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一当官，就滋生了“官性”，失去了“人性”。及至摘掉官帽，“官性”才会慢慢衰减，“人性”才会逐渐回归。唐玄宗李隆基是最大的官，他既是盛唐的开创者，也是盛唐的毁灭者，实现“开元之治”的是他，导致“安史之乱”的也是他。在他身上，先后出现了英明与昏庸、勤勉与怠惰、俭朴与奢侈的不同特质。在其执政后期，由于承平日久，整天坐在大明宫内，泡在华清池里，李隆基身上只剩下“官性”或曰“皇性”，早就没有了“人性”。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进逼长安。年逾古稀的李隆基，未及通知朝中百官，撇下外出的嫔妃、公主、皇孙，于十三日凌晨，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亲国戚、朝廷近臣及亲信宦官，在几千禁军护卫下，打开禁苑西门——延秋门，仓皇逃亡了。
这个年迈的皇帝，危急之际，曾经的良知似乎苏醒了。逃亡途中，杨国忠要焚毁国库，李隆基制止道：“贼军来后得不到，必然加重对百姓的搜刮，不如给他，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杨国忠要过河烧桥，李隆基责备道：“士庶（官民）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要高力士把火扑灭再赶上队伍（《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逃亡中的李隆基，残存的人性如萤火寒星，散发出可怜的微光。一行人蹒跚行至咸阳附近，向来养尊处优的公主、皇孙们，饥渴难耐，李隆基只得亲自找到百姓门上讨饭吃：“卿家有饭否，不择精粗，但且将来。”（《天宝乱离记》）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一看他们的领袖沦落到如此地步，于是“争献粝饭，杂以麦豆”。这些平日吃腻了珍馐佳肴、山珍海味的皇孙们，此时才体会到什么是饥饿，“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以一人治天下”的制度，通常也“以天下奉一人”。从来不曾尝过艰辛的李隆基，此时的举动着实令人动容。他吩咐从人给百姓付了饭钱，并表示感谢与慰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此时，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主动向玄宗进言，核心思想是，皇上听不到真话才有今日之流亡。他指出：“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老人赞赏玄宗执政前期的任人唯贤，正因为重用说真话的宋璟，“天下赖以安平”。而到执政后期，官员们不是“以言为讳”，就是“阿谀取容”，甚至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坏人，皇上与外界隔绝了，以致“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中央与地方、朝廷与百姓，遥隔云山几万重。身在草野的百姓，不乏有识之士，虽有“区区之心”，但因“九重严邃”而“无路上达”。如果不是皇上落难至此，一个乡下老农怎么可能见到九五至尊并说出这些肺腑之言（“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此番言论，推心置腹，情真意切，说是进言，近乎教训。玄宗听后，不仅没有龙颜大怒，反而感慨万千：“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郭从谨老人的进言，当然不可能像《资治通鉴》记载的那样文绉绉，这大抵缘于司马光等人的语言加工。不过司马光作为北宋重臣，能在官史中加入这样的“花絮”，也是期望后来的柄政者以为鉴戒。按照我们划分“政治面貌”的传统，郭从谨只是普通“群众”，唐玄宗则是伟大领袖。普通群众教训伟大领袖，这种互动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十二年前，我曾就唐德宗时期一则“群众”教训“领袖”的故事写过一篇《赵光奇的千载之遇》（1990年7月12日《文汇报》）。的确，如果不是与皇帝有关，皇皇史册怎么可能为赵光奇、郭从谨这些小人物留下版面。
漫漫几千年专制社会，皇上寓身大内，高居九重，且不说高墙阻隔，只因身边嫔妃环绕、佞幸群聚，皇上如非有为之君，自然会沉溺于口含天宪，皇权无极，莺歌燕舞，纸醉金迷之中。这种文化似乎特别易于传承——皇朝已经消失百年，一些官员仍然保持着皇家威仪，深府高第，戒备森严；清山封路，交通管制；精心导演，制造政绩；民众上访，如临大敌。群众见领导而不得，领导怕群众如猛虎。以此可见传统的顽固性。
李隆基是不幸的，这个开元盛世的缔造者，竟然乘舆播迁，颠沛流离。李隆基又是幸运的，落难途中得到了百姓的帮助，听到了百姓的诤言。正是由于落难，他才知道民心之可贵，奸佞之误国。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马嵬坡事变中，人们只记住了杨贵妃的红颜薄命，却忽视了六军不发的民意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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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