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皮埃尔和玛丽能将全部精力放在那间简陋的实验室，全身心投入与自然的奋斗，那他们准会感到非常幸福。
可惜他们还得为其他事情操心，那些事情他们做得并不都很成功。
皮埃尔为了一个月五百法郎的工资，每月授课一百二十小时，还要指导学生做实验。做完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他才能抽出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居里夫妇没有孩子的时候，玛丽能独自应付家务劳动，五百法郎供两夫妇使用还是足够的。但是，艾莱娜出生后，雇女佣和奶妈花去他们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收入来源，首先是皮埃尔外出寻找，接着玛丽也出动了。
这是两个优秀人物，因为每年缺少两三千法郎，却不得不厚着脸皮东奔西走。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沮丧的事了。问题还不仅仅是搞一种副业弥补收入的不足。我们知道，皮埃尔·居里把科学研究看做头等大事，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不能不去那间棚屋实验室工作。然而，他在学校的工作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其实不该另搞副业，而应该减轻工作负担才对。可他们需要钱，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办法非常简单。皮埃尔显然能够胜任在巴黎大学任教，只要能在那里担任教授，不但能得到每年一万法郎的收入，而且比物理学校的课时负担轻得多。他的科学知识能让学生受益，也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如果担任大学教授还有使用一个实验室的便利，皮埃尔对命运的要求便全部得到满足了。他卑微的要求无非是下面这些：得到一个赖以维生的教授职位，教授他的物理系学生；有个工作用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应该具有那个棚屋没有的东西：供电和技术设备，有助手用的办公室，冬天要有点暖气……
这简直是疯狂的要求，是狂妄的梦想！直到全世界都承认了他的价值，他才在一九〇四年得到教授职位。而他需要的实验室却根本没有得到。死神比政府官员更敏捷，抢先夺走了伟大人物的生命。
皮埃尔揭开神秘现象时手段高明，也有解开物质谜团的天赋，但是，在谋求职位方面却愚钝不堪。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富有天才，这最能在竞争对手心里激起无法调和的嫉妒。他根本不懂得搞阴谋耍手腕。他最合法的资格对自己毫无用处，因为他并不懂得如何利用。
后来，亨利·普安加瑞在写到他的时候曾有这么一段话：
他随时准备谦让，在朋友面前如此，甚至在对手面前也是如此。他是人们说的那种“笨拙的候选人”。但是，在我们的民主国家里，候选人从来不缺乏。
一八九八年，巴黎大学有个物理化学专业的职位空缺，皮埃尔·居里决定申请这个职位。公平地说，对他的提名应该得到确认。但是，他没有上过师范学校，也没有上过理工学院，因此没有这些院校对毕业生的决定性支持。此外，某些吹毛求疵的教授表示说，他过去十五年宣布的各种发现，“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物理化学范围……他的申请遭到了否决。
弗里德尔教授是一位支持他的人，这位教授写信对他说：
我们失败了。我鼓励你提出申请却遭受了失败。但是讨论过程比表决对你有利得多，要不是这样，我就只剩下遗憾了。虽然李普曼、布提、伯拉和我都做出了努力，尽管反对你的人也赞扬你取得的非凡成就，但是，面对一个师范出身的人和一群数学家的偏见，又有什么办法呢？
“讨论过程对皮埃尔有利”，这总算是个心理补偿。未来几个月不可能有报酬丰厚的职位，居里夫妇在聚精会神从事研究镭的伟大工作，他们宁愿勉强度日，也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找工作的接待室里。他们继续做着可怜的工作，却并不抱怨。毕竟，五百法郎还不算极度贫穷。生活还是能过，只是十分艰难而已。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九日，玛丽在写给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的信中说：
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我丈夫的工资不够生活所需，但是，我们每年都能得到几笔额外收入，因此还没有负债。
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我和我丈夫不久便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到时候，我们不但生活无忧，而且还能为我们孩子的未来积攒一点钱。我希望先通过博士学位考试，然后再找工作。目前，我们研究新金属元素的工作太忙，我无法为博士学位考试做准备。不错，我的博士学位是以这项研究为基础的，不过通过博士学位考试要求做额外的研究，可我现在根本没时间搞那些研究。
我们的身体很好。我丈夫的风湿病不太要紧，因为他每天都喝牛奶、鸡蛋和蔬菜，他不喝酒，不吃瘦肉，每天喝很多水。我身体很好，从来不咳嗽，体检和痰检都证明，我的肺毫无问题。
艾莱娜发育正常。她十八个月时断了奶，不过我当然要让她长时间喝牛奶。现在我给她喝牛奶，吃“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
一九〇〇年……账簿上记载的支出在增加，超过了收入。现在老居里大夫与儿子住在一起，家里包括一名女佣共有五口人。玛丽在凯勒曼大道上租了所房子，好住得下五口人。这房子的租金是一千四百法郎。迫于生活压力，皮埃尔经过申请得到了理工学院的辅导教师职位。干这桩苦差事能让他每年挣得两千五百法郎。
忽然，他们意外得到了一个聘用建议，但这个建议并非来自法国。虽然大众还不知道他们发现了镭，但这一发现已经在物理学界传开了。日内瓦大学愿特聘该校认作欧洲一流的科学家夫妇。该校校长愿聘任皮埃尔·居里为物理学教授，年薪一万法郎，另有住房补贴，由他指导一个实验室，“与居里教授签约后可增加实验经费，并可指定两名助手。在实验室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可完善物理实验仪器的配置。”玛丽可在同一个实验室中得到一个正式职位。
命运专好作弄人，送来了人长期以来渴望的东西。然而由于一桩小小的差异，却让人无法接受。假如发信地址不是“瑞士日内瓦州”而是“巴黎大学”，居里夫妇会感到多么幸福啊。
日内瓦方面态度十分诚挚，给皮埃尔的聘约充满敬意，皮埃尔相当感动，便表示接受。到了七月，他和玛丽去了瑞士，受到同行的热情欢迎。但是，在度过夏天的过程中，他们心里产生了顾虑。难道他们不得不花费好几个月时间为适应重要的新教学工作做准备？难道因为设备运输困难，不得不中断提纯镭的工作？两个痴迷工作的科学家觉得无法忍受。
皮埃尔·居里叹息着给日内瓦发了一封信，表示谢忱，致以歉意，并辞去这一职务。他不顾舒适生活的诱惑，为了对镭的热爱，打定主意继续留在巴黎。到了十月份，为了得到更多额外收入，他放弃理工学院的辅导职位，接受了在巴黎大学理化自然科学学部的职务，地址在居维埃路上。玛丽也希望分担家庭重担，便向凡尔赛宫附近的赛弗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提出任教申请。该校副校长向她发来了聘书，内容如下：
夫人：
我荣幸地通知您，根据我的推荐，赛弗尔师范学校聘请您在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学年度讲授一、二年级物理课程。
敬请自本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起接受校方的授课安排。
由于这两次“成功”，他们家的经济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稳定了下来。然而，在放射性实验需要大量投入精力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唯一能让皮埃尔体现其价值的职位是在巴黎大学任教授，人们不愿给他这个职位，却愿意给这位大师耗时巨大的次要工作。
居里夫妇集中精力为学生备课、出题、选实验项目。皮埃尔这时要教授和指导两批不同的学生。玛丽初次登台用法语授课，备课极其认真，为赛弗尔学校的女生组织实验也非常精心。她改进教学方法，授课富有创意，校长吕西安·普安加瑞感到非常惊异，向这位年轻的女教师表示祝贺。玛丽做任何事都不会半心半意。
但是，他们因此浪费了多少精力，不得不牺牲多少做真正工作的时间！玛丽每周要去赛弗尔学校好几次，她手里提着沉甸甸的皮包，里面塞满批改过的作业，有时要在路边等半个钟头，才能搭乘上慢得让人难以忍受的电车。皮埃尔要从拉赫芒德路匆匆赶往理化自然科学学部所在的居维埃路，然后从居维埃路赶回拉赫芒德路的棚屋实验室。实验刚开始不久，又得离开自己的仪器，去辅导学校里的年轻学生，向学习物理的学生提问。
他本来希望，做这份新工作能让他使用实验室，那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但是，在理化自然科学学部，他只得到两间一丁点小的屋子。他太失望了，竟然背弃不愿向人提要求的本性，申请一个适于工作的大实验室。结果没有成功。
玛丽后来写道：
凡提出类似要求的人，都知道会在经济上和行政上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会忘记为了得到一丁点利益，要写多少封申请书，要多少次找人谈话。皮埃尔·居里为此感到极为灰心丧气。
作这种努力影响了居里夫妇的工作效率，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能力。皮埃尔尤其觉得疲惫不堪，认为减少工作时间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巴黎大学矿物学教授出了空缺，由于他发展了物理学结晶理论，因此特别适合这个职位。他提出了申请。结果却被他的竞争者夺走了机会。
蒙田(1)曾写过：“富有才干的人若过分谦虚，则可能长期默默无闻。”
皮埃尔·居里的朋友想方设法为他争取难以得到的教授职位。一九〇二年，马斯卡教授不断鼓励皮埃尔，要他向科学院自荐，认为他肯定能成功，而这样会对他的物质生活大有裨益。
他迟疑很久，最后勉强同意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拜访所有院士，他觉得这既愚蠢又丢人。但是学院物理系一致支持他。这感动了他，他成了一位候选人。他在马斯卡的敦促下，他请求会见这个著名团体的每一位成员。
后来他成为名人，新闻记者便挖掘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趣闻轶事。有一位记者描写皮埃尔·居里在一九〇二年五月搞的那轮拜访时写道：
……爬上楼梯，按门铃，叫人通报姓名，说明来意——这一切让这位候选人不由自主感到羞愧。更糟的是，他还得罗列自己获得过的荣誉，陈述自己的优点，吹嘘自己的科学工作，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人应该做的事情。结果，他反倒对自己的竞争对手表示诚挚的赞扬，说阿玛加先生比他居里更有资格进入学院……
选举结果在六月九日公布出来，在皮埃尔·居里和阿玛加先生两者中，院士们选择了阿玛加先生。
皮埃尔将这则消息告诉他的密友乔治·古伊：
亲爱的朋友：你的预料没错，阿玛加当选了。他得到三十二票，我得到二十票，热内得到六票。
为了这个美妙的结果，我耗时费力跑去拜访人，真觉得后悔。是物理系一致要把我推到头一名的位置，我只好顺从。
……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听，才对你说了这么多废话，不过别以为这种小事对我有任何影响。
你忠实的朋友
皮埃尔·居里
不久，新上任的院长保罗·阿佩尔试图通过另一种途径帮助皮埃尔改善生活。这位校长就是原来玛丽·斯科洛多斯卡听课时为之着迷的那位教授。他知道居里有不屈的天性，于是为他准备了这样的方案。
保罗·阿佩尔写信给皮埃尔·居里说：
教育部要我拿出荣誉勋章提名。你的名字一定要写在这个名单中。我请求你将这件事当作对学院的贡献，准许我为你提名。我理解，像你这样有建树的人，对这种勋章并不感兴趣，但我要提出本学院成绩最卓越的人，提出在教学和科研中表现最出色的人。通过这种方式，部长可了解这些人，并了解我们巴黎大学的工作。你得到勋章后，佩戴或不佩戴当然可以随意，不过我请求你允许我为你提名。
亲爱的同事，请你原谅我如此打扰你。
你诚挚的忠实同事
保罗·阿佩尔
保罗·阿佩尔在写给玛丽·居里的信上说：
……我对李亚尔德校长多次谈到居里先生在工作中的优秀表现，谈到他的设备不足，也谈到他应该得到较大实验室的理由。校长利用七月十四日国庆授勋的机会，在部长面前谈起居里先生。部长显然对居里先生极为感兴趣，作为一个起点，他也许要通过授勋表示自己对他的兴趣。假如有这种可能，我请你利用你的影响力，劝居里先生不要拒绝。这件事情本身没什么价值，但是从实验室、津贴等因此产生的实际结果看，还是有相当价值的。
我请求你以科学和学院的最高利益着想，坚持要求居里先生允许我们为他提名。
这一次，皮埃尔·居里不愿“屈从任何事物”了。他对荣誉的深深厌恶感就足能为他此时的行为做出解释，此外，他还受到另一种感情的刺激。他认为，不向科学家提供工作所需的条件，却要给他颁授一枚珐琅质十字架，吊在一个红丝带上，作为对“优秀表现”的鼓励，这可实在太滑稽了。
皮埃尔·居里对院长的答复如下：
敬请转达对部长的谢忱，并请禀告部长，我根本没有获颁勋章的需要，不过我确实急需一间实验室。
他们放弃了过比较舒适生活的希望。既然得不到急需的实验室，居里便满足于在那间棚屋中搞自己的实验，在这间棚屋中度过的时光热情洋溢，足以安慰他们在各种方面受到的挫折。他们继续教书，这完全出于美好的愿望，并不感到痛苦。许多男孩对皮埃尔上过的课有着清晰而生动的记忆，心里怀着感激。在赛弗尔学校，许多女孩将自己对科学的热爱归功于玛丽，这位金发教师带有斯拉夫口音的科学论证如同歌唱一般动听。
教学工作和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让夫妇俩废寝忘食疲惫不堪。玛丽原先规定的“正常”生活规则抛在了脑后，她顾不得做饭，顾不得管理家务了。这对夫妇大量透支体力，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不明智。有好几次，皮埃尔因为两腿突然剧痛，实在忍受不住，这才卧床休息。玛丽在坚强的神经支持下身体倒是没有垮。家人为她的结核病感到担心，她却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应付日常生活，结果疾病并没有把她缠住，她便认为自己的身体无比结实。但是，我们从她定时记录自己体重的小笔记本里看出，在棚屋里度过的四年里，她的体重减少了七公斤。这对夫妇的朋友们注意到她形容憔悴，脸色苍白。有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甚至给皮埃尔·居里写信，专门请他们夫妇俩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这封信就是居里夫妇生活中一幅令人担忧的画面，也是他们为事业做出牺牲的身体状况写照：
……在物理学会见到居里夫人，她的面貌变化大得让我吃惊。我十分清楚，她因做博士论文而过度劳累……不过，这也让我注意到，她没有足够的体力过你们二人这种纯精神的生活。我谈到的不仅是她，你也应该认为说的也是你自己。
我只想举一个例子：你们俩几乎不吃什么东西。我不止一次看到，居里夫人只吃两片香肠，喝一杯茶，就当成一顿饭。即使体格健壮的人，营养如此不足，难道不会受损害？想象看，如果居里夫人身体垮掉，你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她自己满不在乎或者固执己见，但这不能成为你推卸责任的借口。我料到你会说：“她不饿。她又不是孩子，哪会不知道该怎么做！”说实话，她真的不知道。她的行为就像个小孩子。我对你说这些，完全是出于朋友情谊。
你们没有留下足够的吃饭时间，而且食无定时，晚餐吃得太晚，结果胃口等待时间太长，机能减退，最后会失去正常功能的。毫无疑问，研究工作可能导致你们某一天推迟吃晚饭，但是你们无权养成这种习惯……你们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把科学研究方面的当务之急与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混淆在一起。这一点非常要紧。你们必须允许自己的身体有喘息的机会，吃饭前要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吞咽的时候要慢，吃饭时要避免讨论忧心的事情，也不要谈论让精神感到紧张的事情。不要在吃饭时读物理学方面的书，也不要谈论物理学……
对别人的警告和责备，皮埃尔和玛丽天真地回答道：“可我们也会休息。我们夏天要度暑假的。”
他们的确要休假，或者说，他们自认为是在休假。遇上好天气，他们像往日那样从一个地方漫游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所谓的“休息”，就是在一八九八年骑自行车周游塞文地区。两年后，他们沿海峡岸边从哈夫赫骑往索米河畔的圣瓦莱里，然后渡海前往诺曼底岛。一九〇一年他们去了浦尔都，一九〇二去过阿罗芒奇，一九〇三去特里港，后来还去过圣特罗让。
这些旅行让他们得到了身体上的休息和精神上的放松吗？值得怀疑。该受责备的是皮埃尔，他从来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一个地方待上两三天，他就把念头转向了工作，显得魂不守舍，再也待不下去。于是他就谈起要回巴黎，仿佛责备自己似的以温和的口吻对妻子说：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做过任何事情了。”
一八九九年，居里夫妇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从中得到了巨大的乐趣。这是玛丽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他们没有去华沙，而是到了奥地利属下的波兰领土，去了德卢斯基夫妇正在建设疗养院的地方扎科巴纳。就在泥瓦匠干活的工地隔壁，一群亲人相聚在“埃热公寓”。斯科洛多斯基老师也赶来了，这位老人依然十分活跃，四个儿女及其四家人都来此相聚，把老人乐得跟返老还童似的。
岁月过得多快啊！当年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华沙当家庭教师，到处找学生，这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今天，约瑟夫已经成了非常知名的医生，娶了妻子，生育了孩子；布罗妮娅与卡什米尔正要建立一个疗养院；海拉任教师在逐步成就自己的教育事业，她丈夫斯坦尼斯拉夫·扎垒是一家照相企业的领导人。小女儿玛妮娅在一间实验室工作，还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以前喜欢把家里这个最小的女儿昵称作“小淘气”。
皮埃尔·居里是家族里的“外国人”，于是备受关注。他的波兰亲戚都以带他参观波兰为荣。起初，他对乡间景色没有很大兴趣，觉得只有黑魆魆的松林直插云霄，后来，他攀登了一次名叫“利茜”的主峰，这才对这座高耸的山峦诗画般雄伟的景色着了迷。夜晚，他当着全家人对妻子说：
“这个国家真美。现在我明白人们为什么热爱它了。”
他刻意用刚刚学会的波兰语说出这两句话，虽然语音很糟，但他的亲戚们都表示赞赏，玛丽露出骄傲的微笑，乐得脸上熠熠放光。
三年之后，在一九〇二年五月，玛丽再次登上返回波兰的火车，这次她心急如焚！她收到家里来信，说父亲突然生病，做手术从胆囊里取出几块很大的结石。起初，她收到几封让她感到安慰的信，后来突然接到一封电报。父亲病危。玛丽迫不及待要动身，可护照签证手续繁杂，等了好几个钟头才办好各种红头文件。两天半的旅行后她才抵达华沙，来到约瑟夫住的房子里，父亲生前曾在此居住，但她来得太晚了。
一想到再也见不着父亲了，玛丽忍不住心中的悲伤。在旅途中，她已经得知了父亲的噩耗，就拍电报乞求姐姐们推迟举行葬礼。她走进灵堂，见里面只有一具棺材和几束鲜花。她固执得要命，坚持要求打开棺木。大家只好照办。父亲面孔平静，毫无生气，一个鼻孔原来流出的血，在脸上留下一道淡淡的血痕。玛丽向父亲告别，乞求他原谅。她常常为留在法国而暗自责备自己，老人一直希望在她的陪伴下度过晚年，结果她让父亲失望了。在打开的棺木前，她默默自责，心里怀着悔恨，最后哥哥和姐姐出面干预，才终止这痛苦的一幕。
玛丽从来心怀顾虑，但她这样折磨自己并不公平。她父亲晚年生活十分快乐，而且由于她才更加快乐。一家人全都孝敬老人，斯科洛多斯基先生儿孙满堂，忘记了无所作为的沧桑一生。他一生终极的快乐源于玛丽。这个女儿发现了钋和镭，巴黎科学院的论文集里，举世瞩目的论文上签着他女儿的名字。这位物理学教师因此激动不已。他一辈子忙于谋生，从来不能专心从事研究。对于女儿的研究工作，他一步步密切注意着，心里清楚其重要意义，预料到女儿的发现必然受到全世界瞩目。不久之前，玛丽向他通报说，通过四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她已经得到一些纯净的镭。在他去世前六天写的最后一封回信中，斯科洛多斯基先生复述了她信中的这几个字眼，颤抖的笔迹已经与他原来漂亮规矩的字体大不相同了。他在信上说：
你制得了纯净的镭盐！要是计算一下为了得到它所花费的劳动量，这肯定是所有化学元素中最昂贵的！看来它只有理论上的价值，这真可惜。
这里一切照常。天气温和，仍然有点凉。我现在得上床了，就此搁笔。亲切拥抱你……
如果这位好老人能多活两年，得知女儿与亨利·贝克莱尔和皮埃尔·居里共同获颁诺贝尔奖，那他该有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啊。他的小女儿，他的“安秀佩西奥”获得了诺贝尔奖！
玛丽离开华沙时，脸色更加苍白，身体愈发消瘦了。九月份，她再次返回波兰。丧事之后，斯科洛多斯基家的“儿女们”再次团聚，这证明兄妹间的手足之情依然存在。
到了十月，皮埃尔和玛丽返回那间实验室。两人都觉得十分疲惫。玛丽一边与丈夫合作从事研究，一边撰写提纯镭的结果报告。但她缺乏热情，什么都不能激起她的兴趣了。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对她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奇怪的影响。她患了轻度梦游症，到了夜晚，她会起床在房子里到处走动，自己却毫无知觉。
接下来的几年发生了几桩不愉快的事件。首先是她怀了孕，接着意外流产了。这次失望的流产让玛丽深感悲哀。
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玛丽在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中说道：
这次意外让我觉得难过极了，我几乎没有勇气写信告诉任何人。我本来已经觉得这是个孩子了，因此感到无比绝望，简直无法安慰自己。我求你给我写信，你是否认为这是我全身处于疲惫状态所致，我不能否认，自己没有注意保存体力。我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现在才为付出沉重代价而后悔莫及。这个孩子是个小女孩，生下来的时候还活着。我多想要她啊！
后来，从波兰又传来坏消息：布罗妮娅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没几天就死于结核性脑膜炎。这是个男孩。
玛丽写信给她哥哥说：
德卢斯基家遇到的不幸让我难过极了。那个孩子本来就是健康的象征。如果照料如此周到的健康孩子都会遭遇不幸，别的孩子还有什么长大成人的希望呢？如今我一看到自己的女儿，就吓得发抖。布罗妮娅遭受的悲哀让我的心都碎了。
这些悲哀的事件给玛丽的生活笼罩上了阴影。另一桩痛苦更加严重，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皮埃尔病了。他常常受到剧痛的折磨，由于没有其他明显的症状，医生便笼统地称之为风湿病。那种疼痛频频袭击他，他往往一整夜痛苦呻吟，身体虚弱不堪。妻子吓坏了，只好整夜守在他身边。
尽管如此，玛丽仍然要在赛弗尔学校教书。皮埃尔也必须辅导他数目众多的学生，指导他们做实验。两个物理学家梦想得到的实验室离他们实在遥远，只好继续在棚屋里做精细的实验。
一次，皮埃尔不由露出一句抱怨，低声说了句：
“我们选择的这种生活太苦了。”
他以后再也没说过这种话。玛丽当时想表示不同意，可她也无法排除心中的焦虑。既然皮埃尔如此气馁，那他准是浑身的精力都用尽了。难道他得了什么可怕的疾病？难道可能是不治之症？难道玛丽自己能克服这种可怕的疲惫吗？过去几个月中，死亡的阴影一直在这个女人身边徘徊，一直在困扰着她。
“皮埃尔！”
这位科学家吃了一惊，扭头望着玛丽。她刚才的喊声充满痛苦，声音惊恐而压抑。
“怎么啦，亲爱的？你这是怎么啦？”
“皮埃尔……要是我们俩有一个死了……另一个也活不成……我们谁离开对方也不能活，对不对？”
皮埃尔缓缓摇了摇头。玛丽说出这番爱意绵绵的话，一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这让他记起，科学家无权背弃科学，那才是科学家终生的目标。
他凝视着玛丽悲哀扭曲的面孔，片刻之后，他口吻坚定地说：
“你错了。不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人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也必须继续工作下去。”
————————————————————
(1) 蒙田（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其散文作品被认为是十六世纪法国散文登峰造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