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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乾隆为何将孝子官员凌迟?“英主”只需要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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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喜欢听人说好听的,据说这是人的弱点,与生俱来的。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就越好这口。这不是说,居于上位的人,人类的弱点就体现得比较充分。上面的老爷,这种毛病,往往是下面的人给惯出来的。有这种毛病,史家的说法,对于国计民生大有干害,每每号召近君子远小人,可是收效甚微。不过,喜欢听好听的这种人的弱点,也不是全无好处,下面的人如果犯了事,有时倒是可以利用这点给自己觅一条生路。

乾隆年间的尹会一、尹嘉铨父子,是清史上的名宦。父子都是著名的理学家,官做得都不小,老子做到吏部侍郎,儿子也混了个大理寺卿,都是高干。不过,两人有名倒不见得是因为官大,二三品的官儿,清朝多着呢。老子的名气来自为官能干,做地方官劝耕办赈很有成绩,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受到皇帝表彰的孝子。

而他儿子尹嘉铨的名声,却源于一起大狱——已经退休致仕的他,偏要上奏请求皇帝把他老子和清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一并从祀孔子,并请求给他老子一个谥号,借此为他的老子扬扬名。自己呢,也顺便博一个孝子做做。没想到,却惹得皇帝大怒,把他打进了大牢。

鲁迅先生曾经注意到这起特别的文字狱,分析了尹嘉铨得罪皇帝的原因,是因为乾隆这种“英主”,是绝对不允许朝内有所谓名臣的。太平盛世,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只能有不好不坏的奴才,才能烘托出一个高耸入云的英主。可惜,臣子们不一定都能领会皇帝的意思。尹嘉铨自我感觉他们父子都是名儒,然后想通过皇帝变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的“名臣”。

对于乾隆来说,自然属于“大肆狂吠”,不得不加以惩罚。鲁迅先生还注意到,奉命查办此案的大臣,体察皇帝的旨意,刻意在揭露尹嘉铨假道学上面下工夫,百般在他的男女之事方面出他的洋相。名儒休矣,名臣也就见鬼了。案件查办的结果,拟将尹嘉铨按干犯大逆罪,也就是谋反罪,凌迟处死,家属连坐,但到了皇帝那里,格外开恩,变成绞刑,不牵连家人。

不过,这桩文字狱,还有一种说法是,尹嘉铨其实没死,最终被乾隆赦免回家吃老米去了。事出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据说当年办此案的刑部郎中,奉旨记有《纪事》一篇,有人亲见。说的是当年定谳之后,尹嘉铨判了死刑,乾隆意犹未尽,遂命尹嘉铨的好友,备酒席一具,到狱中为尹送行,看尹嘉铨说什么,然后回奏。哪知道,在饮食间,尹嘉铨颜色不变,镇定如常,只一个劲儿地自责自己混账,辜负了皇帝的圣恩。这个情况反馈到乾隆那里之后,兴致好的乾隆见了尹嘉铨。

一见之下,乾隆先是声色俱厉地数落尹嘉铨的罪行,破口大骂,骂够了,然后宣布赦免其罪,放他归田。在尹嘉铨千恩万谢之后,乾隆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尹嘉铨回答道,说他已经年过七十了,余下的岁月,唯有天天焚香祷祝皇上万寿,争取活到一百岁,不敢一天间断,多一天就多祷祝一日。这样的超级马屁,惹得乾隆大笑——太受用了。尹嘉铨最终以这样一个超级马屁,放过之后,回家养老了。

清朝皇帝提倡理学,为的就是让臣子安分守己,老实效忠。康乾年间的理学家,个个都是规规矩矩装孙子的宝贝。说他们虚伪是可以的,像汤斌那样,位极人臣,总是穿补丁裤子在人前晃来晃去,但说他们会有什么悖逆犯上的言论,打死他们都不敢,做梦都不敢。查案的人把尹嘉铨的所有著述查了个底朝天(当然,顺便把家产也抄光了),能找到的所谓罪证,也就是他的有关“名臣”言论,连个“帝王师”的话,都是他引用的。

就是请求皇帝答应让他老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固然有沽名之嫌,但也是一片孝心,又能犯到哪儿呢?根据这点事,就把个三品大员凌迟处死,株连三族,即使批判从严,也忒过了些。“文革”的一打三反整人,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也到不了这个地步。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搞运动,有传统。当年乾隆大兴文字狱,风气所被,很有点像政治运动,赶上运动,必然倒霉,具体办事的人,都是株连唯恐不广,整人唯恐不死的主儿。不这样,就不能让主子开心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