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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经理人手记》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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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赖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赖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赖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赖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赖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吃多少都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赖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赖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家就是工厂,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跑火车,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陈秉章戴副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一问,果然是电视大学毕业,在公司搞化验。陈秉章比我大两岁,学历虽不高,但阅历并不浅。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马鞍山的,他马上就说他知道马鞍山,并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成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背完这段语录,我对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陈秉章告诉我他是广州人,因为哥哥在香港原料行工作,与赖老板认识,所以他才能在公司谋得这个差事。
  "他算什么东西!"陈秉章对赖老板好像很有意见,他说:"一个地道的潮洲农民,初中生,上学时还总是抄别人的作业,'文革'期间混不下去了,偷渡到香港,在香港一间小电镀厂打工,后来不择手段骗娶了老板的女儿,自己就成了小老板。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还不是靠这几年在深圳省下的人工、房租、生活费、税费、环保费,使他的电镀成本比香港那边低许多,才一下子接到这么多订单。"
  陈秉章的话具有权威性,因为他哥哥是香港人,而且在香港做电镀原料生意,对两边的行情都知道。
  "'人工'是什么?"我问。刚才赖老板对我说"人工你不用操心",我就没听懂,也没好意思问。
  "人工就是工资。"陈秉章说。
  听了他的解释我忍不住地笑了。他问我笑什么,我把赖老板刚才对我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并告诉他我以为是不要我管工人,只要我管技术。
  陈秉章听完之后也哈哈大笑,但他很快就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告诉我:你上当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事先谈好价钱,出粮时你看吧,最多给你一两千。我问"出粮"是什么意思?他说出粮就是领工资。我又问:你是说每月工资一两千元?他说是啊,你还以为是多少?我没敢说话,心里想:我乖乖,一月一两千呀!一月抵在家干一年了!我想如果我真能一月拿一千多,我就给老婆买个金项链带回去,准把她乐疯了。想起老婆在家省吃俭用的样子,我的心凝重了许多。
  陈秉章见我不说话,并且脸色凝重,就来安慰我,说:"先干了再说,骑马找马。我哥哥说了,有机会他也来内地开间电镀厂,到时候去我哥哥那边做,保证他会给我们香港师傅的待遇,每月人工一两万。"
  "多少?"我怕自己又误解了。
  "每月一两万港币,"他说,"总不能真跟香港师傅一模一样拿两三万一月吧。"他肯定觉得我贪得无厌。
  "不是这个意思,"我赶紧解释,"我是没想到这么多。"
  "没想到吧?"他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最高的一月四万多呢。"
  我觉得他在瞎说。
  他接着说:"其实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人工是我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那几个鸟香港人跟他妈的赖老板一个样,都是从大陆偷渡过去的,一个个初中都没念完,懂个狗屁!他们谁行谁到化验室来做个分析看看。"
  我刚来,不想介入到这些是非之中,就提醒他:"该上班了吧?"
  "没事,"他说,"反正化验室就我一个人。"
  "一块下楼吧,我正好要去取行李。"
  "那好吧。"
  下到四楼,陈秉章说:"我到了,拜拜。"我抬了下手,说"拜拜",然后一直下到一楼,骑上那辆破自行车,一阵风似的找蒋大哥报喜去了。
  蒋大哥对我这么快就找到工作非常惊奇。问我是哪里,我告诉他是山脚下工业四路顶头的恒基实业。他更高兴,说:那是一家相当不错的港资厂,很难进的,听说老板只要他们潮洲人,外省人一律不收的。
  "安排你做什么?"蒋大哥问。
  "好像是主管。"我说。
  "主管?"蒋大哥问。
  "是的,"我说,"但不知具体管什么。"
  "主管是公司的第三把手,"蒋大哥说,"除了老板和那个副经理,就你官大了。"
  "工钱多少?"蒋大哥又问。
  "好像是一两千吧,老板没跟我谈这个问题。"接着,我把陈秉章对我说的话讲给蒋大哥听。
  蒋大哥说:"那个广州佬讲得对,香港人在这边工资一个月是两三万港币,而大陆的工程师每月确实只有一两千,没办法,是这样的。"
  蒋大哥见我没说话,又安慰我,说:"不过你可能要高些,做主管的应该有两千。行了,比我高了,我才一千四呢,先干着吧。"
  我见蒋大哥误解了,赶忙跟他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嫌少了,是觉得很多了。
  蒋大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千万别这么说,跟老板没什么客气的。你绝不要说你在家只拿一百多,千万别说!这么远跑来,不就是想多挣两个吗?记住,跟老板别客气。"
  蒋大哥如此严肃,由不得我不认真对待。
  从蒋大哥那里回来,才三点多钟,我放下行李就去找赖老板,准备立即上手工作。赖老板没在,副经理告诉我,赖老板已经回香港了,要下个礼拜才过来。我问他我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他抬手看看表,想了一下,说:"行,就算你从今天下午开始上班吧。"那口气绝对是给我一个面子。想想自己以前在国营单位,上半个月报到拿一个月工资,下半个月报到,哪怕是31号报到,也拿半个月工资,绝不像这里具体到哪一天甚至精确到上午还是下午。还没上班,就已经充分感觉到资本主义气息了。
  副经理告诉我,我的运气最好,老板每周只过来一天,恰好让我碰上了,否则谁也不敢当场拍板录用,至少不可能直接录用做主管,而且如果不直接做主管,要想从下面一步一步提起来就难了。
  听了这话,我先是一阵窃喜,后又觉得主管有什么了不起?但嘴上却说:"谢谢您了,这全是您引荐的结果。"
  副经理说:"今后我们好好合作,我对技术不懂,你是专家了,要好好镇一镇那些香港佬。"
  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敢说话,甚至不敢点头。
  副经理又说:"我主要管行政,500多号员工,吃喝拉撒睡,还有办暂住证、防火、安全、吵嘴打架、男女关系,整天累死,老板还是不满意。他也不想想,香港佬一天到晚都干了什么,凭什么人工比我高那么多?"
  他这么一讲,我更不敢说话了,心里老是想着陈秉章对我说的话。
  晚上加班,从晚饭后一直加到10点。在后来的几天里,天天加班。我感到很震惊,这怎么行?金属都有疲劳强度,何况人呢。既然让我管生产,我决定解决点实际问题,就从这个问题入手。
  那几天晚上,我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看,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检查,又仔细分析了复印的订单和写字楼下达的任务表,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生产安排得当,同样的生产任务完全可以在正常工作日内完成,根本用不着加班加点!这一发现使我很激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跟副经理说,甚至没有对陈秉章说,我有一个小心眼,生怕别人分享我的功劳。后来的发展证明,小心眼是有害的,不仅害人,也害自己。
  我偷偷地写了份报告,并且附上包含劳力和设备合理利用在内的开工计划表。我盼望着星期二快点到来,我要向赖老板献一份大礼!事实上,人有点小心眼或好大喜功的心态很正常,但任何缺点都不能过分,一过分就是致命的。星期二那天,赖老板从香港来了,赖老板甚至还专门找到我,问我工作怎么样,生活是否习惯,我一一作了回答,可就是没有将那份附有计划的报告直接交给他。我的小心眼甚至小到老板的头上!我居然怕赖老板会将功劳窃为己有。现在想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可能是我刚从内地国营单位出来,还带着在那种环境中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吧。
  下午开会,赖老板说了许多鼓气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写字楼那边又接了很多订单,要我们这边加紧干,说准备还要再加两条生产线。我这时候才知道公司在香港那边还有写字楼,并且公司主要业务是香港写字楼那边接的,我们这边实际上是个生产基地,难怪老板一星期只过来一天。
  赖老板说得很认真,也很费力,因为他为了照顾我,不得不用他不习惯的普通话来说。我很着急,生怕他说完之后就散会,如果那样,我就没有表现机会了。好在赖老板还算民主,讲累了之后便问我们有没有要说的。先问副经理,副经理说了关于招聘的事,说广告登出去之后,已经收到全国各地的应聘信70多封,其中大学毕业并且做过这一行的有15人,待遇要求符合我们希望的有6人,看是不是从中挑3人通知来见工。赖老板笑着点头,并没有表态。他接着又问几个香港师傅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几个师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摇摇头,表示没有。不知道是不是陈秉章的话先入为主的缘故,这时候,我感觉他们像是一群在墙根下面晒太阳的农民,猛然碰见一个来问路的,他们答不出来一样。赖老板这时候问我,我其实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把自己早已想好的和盘托出,并且还双手呈上报告与计划。
  赖老板对我好像格外客气,在问我有没有要说的时候,笑的幅度本来就比刚才大,听了我的发言笑度越来越大,后来又慢慢变得严肃,当我的材料递给他之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严肃。不仅他变得严肃,而且几个香港师傅也很严肃,只有副经理的面部表情很复杂,看不出是紧张还是幸灾乐祸。这样安静了好大一会儿,赖老板板着脸说:作业去吧。我不知"作业"是干什么,但看大家都往外走,也跟着走。心里有点失望,赖老板没表扬我,甚至没有讨论一下我的方案。
  我来到化验室。化验室的陈秉章现在是我唯一能说说话的人。这里普通员工的素质实在太差,我没想到深圳工人的素质比我们那里差那么多,简直没法沟通。前两天我上生产线了解情况,偶尔发现一个女工有点模样,至少看上去不太土,于是找个理由上前攀谈几句,这个有点模样的女工果然比一般的女工胆大,她问我:"你会说白话吗?"我说不会。她又问:"你会说潮洲话吗?"我说不会。她说:"噢,我知道了,你是客家人!"于是,不到半天时间,500多工人全部都知道他们新来的主管是客家人。当天晚上,居然还有几个客家妹来到我宿舍门口,要认我这个客家老乡,差点就把陈秉章笑死。
  我把刚才会上的情况对陈秉章说了,问他是怎么回事。陈秉章沉默了半天,说:"你闯祸了!"
  我很紧张,马上就想到了炒鱿鱼,想到被炒了之后该怎样向蒋大哥解释,怎样对老婆说。我问:"怎么闯祸了?"
  陈秉章没说话,先是看着我,然后又走过去把化验室的门关上,这才回过头来,说:"你来之前,赖老板就说过这个问题,和你提的一模一样。赖老板说现在的工作量500多人工根本就不需要加班,但香港师傅就是要搞成天天加班。天天加班他们就可以和工人一样天天拿加班工资,一个月上万呢!他们跟老板说这里的工人其实是乡下来的农民,素质差,500人抵不上香港的200人,赖老板说200人做这些活也不用加班。他们为这事还吵过。这下好了,你一说,老板有根据了,你看吧,马上就有好戏了。"
  这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说:"这是纸包不住火的事情,就是我不说,老板心里也有数。再说,公司马上又要进来几个大学生,他们来了也会看出问题,也会说的。"
  "要来大学生?"陈秉章紧张地问。
  "是啊。"
  "什么时候来?"
  "很快吧。"
  "几个?"
  "三个吧。"
  "有没有搞化验的?"
  "不知道。"
  我豁然发现,陈秉章其实还蛮在意这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