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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之春》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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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我到这里居然成了“书家”。

实在别人有比我用过写字工夫的,不过他们轻易不肯动笔,又因为我以前写过几篇文字,以为必定写得好。一迭迭的纸送来,说:敬求法书,在初时我想到这终天被黄风追围的地方写斗方,世间有这样无聊的事没有!但拒绝不了,后来我索性开玩笑了。为清理案头起见,几乎一次写几张大纸,与作文一样,偶而写写倒未尝没意思,若是非写不能生活,实是世间的第一苦趣。我们不能拿黑铁的锤子,不能弄力大的机器,又不会用尺,用剪子找饭吃,却借了笔墨作工人。即不甚劳苦,实在算不得什么神圣事业。但比起我这“木居士”来还好得多,因为这是绝无报酬而人家却逼你献丑的事,与其多费唇舌,还是不把洁白的玉版宣拿回,我只可用手去挥发我的抑郁。

天是常常淡得如黄土筛成的布幔一样。风是如魔鬼的叫喊,蒙古的惊砂从多少空间吹来此地,打在脸上如小锥子的锋利。两旧玻璃窗还挡不住北国的风劲,土直往口牙里塞。你想这能写什么字?

于是我感到无可排除的苦闷,本想及时他去,但还找不到能脱身的机会。

“你看,又有活干了”。畏萌用左手指按住绿绒铺的公事桌上。

我接过来看是一件公文,下面照例的时……分……拟稿时……分核定,时……分缮写,校对,监印。打开里页,起首便是为令知事;……四月×日为植树节,仰……照章办理植树事宜;并将植树情形妥为详报云云。末后却印着篆文的××委员会的大印。

我一瞥之后便坐在大安乐椅上道:“这与我什么相干?”

畏萌将右手向空中一挥,他健强的右脚向前踏了一步,即时墙上闪动一个魁伟的高大身影。

“嗯!明天我们植树,今晚上就写标语,写大字,白布买来了,要写比斗大的字,写十五六个,是标明植树、要照像片用的……这事要劳动你……”

这时我吸了半枝香烟,心里纳闷得很!

“朱先生大字写得不坏,请他吧!”

“不,还有标语,已经去裁去了,自然不是你自己写。”

我也不再问了,世间还是玩笑的态度好吧!我今晚上算是第一次来写这样大字。

墨汁,大的砚台,要大笔,顶大号的没有,想用鬃子束一枝也没有作料,末后还是第几寝室中间学生借了一枝细杆鼓肚的破棕笔;其实就是刷子。于是庶务先生取了若干白布条来,是预备写标语用的。听差另外将两丈长的白竹布打开,迭上方格,字数一共十五个。末后的六个字自然是“植树典礼纪念”。

于是为了玩笑,我在五十支光的电灯下面,用破刷子作了横冲逆撞的武器。他们说:愈大愈好,字体无妨奇怪,刚写了末后的礼字,他便喝彩;写到植字说,这个字太好了。我也得意,因为忙了这半天,还有明日排队,照像,种树,就为的是这个字!能以碰着写好点,自然是体面攸关。

其实我仿佛出了一身冷汗,不是怕写得不佳,也不是弯着身子累的,因为写到最先那两个字“东”与“北”,恰是各有两把横插入的刀剑,我遵从他们的话自然也要怪气些写,于是真似两把尖锋了。这不是有点象征吗?就是这么样的“东北”便完成了。

我可算苦工已完,放下刷子抬头看光华四照的电灯似在我头上冷笑。他们细细看去,我又吸了一枝香烟。

“哈哈!这倒像老长的挽联。”我的意思似在嘲笑。

“哈哈,你太会说笑话了。”

一会朱先生带着笑脸走进来,“干吗?哟!好大的字!”他的北平话十分老到。

“来来,给朱先生研墨。”

于是这位好写爨龙颜的先生起始他分写的标语,但他却没有“词”。畏萌头目一边来回在大厅中走着郑重的脚步,一边说着许多切题,希望,教训的句子。于是我们的朱先生便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挥。写到后来,只余下一对灰色纸的联,畏萌一看便发话道:

“这怎么能行!墨写在灰纸上太不分明了。”

“可不一定照不出来?”庶务先生搔着头发道:“原来应该用粉子写,显明得多。”

“不成,不成!刚才恕君说是挽联,再用粉写在灰纸上那才真是挽联的样子,要不得,要不得!”

于是写的与旁观的人都附和上几声欢笑。我正在大椅子上看一本《畏卢诗存》也禁不住笑容满面。

结果是另写一对联,将这带有灰暗色的便丢在一边。

第二天,从清早上又照例地吹起吱吱如鬼叫的风声,沙土直向人们牙齿,鼻孔中投人。起初听说由某局子要的树栽子没有到,一般人以为这真没有方法了,典礼或在明天补行。及至九点,忽然在风声中听见凄响的铃声,我的住室的听差推开门探进半个身子来道:

“先生,开会咧。”

“唉!”我方在看一本《挪威小说集》里的一篇《生之喊叫》,虽然答应了这么一个不明白的音,却仍然往下看去。

小说看完之后,想该去看看这单调的光景了。从斜逆的风中好容易挣扎着到礼堂前面。却见两位照像师在院子中支三角架。一些无枝无叶的青杨棍子放在干硬的土地上面。我真怕到礼堂,便一个人又转到写字的大厅中去,刚一开门,却看见庶务先生拍掌道:“你也来取暖了,看,真冷,我这回又披上大衣了。”

还有位杨先生在椅子上看报,他从容地道:“你从礼堂中来吗?头目还在说?”

“没去。”我微笑了。

“他才不去哩。”庶务先生仿佛早知道我由哪里来似的。

半点钟过了,风吹得更冷,我坐一会,又翻几页《良友画报》,看它的封面上的“美人”脸子。一会望望窗外的劲风,忽然记起原来今天便是清明,清明就这样的过去,于是联想到许多事,低头看着四方缝出神。不久铃声又响一次,便有许多先生们呵着手由礼堂中跑过来,口里嚷着“好冷,好冷”的声音。

在礼堂前面照例的按着高矮,排成几排,大大小小的青年们站齐了,手指上的金戒与漆亮的皮鞋给这风沙漠漠的地方上添了不少的光彩,最前的一行,却将昨晚我写的二丈长的白布横列的拿着,每个字都很清显,这是预备照在像片上的。

于是我们也被塞进这些大大小小的青年中间去,地位是不高又不低。一声号令“脱帽!”大家的毛发便与冷风在空中战斗。

费了一刻多钟的时间,照像师的底板还没弄上。风太大了,黑布披在他的肩上,一会便将红里反罩在像机上面;一会又须扶住架子,末后照像师情愿将黑呢礼帽被风吹去方得拍成。

这是一大段落,像成,人散,风更威严了。沙土又似将每个人眼障住,天空中如一片黄纱。几位先生好容易将这大字的白布迭起,据说是留着又不知有什么用。

我心中有点难过的骄傲,因为我这书法还得映在像片上,这真是想不到的光荣。但向礼堂的上面看去,朱先生的标语却如门联般的整齐分贴在窗的两侧。

直到过午,那些青杨棍子还静静地安躺在干硬的土地上。我看它们没枝没叶的孤独样儿,令人想到植树的意义。这在乡村中,或人家的田边陌上,不是有根有枝的小树吗?但它们现今却在大大小小青年们的足下,或手中,呻吟着“生之叫喊”的低声,无疑,这悲惨的风是给它们送葬歌了。

忽然记起昨晚的挽联的话,我就用力的向它们中的一条蹴了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