声音,举目眺望峻峭的远山。“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暖暖的春意驱走了冬天的余寒。“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池塘里生出了春草,园中啼鸣的鸟儿听来也不再是之前的那些鸟儿了。“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不由得想起《诗经·豳风·七月》里“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诗句,想起《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诗句,油然生出了归心。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离群索居的日子总觉得时间太难挨,在春景中越发思念故乡的亲友。“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易经·乾·文言》讲过“遁世无闷”的道理,古人可以高蹈避世而心无挂牵,难道我就不可以效法古人吗?

这样的诗,如何是不隔?从《邻里相送至方山》到《七里濑》,再到《登池上楼》,这三首也算是谢灵运诗歌中出类拔萃的名篇了,但只要与前述陶渊明的几首诗歌比较下来,我们便很难赞同王国维的论断。若只说“池塘生春草”一语不隔,这倒不会有任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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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生春草”与“空梁落燕泥”同样是遣词造句极其平淡却赢得历代交口赞誉的名句,它们确实有不隔之妙,自有一身盎然生机。“空梁落燕泥”语出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南北朝时期,薛道衡在北朝历仕齐、周、隋三代,是名噪一时的文学名臣。这首《昔昔盐》是他的代表作,“昔昔”即“夜夜”,“盐”即“艳”,是描写闺怨的乐府诗歌。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诗歌起首以暮春景色起兴,河堤上有成片的柳枝摇曳,有大丛的蘼芜生长,荷塘里春水泛波,开满桃李的小径上有飞花片片。在这样的春景里,顺理成章地出现了美女的形象:“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汉乐府《陌上桑》有“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晋人窦滔谪戍流沙,妻子苏蕙织锦为回文诗相赠。薛道衡用这两则掌故,点出诗中的女主角是一位像罗敷与苏蕙那般的女子。

“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荡子”是“游子”的意思,并没有今天的道德含义。女子与丈夫分别,任他关山远度,自己独守空闺,辜负了无边的风月春光,从此“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脸上不再挂着笑容,眼里常常淌下泪水。“千金笑”用周幽王宠妃褒姒千金一笑的典故,“双玉啼”是因为南朝人常以“玉箸”(玉筷子)形容垂泪的样子。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盘龙是铜镜上的装饰,女为悦己者容,既然悦己者远别,镜子便收进了匣子,盘龙自然也就随之隐伏起来。彩凤是帷幔上的装饰,帷幔长垂,故而彩凤也总是低垂着不能飞扬。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这是从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几句诗化用而来,形容女子在漫长的思念中夜不能寐。因为良人久久不归,女子既无心梳妆打扮,亦无心整理房间,房间里便只见“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两句在当时便为人称道不已。传说隋炀帝忌妒薛道衡的文采,借故将他处死,临刑前还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良人究竟何时归来,只知道他“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结句化用苏伯玉妻《盘中诗》“何惜马蹄归不数”,希望丈夫不要因为爱惜马蹄而不肯归家。

整首诗其实有太多的用典和化用,文辞也有太多的雕饰,若说不隔,也只有“空梁落燕泥”少数几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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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延之,字延年,生前与谢灵运齐名。他们两个在当时的文艺界很像是今天电影界的张艺谋和陈凯歌。谢灵运含着金汤匙出生,少年成名,一派贵公子的做派;颜延之却出身孤贫,在陋巷之中勤学苦读,终于以一手漂亮的诗文惊艳天下。

一般认为颜延之写诗有点用力过度,以致诗句虽然华美,流畅性却总有一些欠缺。王国维认为颜延之的诗歌“稍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我们试看颜延之的一首《为织女赠牵牛》,这是为《玉台新咏》所收录的名篇之一:

婺女俪经星,87嫦娥栖飞月。惭无二媛灵,托身侍天阙。

阊阖殊未晖,咸池岂沐发。88汉阴89不夕张,长河为谁越。

虽有促宴期,方须凉风发。虚计双曜90周,空迟三星没。

非怨杼轴91劳,但念芳菲歇。

这样的语言看上去和谢灵运的风格很有几分相似,和陶渊明的风格同样有几分相似。诗歌大意是说:婺女星贵为恒星之一,嫦娥在月宫中栖身。织女却比不上婺女与嫦娥,不能托身于天庭侍候神仙。天门不开,阳光照不到她的身上,她又哪能到天池里沐浴,好好修饰一番仪容呢?对岸并没有人在为她设宴相待,她究竟为谁非要飞渡天河呢?只有到七夕才有一次短暂的团聚,而七夕没有春意,只有秋天的凉风吹拂。她多少次计算着日月的流转,又多少次徒劳地等到三星的消隐。她并非埋怨织布的劳苦,只是在担忧青春会转瞬即逝。

这首诗篇幅不长,却在这样小小的篇幅里接连三次化用屈原的诗句:“阊阖殊未晖”化自《离骚》“倚阊阖而望予”,“咸池岂沐发”化自《少司命》“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汉阴不夕张”化自《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还有一句化用《诗经》:“空迟三星没”化自《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颜延之确实书读得太多,也太熟,但总有点入山太深而不能出的感觉。

这首《为织女赠牵牛》不仅在语言上,在内容上也太像《离骚》,以美人香草象征自己苦心孤诣却报国无门的苦闷,当然,也是对自己被排挤出权力中心而发的牢骚。这是张惠言喜欢的写法,但显然王国维一定会持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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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这个评价想来不会惹出任何异议。

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是最受苏轼提点与欣赏的数人之一。在“苏门四学士”里,只有黄庭坚与苏轼一样属于通才,可以称为文学界的全能冠军。论书法,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论诗歌,黄庭坚与苏轼并称“苏黄”,还单独被推尊为江西诗派的开坛祖师,影响力一度超过苏轼;论填词,黄庭坚与秦观齐名,尽管稍逊秦观一筹,但这也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成绩了。

钱锺书《宋诗选注》有一段提纲挈领式的评论:“自唐以来,钦佩杜甫的人很多,而大吹大擂地向他学习的恐怕以黄庭坚为最早。他对杜诗的哪一点最醉心呢?他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点,点铁成金也。’在他的许多关于诗文的议论里,这一段话最起影响,最足以解释他自己的风格,也算得江西诗派的纲领。他有些论诗的话,玄虚神秘,据说连江西派里的人都莫名其妙的。”

所以,出于个人审美趣味以及时代风气的影响,《宋诗选注》竟然对黄庭坚这位大名家仅仅选录了三首质朴轻快的诗歌,展示了黄庭坚最是“非主流”的一面。

黄庭坚的诗歌追求完全是一种技术流,虽然有点偏激,倒也算是对传统语言文字的一种尊重。今天时常发明一些新奇词汇的网络语言一定是黄庭坚最为深恶痛绝的。他会说:我们有什么必要非要创造出屌丝、高富帅、白富美这些粗俗的词汇呢?它们比起草民、贵介公子、大家闺秀可有多出任何新意吗?这种创造新词的潮流其实只说明了现代人对传统语言掌握得不够精纯,因为倘若精纯的话,传统语言明明就有无限的包容力,足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应对任何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倘若黄庭坚生活在今天,一定会语重心长地发表这些意见。写诗当然更要尊重传统语言,但一定不可以照搬。黄庭坚的重点是:要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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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黄庭坚的一首名作,《送范德孺知庆州》:

乃翁知国如知兵,塞垣草木识威名。敌人开户玩处女,掩耳不及惊雷霆。

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薶九京。阿兄两持庆州节,十年骐地上行。

潭潭大度如卧虎,边头耕桑长儿女。折冲千里虽有余,论道经邦正要渠。

妙年出补父兄处,公自才力应时须。春风旍旗拥万夫,幕下诸将思草枯。

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

范德孺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四公子,名纯粹,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出知庆州(今甘肃庆阳),黄庭坚写诗相送。庆州是北宋防御西夏的前线,范仲淹和他的二公子范纯仁都曾在这里主持军政,所以黄庭坚率先赞美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的雄才大略,最后才点到范纯粹的身上。诗句里有大量对前人陈言的“点铁成金”,自然,读者也必须有巨大的阅读量才能欣赏。

“乃翁知国如知兵,塞垣草木识威名”,这是写范仲淹精通政务与军务,名震边陲,语出《旧唐书·张万福传》唐德宗对张万福的赞美:“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

“敌人开户玩处女,掩耳不及惊雷霆”,这一联最容易使人望文生义,以为是敌人冲进门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玩弄处女,其实这里分别有《孙子兵法》和《六韬》里的出处,用以形容范仲淹用兵如神。《孙子兵法·九地》有“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说:在军事行动的开始阶段,军队要伪装出处女一般柔弱的样子,敌人就会打开门户,放松戒备,这时候军队就要如脱兔一般迅猛出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六韬·龙韬·军势》有“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这就是“迅雷不及掩耳”这一成语的出处。

“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薶九京”,这一联是说范仲淹有经邦治国的才干,只可惜未及施展便溘然长逝。“九京”代指墓地,“京”为“原”的误用,语出《国语·晋语八》“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那是晋国贵族的墓地所在。“薶”是“埋”的本字,甲骨文的“薶”是一个象形字,画出向坑中埋狗的样子,这是古人的一种献祭活动。黄庭坚特意用古字,而不用“埋”这个后出的俗字。

“阿兄两持庆州节,十年骐地上行”,这一联开始从范仲淹转为范纯仁。范纯仁两度出为庆州知州,即“两持庆州节”,“骐地上行”化用杜甫《骢马行》“肯使骐地上行”,将范纯仁比作驰骋旷野的千里马。

“潭潭大度如卧虎,边头耕桑长儿女”,这一联写范纯仁如卧虎一般卫戍边疆,如慈父一般抚育百姓。“折冲千里虽有余,论道经邦正要渠”,化用《晏子春秋》“夫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在杯酒闲谈之间御敌于千里之外。

“妙年出补父兄处,公自才力应时须”,这一联转写范纯粹,说他盛年之时继承父兄之任,时代正需要他发挥才干。“春风旍旗拥万夫,幕下诸将思草枯”,写诸将在春风中盼望草枯季节的到来,因为草枯之时正是用兵之际。“旍旗”即“旌旗”,黄庭坚的首选字永远都是有古雅味道的生僻字。

“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箠笞羌胡”,结尾一联忽然有了转折,说虽然军容甚盛,虽然斗志高昂,虽然范纯粹有统帅之才,但不必追求军功,只要对胡虏略施惩戒即可。前一句化用《孙子兵法·形篇》“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善于打仗的人能够打必胜之战,轻易取得成功,所以既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赫赫武功。后一句化用《后汉书·邓禹传》光武帝刘秀发给邓禹的敕书中语:“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箠笞之,非诸将忧也。”刘秀要“折一节木棍来鞭打赤眉军”,意思是说赤眉军不足为虑。

这样的诗对于读者而言实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它简直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高级智力游戏。当然,若读者也有不输于黄庭坚的阅读积累,读这类诗倒也能够体会到与众不同的某种妙趣。现代文学名著里,小说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诗歌如艾略特的《荒原》,都是这一类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会既将奖项授予过普吕多姆的传统抒情诗,也授予过《荒原》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典故迷宫。王国维一定会把《荒原》列入“隔”的一栏,但这并不妨碍《荒原》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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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也有从平淡中见新意,虽然也属点铁成金的巧妙功夫,却全然不隔的诗句。如《寄黄幾复》,尤其以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最受称誉: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黄介,字幾复,少年时代便与黄庭坚交游,此时正在广东做官,黄庭坚则在山东任上。两人千里悬隔,黄庭坚以诗代信,传达思念之情。“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意思是说两人相隔太远,音信难通。意思平常,用语却奇。《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会盟诸侯,南伐楚国,楚成王派使者向齐桓公转达意见:“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您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风马牛不相及。您不远千里来到我的地界,究竟是为什么呢?)先秦古文,“海”有“荒晦绝远之地”的意思,所谓北海、南海,是指极北之地与极南之地。黄庭坚当时在德州德平镇做官,正在山东齐国故地;黄介知四会县,今属广东,正是当时地理上的极南之地。“我居北海君南海”这一句化用,真是贴切、巧妙到了令人拍案的地步。

寄雁传书,想托南飞的大雁给你带去我的书信,大雁却谢绝了我。——古人相信大雁南飞,最远飞到衡阳,所以衡阳有一座回雁峰,传为大雁南飞的终点站。广东更在衡阳之南,自然是大雁飞不到的地方。而黄庭坚不说雁飞不到,却说雁谢不能。毕竟鸿雁传书是一个太平常的典故,而黄庭坚这一回再次点铁成金,从古人陈语中翻出了新意。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我们曾在桃李春风中杯酒言欢,而分别之后,转眼便已十年,这十年间我们江湖远隔,在灯下,在夜雨时分,每每思念着彼此。黄庭坚与黄介是同榜进士,所谓“桃李春风一杯酒”,指的正是当年在京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的欢乐,而“江湖夜雨十年灯”化自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黄庭坚以“江湖”搭配“夜雨”,以“十年”搭配“灯”,妙手剪裁,使苍凉寥廓的感觉呼之欲出,而字面上竟然平淡无奇,半点也见不出用力的痕迹。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写黄介清正廉洁,深谙治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成都,“家居徒四壁立”,这正是成语“家徒四壁”的出处。《左传·定公十三年》有“三折肱知为良医”,一个人胳膊有过多次骨折,就一定积累出许多治病、护理的经验,足以成为良医。这也就是久病成医的意思,而黄庭坚的诗句是说,黄介不待三折肱便已经深谙治国之道了。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遥想这十年间黄介一定读书不辍,治道益深,只可惜熬到头白也只做了偏远南国的一名县令,在瘴疠肆虐的地方与猿猴为伴。对挚友怀才不遇的惋惜就这样溢于言表。

熟悉律体诗的读者会发现这首诗音律不谐,不明白为什么绝顶高手也会犯低级错误。但黄庭坚是有意为之的,他主张“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甚至故意违反格律要求,造成一种佶屈、古拗的声音效果。如“但有四立壁”,一连五个仄声字,是初学律诗者绝无胆量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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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黄庭坚的一首《戏呈孔毅父》:

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

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

这首诗纯然是发牢骚,向好友孔平仲(字毅父)发泄自己对才高位卑的不满。以今天的观念来说,这是一首以又酸又涩的语言宣泄负能量的诗。

“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意思很简单,只是说文章再好也无法升官发财而已,但修辞很精彩。韩愈《毛颖传》将毛笔拟人化,说它受封为管城子。《左传·庄公九年》曹刿论战,乡人有言“肉食者谋之”,以“肉食者”代称官僚贵族。《后汉书·班超传》,看相的人说班超“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户侯相也”,班超原本做的是抄抄写写的工作,赚一点微薄的薪水而已,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投笔从戎,建功西域,果然受封为定远侯。

西晋鲁褒撰有一篇讽刺长文《钱神论》,有“亲爱如兄,字曰孔方”之语。铜钱中心处有方孔,故而以孔方称之,从此“孔方兄”便成为人们对钱的戏称。嵇康有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山涛的拉拢,不肯屈服于司马氏。黄庭坚在诗句里“小题大做”,说管城子面相不佳,注定没有加官晋爵的希望,孔方兄给自己寄来《绝交书》,看来自己这一生只能在贫贱里度过了。仅仅两句诗,杂糅了五个典故,偏偏对仗工整,语意诙谐。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这一联貌似不再怨天尤人,转而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检讨自己之所以仕途不顺,是因为文章不能有补于世,空有华丽的辞藻而已,只似蛛网上缀着的闪亮露珠。

“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除”是“授官”的意思,黄庭坚先后任职秘书省校书郎和著作佐郎,负责一点可有可无的文秘工作,这是“校书著作频诏除”写实的一面。但这一联还有用典的一面: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谈到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只要上得去车,就可以当著作郎;只要会问安,就可以做秘书官。)“体中何如”是当时书信中的客套话,相当于“您近来身体可好”。黄庭坚这两句诗虚实兼顾,说自己受任校书郎、著作佐郎,也不过是像那些梁朝贵公子一样尸位素餐罢了。言外之意是,自己不甘心在这种闲职里碌碌无为,徒然消耗岁月,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无可奈何之下,忽然回忆起与你(孔平仲)一同在寺院用便饭的情景,心绪便随着秋雁飞回家乡的东湖。东湖就在黄庭坚的家乡附近,梦到东湖,也就是生出了辞官归隐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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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介绍的这三首诗,都有黄庭坚最典型的特点。这样的诗,在今天看来何止是王国维所谓的“稍隔”,简直就是隔得不能再隔了。隔与不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毕竟王国维也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许多在今天普通读者看来难以索解的诗句,在王国维眼里只是平常言语罢了。所以,黄庭坚的诗歌究竟隔或不隔,并不全然取决于用典、化用的多少,而更加取决于用典、化用是否圆融无碍。“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这便是圆融无碍的,“敌人开户玩处女”,这就略嫌生硬了些。

苏轼和黄庭坚一样聪明,一样渊博,但是在诗句的圆融无碍上明显做得比黄庭坚好,几乎寻不见任何刻意、用力的痕迹。试看一首《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

诗题中的永乐即秀州(今浙江嘉兴)永乐乡,当地有一座报本禅院,住持文及是苏轼的同乡。先前苏轼已有两度经过秀州,拜访文及长老,这一次再访报本禅院,物是人非,文及已然圆寂,这首诗便是苏轼的悼念之作。

“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鹤瘦”指病容憔悴,“云归”指文及圆寂。五代年间,诗僧贯休写诗赠吴越王钱镠,诗句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钱镠嫌“十四州”不够气派,要贯休改为“四十州”。贯休答道:“州亦难添,诗亦难改。余孤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即日便离开吴越,远游蜀地。苏轼“鹤瘦”“云归”二语恰恰切合文及的身份,而一“初惊”,一“旋觉”,令人生出时间如白驹过隙之感。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这一联是极著名的妙对,既是纪实,写自己与文及的交往过程,更以佛学术语道出了在佛教徒眼中世界人生的真相。三访文及,始觉其老,既惊其病,终伤其死,仿佛弹指之间便经历了三生三世。

当佛陀还是太子的时候,某日在城中散步,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处分别看到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的景象,从此发愿修行,要找出使人生彻底摆脱苦痛的办法。人生一切皆苦,永远摆不脱生老病死的纠缠,而当时印度人普遍信奉轮回说,所以即便勇于自杀也摆脱不了生命的苦难,还要不断在轮回转世中承受新的苦痛。佛陀终于悟出一条解脱之道,从无休无止的轮回当中脱身而出。苏轼诗句中“老病死”与“去来今”的对仗,在佛学的概念里,正是今生之苦与无限轮回之苦的对照。

“一弹指顷”也是来自佛教的语言。弹指有两种动作:一是拇指和食指做一个快速的摩擦;二是拇指和中指夹住食指,快速地把食指弹出去。弹指有四种含义:一是表示虔敬欢喜;二是表示警告;三是表示许诺;四是表示一种非常短的时间单位。《翻译名义集·时分》记载: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印度佛学是出名的精微繁复,对每一个哪怕再细小的概念都有非常精确、完善乃至不厌其烦的限定。佛教东传之后,偏偏中国人的做派完全相反,最喜欢大而化之,所以“弹指之间”的含义也就化约为“顷刻”了。

三次登门拜访,分别见到老苦、病苦、死苦,仿佛弹指之间便已经过去三生三世。这并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在佛学里,弹指之间与三生三世完全可以等量齐观。天台宗经典《大乘止观法门》就有过论证:在空间上,一座城市与一个毛孔同样大小;在时间上,弹指之间与千秋万世同样长短。如此再看“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不仅蕴含着太深沉的人生感悟,亦凝练着太精微的佛学义理。若以黄庭坚的诗歌主张来衡量,“三过”一联当之无愧为“点铁成金”的最高境界。

从律体诗的形式上看,“三过”一联属于流水对,即出句与对句共叙一事,意思是连贯的,而不是“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那种常见的两句分叙二事的对仗。颔联既已是流水对,颈联便变为普通对仗:“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这些年间,苏轼的师友接连亡故,苏轼已经写过太多首挽诗,对死亡已经生出麻木的感觉,而文及毕竟与自己有乡党之谊,所以对他的去世,那颗“存亡惯见”的心不免生出了几许波澜。

“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尾联因用典圆融而备受称赏,以唐代高僧圆泽比文及,暗中以李源自比,深沉地道出了再续前生未了缘的思念。圆泽的故事见于唐人袁郊《甘泽谣》,《苏诗总案》有记载说: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杭州天竺寺与一众高僧作别,书《圆泽传》相赠。

苏轼《圆泽传》是由袁郊《甘泽谣》提炼删削而成,故事大意是说:洛阳惠林寺原是唐玄宗年间光禄卿李憕的家宅,安禄山攻陷洛阳,李憕就在家中遇害。李憕之子李源年轻时豪侈善歌,过的是贵介公子的张扬日子。而在父亲去世之后,李源仿佛脱胎换骨一般,悲愤自誓,不仕进,不娶妻,不食肉。家宅既已变为寺院,他便住在寺内,一住就是五十余年。

寺中有一名法号圆泽的僧人,富有资财,通晓音律,与李源交谊最密。某日两人相约,结伴去蜀中青城山、峨眉山游玩,但是在路线的安排上发生了一点分歧。唐人从中原入蜀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水路,自荆州溯长江而上,经三峡至渝州;二是陆路,由长安穿过终南山褒斜谷。圆泽想走陆路,李源却说:“我已经弃绝世事,怎可以再取道京城长安呢?”圆泽默然良久,说了一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人生行止真是不由自主啊。”

于是二人取道荆州,当船只在南浦靠岸之后,见到一名孕妇正在那里汲水。圆泽忽然落泪:“我之所以不愿走这条路,就是因为她呀!”李源大惊,忙问缘故。圆泽答道:“这位妇人姓王,我本应托生为她的儿子。她已经怀孕三年了,我若不来,她便无法生产。今日既然见到了她,我再不能逃避,请你用符咒助我转生。待我转生三日,接受洗浴的那天,希望你能来看我。届时我会对你一笑,使你相信那孩子真是我的转世。十三年后中秋之夜,我会在杭州天竺寺外与你相见。”

闻言之下,李源既悲且悔。当天日暮,圆泽果然死去,而王氏也果然诞下了一个男婴。三日之后,李源来看那个男婴,男婴也果然对他展颜一笑。李源将前因后果细细讲述给王氏,将圆泽的遗体就在山下安葬。经此事变,李源再无心情入蜀,及至返回洛阳惠林寺,才知道圆泽在出发之前早已给弟子留下了遗言。

十三年后,李源如约赶赴杭州,只见天竺寺外,葛洪川畔,有一名牧童扣牛角而歌:“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李源连忙呼问,牧童答道:“李公真是守信之人,然而俗缘未尽,你我还不能重聚。只有勤修不堕,才能再见。”说罢又放歌道,“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当歌声隐去,牧童已不见踪影。

又两年之后,宰相李德裕上奏朝廷,说李源乃忠臣之子,有孝行,理当表彰。朝廷因此封李源为谏议大夫,李源却不肯赴任,甘心终老于惠林寺中,以八十高龄辞世。

“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两句诗,蕴含了这样一个曲折神异而又深挚多情的故事。当然,不熟悉佛典的人读不出其中的妙境,隔与不隔也就言人人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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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提出,以一人一词论,即便在同一首词中,也有隔与不隔的分别。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阕“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亦即有很强的画面感,使读者一下子就被带入词句所描绘的景象之中;然而写到下阕,“谢家池上,江淹浦畔”,连用两则典故,便失之于隔,画面感就这样模糊起来。

这首词在第二十三章已有分析,此不赘述,且看王国维下一则例证:姜夔《翠楼吟》,下阕“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写至“酒祓清愁,花销英气”,便失之于隔。

我们且看姜夔《翠楼吟》的全篇: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词有小序:“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予言之。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

淳熙丙午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是年冬,武昌黄鹤山安远楼竣工,姜夔与刘去非等好友前往参加落成典礼,自度此曲以纪盛况。时隔十年,有姜夔的好友于汉阳江边的鹦鹉洲上听到一名年轻歌女唱起这首词,相询之下,她竟然还能讲出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友人后来见到姜夔,具言其事,姜夔不禁俯仰今昔,补写下这篇词序。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龙沙”代指塞外,影射北方的金国,“虎落”是遮护城邑或营寨的竹篱。武昌位于宋、金前线,是防御金军南下的战略要冲。自绍兴第二次和议达成之后,两国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和平,遂有“月冷龙沙,尘清虎落”的宁静。“酺”(pú)是国家有庆典时特许百姓聚众宴饮,这是源自汉朝的传统,故称汉酺。汉律严禁百姓聚众宴饮,只有当国家有喜事的时候,皇帝才会开恩破例一次。安远楼落成之年,正值太上皇(宋高宗)八十大寿,特地犒赏内外诸军,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今年汉酺初赐”以及下句“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便是特指此事。

“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写安远楼的壮丽,有红色阑干曲折盘旋,有翠色飞檐探出山外。“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当夜色来时,微风吹过,使人迷醉于妙龄歌女的脂粉香气。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黄鹤山曾有仙人乘鹤飞过,黄鹤楼便因此而得名,而与黄鹤楼同在黄鹤山上的安远楼亦正适宜有词仙飞来,与雅客同欢。“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词人凭栏远眺,只见萋萋芳草,无边无际,不禁在客中生出乡愁。“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天涯漂泊太久,只有任酒与花来排遣愁怀,消磨志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词境在上一句里突然转入消沉,于是无言哽咽,只有以景结情,看远山一片雨后初晴的暮色,而萧索与惆怅的意绪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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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国维看来,《翠楼吟》下阕“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这是不隔的范例。其实这几句并非纯然的赋体白描,“词仙”云云是由当地的神仙故事生发而出的,“玉梯”代指阑干,这正是《人间词话》第三十四章批评过的“词忌用替代字”之一例,“叹芳草、萋萋千里”是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变化而来。只因为典故与被化用的诗句太为古人熟知,替代字也不算滥俗,所以读起来才没有半点障碍。但是,倘若换作今天的普通读者,大多还是会感觉这几句词有“隔”的毛病,如雾里看花,不清不楚。

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维却认为这首词写至“酒祓清愁,花销英气”便失之于隔,然而这两句既非用典,亦非化用前人成句,更没有任何替代字,若说它是赋体白描亦不为过。猜想王国维的用意,大约是觉得太雕琢,太生硬。明明只是借酒浇愁而已,这样简单的一个意思,偏偏要说成“酒祓清愁”;明明只是温柔乡里醉英雄而已,这样简单的一个意思,偏偏要说成“花销英气”,使读者一时间无从索解,而索解之后又会觉得了无深意。

但我们也可以说,“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虽然含义平淡无奇,但这样的遣词造句偏偏给人一种落拓不羁的感觉,甚至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盛赞《翠楼吟》下阕之妙说:“‘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一纵一操,笔如游龙,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

这是一个高到令人吃惊的评价,显然在陈廷焯看来,在姜夔的所有名作里竟然以这首《翠楼吟》,而非以《扬州慢》或《暗香》《疏影》为第一,“酒祓清愁,花销英气”也赫然出现在他的引用之内。

其实陈廷焯与王国维的意见未必就有十足的矛盾,“酒祓清愁,花销英气”两句确不是那种“语语都在目前”的写法,以“隔”称之倒也无可厚非;但是,倘若我们不以隔与不隔区分高下,多花一点时间体味这两句词特殊的遣词造句所带来的特殊气质,便也该承认这确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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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讲过自己对王国维的理解,他说王国维反对用空泛的辞藻,因为空泛的辞藻是用来障隔和遮掩的,仿佛亚当和夏娃的树叶,又像照相馆中的衣服,是人人可穿用的,没有特殊的个性,没有明显的轮廓。(《论不隔》)

诸如用典、替代语这些,人人可用,而且易用,庸手捧一本《龙文鞭影》就可以写诗。但是,要想写出点铁成金的巧妙,还要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自非绝顶高手而不能为。钱锺书说:“有人说‘不隔’说只能解释显的、一望而知的文艺,不能解释隐的、钩深致远的文艺,这便是误会了‘不隔’。‘不隔’不是一桩事物,不是一个境界,而是一种状态(state),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纯洁的空明’,譬之于光天化日;在这种状态之中,作者所写的事物和境界得以无遮隐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作者的艺术的高下,全看他有无本领来拨云雾而见青天,造就这个状态……隐和显的分别跟‘不隔’没有关系。比喻、暗示、象征,甚而至于典故,都不妨用,只要有必须用这种转弯方式来写到‘不隔’的事物。”(《论不隔》)

钱锺书的这番看法,与其说是对王国维的解释,不如说是在王国维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一层的新见,显然比《人间词话》的讲法更合理些,也更有叔本华的味道。王国维当时并不曾考虑得这般妥当,也确实不喜欢“隐的、钩深致远的文艺”。所以在《人间词话》本章结尾,王国维做出这样一番总括:“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南宋之词,有隔也有不隔,但即便是不隔的词,终归也比不上五代、北宋的不隔之作。

词从五代、北宋一路发展到南宋,确实有一个从质朴到繁缛的变化,正如诗歌从汉魏发展到六朝一样。大势所趋,不是个人力量可以扭转的。王国维偏爱写意,厌烦工笔。作为个人审美趣味的选择,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若以工笔画的标准来批评写意画,这就有失厚道了。素面朝天是一种美,富艳精工是一种美,甚至犹抱琵琶半遮面也是一种美。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心态、不同的情境里,我们对美的理解与渴望常常变动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