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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乾隆评古代帝王 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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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专门祭祀古代帝王的皇家庙宇,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在该庙的景德崇圣殿内,供奉着188位古代帝王的牌位,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崇祯。乾隆与历代帝王庙有着不解之缘,他曾经六次亲祭帝王庙,并且重修殿宇,在庙内留下四座石碑。这些碑文记录了乾隆对入祀帝王的评价,同时也反映出他治理国家的心路历程。

乾隆三年(1738年),28岁的弘历第一次到历代帝王庙祭祀。据《清史稿》记载,这一年水灾、风灾、旱灾、雹灾、蝗灾频发。十一月宁夏、甘肃发生特大地震,地震又引发火灾、河堤决口。乾隆紧急调拨兰州库银二十万两,并且派专员去赈济,次年他还免去了灾区的所有额赋。亲祭帝王庙之后,乾隆作了一首《礼成纪述八韵》。诗中写道:“志曾希舜禹,心媿作君师。”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心怀大志,但是对于如何驾驭这个庞大的国家,他还有些惶恐不安。

乾隆九年(1744年),34岁的乾隆第二次亲祭历代帝王庙,这次祭祀没有留下什么感言。为了修缮帝王庙,乾隆从二十七年开始,将景德崇圣殿的顶瓦换成黄色琉璃瓦,并且将主体建筑的外立面换成金龙和玺彩画,从而将正殿的规格提高了。完工后,乾隆于1764年第三次亲临致祭,并且写下《历代帝王庙瞻礼诗》和《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镌刻在石碑上,立于帝王庙西南碑亭。

这一年是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一年。1644年甲申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开始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巧合的是,这一年也是甲申年,只不过时间已经过去120年,正好两个甲子。是年乾隆54岁,而这一阶段也是他统治的巅峰时期:先后平定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并且在新疆设伊犁将军。此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疆域辽阔,乾隆本人也是踌躇满志,颇为自得。

《历代帝王庙瞻礼诗》开头便说:“三皇五帝道功崇,历代君王懋建中。虽是乘除抚人世,莫非兢业代天工。”其意是说三皇五帝的功德崇高伟大,其他君王也都有勉力建业之功。虽然世事消长引发朝代更替,但是帝王们没有不兢兢业业、代天职事的。这首诗既是对古代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是对自己的肯定。

在《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中,乾隆强调要“观德”。“观德”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乾隆认为,“观德”并不是单纯的歌功颂德,而是观察并且引以为戒。他举例说:周人曾经被商王朝监管,一旦周灭了商,就称自己是正统,而把商叫作“胜国”,就是被灭之国,这种朝代的更替能不让人警惕甚至害怕吗?所以乾隆说,如今把各个朝代的帝王聚于一室,不仅仅是为了效法,还要从朝代的兴衰更替中吸取教训。“观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这才是乾隆的“观德之意”。

乾隆四十年(1775年)农历二月, 65岁的乾隆第四次来帝王庙祭祀,并且写下《躬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有述》。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对古代帝王有了新的认识。他在诗中写道:“圣惟吾法庸吾戒,法者实稀戒实多。”意思是说:我要效法那些圣贤之君,对那些昏庸之君则要引以为戒。然而纵观庙里入祀的这些帝王,值得效法的实在太少了,要引以为戒的却实在太多了。相比上次祭祀提出的“法、戒并举”,这次乾隆更强调“戒”。

乾隆于四十八年(1783年)农历三月,第五次来帝王庙祭祀。此时乾隆年逾古稀(73岁),他写下《癸卯暮春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诗的大义说:“我摆出供品请帝王们飨用,史书记载的朝代更迭则让我心生畏惧。祭典完成之后起驾回宫,我还频频回首,思绪万千。”此时乾隆已经暗下决心,要对帝王庙进行改革了。

明太祖朱元璋最早在南京建帝王庙时,只供奉16位帝王、37个陪臣。清代康熙皇帝在去世之前提出:“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雍正秉承康熙遗愿,将入祀人数增加到164位帝王、79个陪臣。乾隆认为,康熙、雍正的做法是“至大至公”。其实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就增加一人入祀,他就是明朝建文帝。乾隆在谕旨里追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并且将其牌位放在明太祖的牌位旁边。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下了一道很长的圣谕,对帝王庙入祀帝王的增减做出较大变动。乾隆首先肯定了崇祯皇帝。他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所以,乾隆把崇祯的牌位添进去,而不入祀万历、泰昌、天启,在乾隆看来,实乃“千古大公定论”。

出于类似考虑,乾隆又增加了唐宪宗、金哀宗。他认为,唐宪宗时,藩镇的节度使拥兵自重,宪宗征讨节度使,使藩镇相继归顺朝廷,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他“在有唐一代中尚属英王”。宪宗晚年被宦官杀害,并非无德,所以应该入祀。至于金哀宗,乾隆认为,金哀宗生不逢时,他继位后也曾进行改革,但由于之前的海陵王淫虐失德,金国大势已去。后来蒙古铁蹄南下,金哀宗无力回天,“自缢殉国”。他与崇祯帝的命运相似,所以应入祀帝王庙。乾隆并非一味地增加,他撤掉了东汉桓、灵二帝的牌位。桓帝崇尚佛道,沉湎女色,致使宦官掌权,酿成“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的灵帝更加昏聩,宦官专权达到顶峰,大批的士大夫被处死、囚禁或流放,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乾隆认为,东汉之亡,亡于桓、灵之手而非汉献帝。桓帝、灵帝这两个“昏暗之君滥叨庙食”,现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

在谕旨中,乾隆正式提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他说,中华统绪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缺环,就是因为议礼大臣抱有南北之别、高低之分的偏见。所以乾隆下旨,增祀东晋、南朝、北魏、五代十国的皇帝,加上唐宪宗、金哀宗,计25帝,使帝王庙的入祀人数增加到188人。为了表示对这次增祀的重视,五十年(1785年)仲春,乾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帝王庙祭祀。如今矗立在历代帝王庙里的三座碑亭,都与乾隆第六次亲祭有关。

东南碑亭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亭内所立之碑,碑阳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所书,碑阴是乾隆五十年(1785年)写的《仲春祭历代帝王庙礼成述事》。乾隆之所以选择在父皇所立之碑的背面刻字,是因为父子二人讲了同一件事,即为什么增加入祀帝王的人数。乾隆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同年秋天,他派大臣和坤等人督办,新建了正东碑亭、正西碑亭,五十一年开工,五十二年建成。

1785年对乾隆来说极不寻常,这一年是乾隆执政五十周年,当时他已经75岁。回首往事,乾隆心中必定感慨良多。所以在正东碑亭的碑文中,乾隆把自己对帝王的评价和执政心得都写了进去。

正东碑亭内立有乾隆五十年(1785年)写的《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碑文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所以,皇帝不应该有民族和地域的差别。乾隆增加了25位皇帝,从而将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明末的中华帝王世系串联成线。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对执掌国政越来越心存戒惧。在这篇碑文中,他重申“法戒”,即效法好皇帝,对昏君则要引以为戒:“孰可以为法,孰可以为戒,万世之后,入庙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惧耶!”

正西碑亭与正东碑亭同为乾隆五十二年建成。与正东碑亭内洋洋洒洒的碑文相反,正西碑亭仅立一座无字碑,碑的正、背面没有一个字。

乾隆26岁登基,实际执政63年。他大力推行重农政策,多次蠲免钱粮、税赋,缓解了社会矛盾;他果断出兵,平定叛乱,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封建政权;他命人编纂《四库全书》,为保护和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疆域广袤,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是大清王朝的巅峰时期。然而他又好大喜功,连年用兵,耗尽国库积蓄;六次南巡,铺张奢华,劳民伤财;晚年宠信大贪官,吏治腐败,贪官盛行;他大兴文字狱,销毁民间书籍,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当时西方已经吹响工业革命的号角,中国却还在封建的土地上缓慢前行。事实上,大清王朝到乾隆这里盛极而衰,留给嘉庆的是一个烂摊子。对于自己的是非功过,乾隆应该是有一定认识的,也只能交给后人来评说,所以才会留下一座无字碑。