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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的“复国主义”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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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事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复国运动”时间是比较晚的,有点趁火打劫、“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韩山童打出“宋徽宗八世孙”旗号,他的忠实属下刘福通把国号定位“宋”,可谓华夏正溯,但到头来,为什么被无根无基的朱元璋继承了大统呢?朱元璋的“复国主义”高明在哪里呢?

在元末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朱元璋之所以能笑到最后,这不光是他的名字打眼——“诛元”之“男子汉”,最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复国主义”旗号最鲜艳。其中核心一点,是朱元璋展现了“形象工程”大师的本领——把自己塑造为“仁道使者”、把自己的军队成功打扮为“正义之师”。

在朱元璋起事前,各路造反的农民军风起云涌,农民军的旗号与素质良莠不齐,相当多的军队名声并不好。“妖人”是很多官民对第一义军——“红巾军”的称呼。政府官员侮辱造反的反政府武装很正常,但为什么许多百姓也认为韩林儿、刘福通的军队是“妖”。这里,就有他们“自作孽”的成因了。作为“打响反元第一枪”的红巾军,其意义和影响力,任何义军无出其右。所以,就连志在天下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先期投奔于此,打着人家的旗号,一直做到“左副元帅”。但红巾军是以弥勒教起家,一开始就注入了“妖言惑众”的元素。也就是说,红巾军起点早、占得了造反的先机。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高,弥勒教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弥勒下生成佛”,“新佛”反旧佛“不杀生”之道,力倡杀人,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红巾军的创始人韩山童,虽自称宋徽宗八世孙,打起的是“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但使用的手段是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埋伏”独眼石人,自编自导自演。并在发布起义宣言里,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的内容,俨然是“天外飞仙”。这些手段,用于造反当初,浮动民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用于愿景规划”,则必然“有限”,时间一长,甚至“过时”。因为“嗜杀”云云,“东海日本”的天兵,并不能给大家一个免于恐惧的更光明的未来。羽翼丰满、意欲独立创业的朱元璋渐渐悟到了红巾军的局限,这位左副元帅“单干”之际,随着军事胜利,政治的一大升华,就是意识到了红巾军这面精神旗帜的局限。当他初成气候,打出北伐檄文时,即刻意变脸、大造形象工程——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朱元璋最收揽天下人心的口号,是先于孙中山600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救生民于水火”。“驱逐鞑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恢复中华”不是要压迫蒙古人、色目人,而是恢复中华的道统,恢复中华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立纲陈纪”,就是要重新建立秩序,新秩序是什么?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纲纪。“救济斯民”,是四句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关键、最能吸引民心的一句话。就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朱元璋生活起于社会底层,曾经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他在濠州,在“钟离之东乡”,房无片瓦,地无一垄,他看到过那些官员和富民是如何欺压百姓,他知道百姓生活的艰难,知道百姓的期望在哪里,所以他在口号中加上了这句话,宣扬要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压迫的、有传统秩序的,能够使百姓过上安定生活的社会。为了标志“正统”,朱元璋自觉向“儒家标杆”改造自我及其军队。朱元璋身边有很多儒者,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都是饱学之士,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朱元璋通过他们,将军队注入了正统的儒家仁义之师基因。

朱家军与依托白莲社的红巾军渐行渐远,向着夺取全国政权、向着天下正统的继承者的方向大步前进。在统一中国的前一年,朱元璋派部将廖永忠将“名誉领袖”小明王韩林儿沉于江,不仅免除了“皇位争夺战”的隐患,也就此标志着朱家军与红巾军彻底决裂。由简单的民族复仇,种族灭绝,到恢复中华、一视同仁,民族大团结。这给朱元璋旗帜大添“艳丽”。成为“复国主义”最鲜艳旗帜。从而换来了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朱元璋的复国主义旗帜,为他聚揽了百万雄师。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率铁甲25万大军誓师北伐,出征前,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前对士兵和将领们慷慨陈词:“天道好还,人心效顺”。俨然已经成为复国主义的正统。朱家军奋勇北伐,振奋人心口号下所向无敌,北方汉族纷纷起义,迎接王师北定中原。公元1368年9月14日,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率几十万大军冲进元大都,汉民族第一次光复时刻来临,崖山之后再现华夏。无疑,这是朱元璋“复国主义”取得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