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这个世界上从生到死不过百年，人究竟应当要什么？这是我常常自问的问题。
贪心不足蛇吞象，人在骨子里都是贪婪的，真正修炼到没有欲望的境界之人百不存一，凤毛麟角。李叔同是一个，梭罗是一个，尼采是一个。他们摆脱了所有的诱惑，摆脱了所有的人际关系，遗世独立，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生存和死亡。
人首先要的是基本的温饱。这件事出自人的生理本能，是自然的有充分理由的需求。虽然层次不高，但是无可厚非。然而，所有温饱和舒适之上的需求就是贪婪了。所有的奢侈品都属于这个范畴。如果说人追求质量比较好的消费品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奢侈品的追求就属于贪婪和虚荣的范畴了。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炫耀性的消费”，人们在这种消费中追求的不是该产品物质功能的满足，而是向周围的人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人有钱没处花，就拿来做这种炫耀性的事情，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反映出社会产品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缺陷——不该有人有那么多闲钱没处花，应当要么救济穷人，要么缩小生产规模。
人其次要的是权力。权力不仅是一种可以支配他人的力量，而且是可以更多地实现个人意志的力量。跟西方那种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过是诸多行业中的一种不同，在中国这种官本位的社会现实当中，人自古以来分为两群，一群是官，一群是民；官在上，民在下；官成功，民失败；官颐指气使，民俯首帖耳。所以，中国几千年一直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官。在近现代，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加上了经济权力（企业家），其他诸种行业的佼佼者，也可以勉强算作成功人士，但是社会人群最看重的还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成功者。成王败寇，如果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失利，那就连一般人也做不成，成了罪犯，所以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总是中国最惊心动魄的竞争，吸引所有的精英才俊浴血厮杀，乐此不疲。人要投入这一竞争时，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才干，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本，最后还要问问自己喜不喜欢这种斗争，能不能从中得到快感。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不应当要。
人还想要名望。人这种动物其实跟其他动物甚至昆虫（张方宇语：加长版的蜉蝣）一样，默默无闻地来到人世，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存在过）的人一般只有周围几十人而已，死后也不会青史留名。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状态，虽然很多人想起这样的人生就心有不甘，但是其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有极少数人能够免于这种命运，那就是那些艺术天才和科学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望甚至可以超过帝王将相总统部长，因为在后者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之后很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字还为人津津乐道，他们的作品还在为人类造福，为芸芸众生带来快乐和美的享受。人如果想要这样的东西就更由不得自己，因为这有一大半靠天赋。虽然有位大艺术家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但是绝大多数人缺的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一。所以要做艺术家、科学家，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百分之一，如果没有，那百分之九十九就是白费力气；再问问自己在从事艺术和科学事业时有无享受的感觉，因为即使不成功，如果自己享受了过程也不算太冤枉，如果受了半天苦最终没有成功，那是最糟糕的人生。
说了半天，不过是为了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不去追求奢华生活，不去嫉妒那些升了大官的人，也不去嫉妒别人的艺术天才。如果自己的余生还写点什么东西，那必须是自己在写作时觉得享受的。正如蒙田所说，这篇是彻底的自说自话。在论述了人生不应追求什么（金钱、权力、名望）之后，心中感到若有所失：在这一系列的“不”之后，“是”又是什么呢？在否定了对金钱、权力和名望的过度追求之后，人生应当肯定的价值和应当去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身体的健康舒适。这个价值听上去太简单太平庸，似乎够不上一个目标，也用不着去追求。其实不然。贫困和疾病是人生中最常遭遇的痛苦，能够使自己得到起码的温饱和健康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要竭尽全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为此，每个人从小都要习得一件谋生的技能，长大才能够养活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劳作挣得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此外，除开天生残疾遗传病，很多损害健康的疾病都是后天的生活方式所致，要靠自己的节制和毅力才能修得健康的身体。所以身体的健康和舒适完全有资格成为我们追求的价值。
身体的舒适当然还应包括性活动带来的快乐，这也是人生值得追求的一个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性文化对性有很正面的看法，因此得到福柯这样的专家和一般西方人的表扬。因为根据中国人对性的传统看法，它不仅能够给人带来一时的快乐，而且有益寿延年的功效。而西方人自从信了基督教，对性就有了一种负罪感，总是要就自己的性欲望不停地忏悔，内心受到折磨。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传统性观念相当淳朴健康。虽然那些“还精补脑”“采战之说”缺乏科学依据，但是其中传达出来的对性活动的正面态度还是相当有益的。一些性活动指南类学说中关于男性一定要为女性带来快感才算成功的性行为的观念，更是为西方女权主义者津津乐道，被认为是世界上对女性性愉悦最早的关注。
人生值得追求的第二个目标是精神的愉悦和丰富。许多人的一生枯燥干瘪，完全是精神的不毛之地，所有的时间心中只有现实生活中的琐事和焦虑，辛劳一生，很少有开怀大笑、会心一笑和精神亢奋愉悦的时候。大自然有享用不尽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而人造的美更是无穷无尽，音乐美术文学戏剧，令人精神愉悦，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亲情、友情和爱情也能够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愉悦感觉。有时，精神上快乐幸福的感觉会远远超过肉体的快感。因此，与身体的舒适相比，精神的愉悦是人生更值得追求的价值。
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为他人造福，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改革家、慈善家、医生、志愿者、义工所做的事；后一方面是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师在做的事。凡是在自己谋生之外还有造福他人和社会的动机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他们通过自己的劳作和创造性工作，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救苦济贫，救死扶伤，为人们提供精神的享受和愉悦感。当人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提高了生存质量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快乐。这一快乐更加高尚，更加纯粹，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生存目标、为他人为社会为世界变得更美好做出了一些贡献的感觉，它使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更丰满，更愉悦，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作为对比，可以将这些到达人生高境界的人与一些出生在富裕之家的懒人两相对照，后者一出生就具备可以终身无所事事的条件，就像古代的贵族。肉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都不必自己去刻意追求，可以随手拈来，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人生的高境界。这种人在我看来是另一类先天残疾人，他们就像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生活舒适则舒适矣，却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动力，因此不会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更不会体验到人生的高境界。他们在生活中什么也不追求，也就没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因而他们的人生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和一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猪没有太大区别，就像那个奥勃洛摩夫，小说都读到一大半了，他还没从床上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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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著名社会学家，著有《婚姻法修改论争》《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