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
波拉特最后一回用人民币跟我换美元的时候，汇率已经掉到了8.4元兑换1美元。那时候波拉特抽烟抽得很厉害，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想赶快把手里的人民币现金都换掉，于是我带了450美元去跟他换。我们交易完以后，波拉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位雅宝路上信得过的钱商。他的举动是出于好意，不过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黑市交易岁月”要终结了。如今雅宝路上的黑市汇率已经降得很低，与官方的汇率相差不大，我没必要再来黑市换钱了。而且，在波拉特离开以后，我大概也不会回到雅宝路消磨时间。没有了他的雅宝路，对我来说已经是另一个模样了。
那一个星期，我们常常去那家维吾尔族餐馆碰面。波拉特告诉我说，他考虑去美国以后，可能会定居以下四个城市：洛杉矶、纽约、华盛顿、还有俄克拉荷马市。
“俄克拉荷马市？”我问道。
他看见我狐疑的神情，马上解释道：“我听说了，俄克拉荷马市的天气很热，而且风很大。人们说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有点像新疆的南部。”
我告诉他，他听来的评价大概是正确的。波拉特说，不少维吾尔族人都在俄克拉荷马市附近定居了，有些人还在当地的大学读书。那儿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小社区，是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西迪克·阿吉·蹂之为中心建立的。西迪克常常给“美国之音”那些关于维吾尔族的广播节目写稿。他的妻子热比娅以前是乌鲁木齐市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有好些年，中国政府都树立她为楷模，以她为成功的少数民族榜样。然而后来她丈夫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踏进了某些中国当局禁止言说的雷区，于是在新疆的妻子被逮捕入狱，罪名是泄露了“国家机密”。大部分人都认为，热比娅所做的事情不过就是寄了些中国国内媒体的剪报给她的丈夫。热比娅·卡德尔被逮捕以后，就成了最著名的维族政治犯。不过，外国利用外交手段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她的努力，一直都没有成功，热比娅从此被扣押在狱中（又过了好些年，到了2005年的时候，热比娅终于被批准出境，从此离开中国）。
波拉特说，俄克拉荷马市只是其中一个选择；他还考虑去纽约市或华盛顿，那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居住。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到了洛杉矶机场后能否通过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的签证只允许他在美国呆两周，他的计划是到两周后签证失效时仍然留在美国，然后申请政治避难。有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他去俄克拉荷马市或者华盛顿D.C.的话，事情会更好办；那两个地方都有些律师，以前就替不少维吾尔族人做过此类申请。
在我和波拉特的交谈中，他常常要我给些建议。然而他即将踏入的世界，对于我这个美国出生的本土公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计划那一年冬天的时候回美国去，我告诉波拉特，到时候我会介绍些在会说中文的美国朋友给他认识，那些朋友都住在大城市。不过，我对于避难申请的过程一无所知。从一开始，我就很怀疑波拉特的美国计划是否行得通，而现在我担心他会碰到更为严重的问题。我知道，如果他没能在美国成功申请政治避难，然后被遣送出境，他回到中国后可能就要去监狱里呆一段时间。不过，波拉特信任那些他在美国的维族朋友，他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
听着他的计划，我常常觉得他像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很模糊，却有着高得可怕的风险和代价。在这个游戏里，维吾尔族人的安全地点分布在美国各处，从洛杉矶到俄克拉荷马市到华盛顿；而这个游戏的其中一条基本规则就是：一旦初来美国的人通过设在机场的移民局入境检查，申请政治避难的成功率就会增加。后来，我才知道波拉特所说的这个基本规则是对的。如果有人在美国机场入境时就申请政治避难，他就会被安置到“快速遣返程序”里，由这个程序决定其申请是否有效。即使移民局会考虑进一步审查这个申请个案，申请人可能在此期间会被拘留，如此一来他便很难就申请问题向律师咨询。有时候，这些拘留的人会和普通犯人一起，关押在当地的监狱里。有一个专门负责移民的律师告诉我，他曾经见过一个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他被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地方监狱里，还上了脚镣。
还有两天波拉特就要离开北京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好莱坞夜总会旁边的一家餐馆见面。我给他写了张两千美元的支票。帮波拉特办下签证的那家顾问公司警告过他，身上不能带太多的现金，否则在北京机场出境的时候会引起怀疑。我的支票开给一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移民，他在美国有银行户口。波拉特在餐馆里数了一沓美元，递给我。我和波拉特交换过多次货币，这还是头一回我换到的是满满一口袋美元。
“你觉得我坐飞机时应该穿什么？”他问我。
“嗯，你的那封邀请信上说你是个生意人，”我说：“那么你就要穿得像个生意人。如果是我，我就会穿一套西装。”
“我现在穿的这套怎么样？”波拉特问道。“我看起来像个生意人不？”
那套西装是深蓝色的，裁剪很糟糕，由于穿了很久，边口都有些磨损了。这套西装让波拉特一看起来就是维吾尔族的黑市钱商。
“你还有另外一套吗？”我尽量委婉地问。
“这是我最好的一套啦。”
波拉特的妻子从乌鲁木齐坐飞机到北京，与他告别。这女人将近30岁，在学校当老师；我和她说不上什么话，因为她不太懂中文。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波拉特跟女人在一起，他看起来很是焦虑，吃饭时紧紧抓住妻子的手。他的妻子看起来却比他还要紧张。
最后一天晚上，我再次和波拉特夫妇共进晚餐，波拉特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来了。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波拉特的签证顾问替他订了周六飞往美国的机票，据说美国机场的移民局出境检查在周末的时候会宽松一些。吃饭的时候，波拉特没有喝太多酒，不过他一直在不停地抽烟。最后，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和大家逐个告别。当他走过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下次我们见面时，就是在美国了。”话说出了口，连我自己都怀疑它的真实性。
波拉特在飞机上一直没有睡觉。他只带了一件小行李，所有东西都装在那个假的新秀丽（Samsonite）旅行箱里，那个箱子是波拉特花了6美元从雅宝路上买来的。箱子里装着波拉特那套西装，两件衬衣，几条裤子，还有一些书。签证顾问叫波拉特带少一点行李，还建议他不要穿那套西装。波拉特那天穿的是牛仔裤，一件全新“老人头”衬衣——当然，也是冒牌货。
他乘坐的飞机在洛杉矶着陆。波拉特拿了他的小箱子，排队等待移民局的出境检查。他随着人流慢慢向前移动，最终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波拉特强作镇定，把他的护照递给检查的官员。那个官员只看了他的护照一眼，就把他拉到一边，做进一步的问讯。
那个官员把波拉特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那儿有6个移民局的人，包括一个会讲中文的翻译。他们问波拉特此次来美国的目的，波拉特就把他那子虚乌有的贸易公司介绍了一遍，说了预先准备好的故事，还拿出了那封假的邀请信。一个移民局的人离开了房间，他要去拨打邀请信上列明的电话。
波拉特在小房间里等着。此时另外一个官员带着一个中国男人走了进来。这男人也是刚刚那趟飞机上的乘客。他大概40岁左右，看起来不是很紧张的样子。然而移民局的人看起来全都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们用英语和翻译对话，打着很激动的手势。最后，翻译用中文问那个中国男人，他的护照到底怎么了。
“我把它撕烂了，然后冲到厕所里去了。”那个男人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个男人很平静地说。“我现在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这是我的证明。”
移民局的人都离开了房间，商讨应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过了一会儿，有个人回到了房间。
“波拉特先生，”他说：“你可以走了。”
签证顾问公司的两个联系人正等在机场外面，那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告诉波拉特，他们的同事接到了移民局官员打来的电话。波拉特给了他们500美元现金，这是他付给签证顾问公司的最后一笔费用。这两个人开车把他送到了洛杉矶的长途汽车站。正是10月，天气却热得出奇。
波拉特在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俄克拉荷马市的车票。离开车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坐在候车里，看着来往的人们。波拉特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在中国长大的，已经习惯自去分辨少数民族外表的差异，做了多年的生意以后，他对这种差异更是了熟于心。在美国的长途汽车站，波拉特发现有一些人长得和维吾尔族人有些相似。他估计这些人是西班牙裔。波拉特乘坐的长途汽车人并不多。他发现这车比中国的巴士先进很多。
波拉特喜欢一路上的风景，尤其是新墨西哥。不过他并不喜欢俄克拉荷马市。那儿很热，风很大。他与那个“美国之音”的维吾尔族记者西迪克·阿吉·蹂之见了面，在肖尼呆了段时间。有些维族人在肖尼定居，他们接受了俄克拉荷马教会大学的奖学金，在那儿学习生活。他们没有受洗成为教徒。其中有些人去了当地一间小工厂干活，那家工厂是生产信用卡的。在波拉特看来，在俄克拉荷马市的生活寒酸、看不到希望，他感觉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一些不正常状况。几个月以后，他会很坦率地向我解释：“很多印第安人都在肖尼，政府给他们房子住。他们每天喝酒，无所事事，什么活都不干。”
在俄克拉荷马市呆了10天以后，波拉特买了另一张长途汽车票。那辆车往东开，穿过了阿肯色州。途经田纳西州时，波拉特看到了很多的树，多得他这一辈子都不曾见过。而在北京，某天清晨，我的手机响了。
“我在华盛顿。”波拉特说。他告诉我，他如今和其他一些维吾尔族的朋友一起呆在美国的首都，下周开始，他就要上英语课了。我问他是否一切顺利。
“没什么大问题。”他说：“还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不过我不想在电话里说那些事。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说。他说过几周会再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我一月份会回美国去看他。挂电话前，他要我向他那些雅宝路上的维吾尔族朋友们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