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做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义哥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起了一长串灰尘。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带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件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要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的，他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和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官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爹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在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了。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那种一斤装的挂面，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一封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们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包米都烧糊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路。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我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了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得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了，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
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海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就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了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那时候我到阳县已经六七年了。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了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的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他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铺盖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26日，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并后，结果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判刑坐牢两个半月，我弟弟坐牢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人家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大大超出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投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两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地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在谈到开始的艰辛时，义哥十分激动，但对于他来说，那已经是一段远去的岁月了。至少现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做着正经生意，不会再风餐露宿、打架拼人命。当然，义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艰难的日子也在他的记忆里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