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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宣称“绘画已死”的艺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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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钦可是构成主义的三位创始者之一,其他两位是塔特林和贾柏,而他比其他两位同志在苏维埃政权下要得意很多。

他曾是“人民启发委员会”艺术部门的一分子,也是“新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并且在应用艺术学校教了十一年书(1921—1931),是该校技术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是前卫杂志Lef的创办者。

这些经历充分显示了他的官方身份,驾着“苏俄新艺术”的方向盘,朝人民大道一路开去。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二十来岁就开始走红的年轻小伙子,能一帆风顺地称霸艺坛多年,必定有特别的原因。

一直是个大光头,长得很像明星泰利沙瓦拉的罗钦可,是一个世代毫无田产的贫农子弟,这种出身正是共产主义标准下的“毫无瑕疵的社会血统”,让他来领导艺术走向是最上选的人选。因此他能够十分顺利地从家乡彼得堡搬到喀山,而后进入莫斯科的艺术学院就读。他在学校时就以前卫的绘画表现而闻名,然后一直带着官方画家的色彩,步入康庄大道。不过,等到罗钦可爆发出“自我观点”时,他又彻底地被官方一手策划出来的舆论毫不留情地痛加批判。

其实,罗钦可的观念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他在1922年发表了惊人的学说,声称“绘画已死,艺术家应同时承担画家、设计师和工程师的三重任务”,然后就从此搁下画笔、油彩,而拿起相机。他认为:

相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与人民的理想眼睛。

只有摄影能回应所有未来艺术的标准。

就这样罗钦可开始把自己造就成苏俄最雪亮的“人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